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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大動作回應 卻說不清楚的真相

今周刊整理

焦點新聞

1021期

2016-07-14 09:29

7月13日下午,最新一期《今周刊》雜誌還沒上架,台灣中央銀行已經發出33頁的新聞稿,全力「回應」才剛印出來的雜誌。新聞稿還不夠,央行還特地發函給台灣各大公營行庫,以「端正視聽」。
面對民意監督,央行擺出來的姿態,央行厚厚的澄清說明中,對《今周刊》許多質疑卻依然交待不清。

“目前台灣央行的理事會成員都是兼任,真正專任的,只有總裁和副總裁。理事會每1季最後1個星期四才開一次會,這3個月,我們就靠央行經研處寄給理事的資料,了解國內外經濟情勢。我個人認為這些資料有幫助,但如果理事是兼任的話,他平常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我猜也很難仔細看資料。”
                                                                               
這是在央行擔任理事13年,台大經濟系專任教授吳聰敏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的話。

“理事會如何開會?央行會先報告過去經濟情勢,資料詳盡;但是報告最後一張投影片,不會在會前資料出現,那張投影片是最關鍵的。最後那一張投影片就是:今天從央行角度來說,建議升息、降息,或維持不變。

假設,今天那張投影片建議降息半碼(0.125個百分點),這時總裁就會說:「我們今天的建議,是根據前面這些報告所下的結論,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在一個2、30人開會的場合進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其實很難。因為是兼任,平常可能不會做任何研究,突然之間要他說出有水準的意見也很難。

如果理事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討論到最後,通常是主席裁示:「這位理事先生的意見,我們下次會好好考慮一下。」(記者問:下次有考慮嗎?)當然很難。除非列入會議紀錄,否則很難判斷到底有沒有納入。”

這樣的理事會,真的可以產生出好的政策嗎?吳聰敏並不這麼認為。

“現在的制度,討論真的有難度。因為我們理、監事會一起開,整個會場大概有2、30位,人非常多。央行監事的任務與貨幣政策制定無關,為什麼要一起開?我也不知道。但這樣要創造一個好的貨幣政策的討論,我認為,可行性滿低的。

有一次,我本來想提央行「拉尾盤」(編按:央行在外匯市場尾盤進場作價)這件事沒有意義,還產生企業製作財報的困擾,央行也不曾對外解釋。後來我沒有提出。因為在理事會裡的氛圍就是:即使提出,央行就說「喔,意見不錯。」但也不會改變央行的作法。”

「什麼!連他也不敢出來講?原來大家都這麼怕死?」一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得知許多經濟學者都不願意接受《今周刊》採訪,驚訝地說,「『那個人』就是比較…那個…我們也很怕……。」這名教授含糊吞吐,像怕洩露了《哈利波特》大魔王佛地魔的名字一樣。

「我們這次採訪,不具名吧?你千萬不要寫到我的名字!」當我們一再保證不會洩露身分、任教的學校及系所,這名大學教授才放下了防備,說出真話:
「央行啊,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大的惡勢力!」而他口中的「那個人」,就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

「我們的央行總裁,非常強勢。他就是不希望有人評論他的意見。他就是會霸凌,不希望大家去碰。」這名教授說:「但如果你去問,大家都不會覺得彭淮南做得好。」

然而,即便台灣經濟已走入史上罕見的谷底,即便台灣已被美國點名為主要貿易夥伴中,「唯一」進行匯市干預的國家,未來不排除對台祭出貿易制裁,但,與這些迫切危機直接連結的匯率政策,卻仍然不是社會的關注焦點,遑論「受到公眾監督」。

台灣的貨幣與匯率政策,真的存在一股令人畏懼的「惡勢力」嗎? 一切,可以從一場學術研討會開始講起。

11年9月,台大公共經濟研究中心正準備舉辦一場「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座談會。宣傳發動之後,主辦單位接到了一通電話。

「在辦之前,央行那邊就打電話過來了,問我們是不是能夠不要辦啊!」這名不願具名的相關人士說。明明是學術界的論壇,為什麼還沒有辦,央行就這麼怕,企圖「搓掉」?「它通常也不需要給什麼理由。我們就說,我們都邀請(講者),也開始宣傳了,怎麼行呢?不會屈服啦。」這名人士說。

當天出席論壇的前央行副總裁、前金融研訓院董事長,現在是東吳大學講座教授的許嘉棟,證實了這名人士的說法。「央行對於不同意見,會不高興。」許嘉棟說:「所以,他們(台大)也在斟酌要不要辦。」「台大本來就是標榜學術自由,覺得是可以討論的,所以台大還是認為『該辦』。」

論壇當天,根據《中國時報》報導,當時央行派出多名官員「全程監聽」。「那天請來的講者,4位,我們原本都跟他們說,要講台灣的貨幣政策。結果有3位都講美國的貨幣政策,只有許嘉棟老師很『勇敢』,講了台灣的貨幣政策。」這場活動的相關人士說。

事實上,當天講者台大經濟系教授李怡庭,也討論了台灣央行的政策影響,但所有的焦點都放在許嘉棟身上。他在這場論壇中,指出央行發行大量貨幣,造成市場資金浮濫,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不利金融業發展;以及為了協助出口而「阻升不阻貶」,造成一連串的經濟代價。

對此,央行表示:「本行宣布於11年9月29日舉行理事會,旋獲悉某中心將於同月23日舉辦『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座談會,因依本行理事會會議規則,本行同仁於理事會前10天為緘默期,不得對外發表貨幣、信用及外匯相關議題之意見。該中心之會議日期恰在本行緘默期內,本行與會者將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曾建議該中心延後舉辦該座談會,惟未被接受。」

不過,《經濟日報》 報導,央行經研處時任副處長林宗耀當場反駁許嘉棟,央行的「緘默期」說法令人疑惑。而這一段對央行政策的30分鐘批評,與接下來許嘉棟及金融研訓院長達數年的困擾,是否巧合,值得玩味。

座談會第二天,是周六假日,央行卻像全年無休似地,在緘默期緊急發出澄清稿反擊,痛批許嘉棟在座談會中所說的內容「與事實不符」、「毫無事實根據」。央行發新聞稿反擊外界批評,是家常便飯;但是對許嘉棟來說,緊接而來的,是更大的精神折磨。

「神經病!」11年9月28日,座談會後5天,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時,立委費鴻泰上場,對著以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身分出席的許嘉棟大聲訓斥。

「我建議你立刻離開這個位置(編按:要求辭職),對於匯率,有的人會虎視眈眈,有多少豺狼虎豹在那裡?你是不是豺狼虎豹?」「我懷疑你後面有陰謀,你後面有動機。」

費鴻泰更在隔年三月財委會上指出:「金融研訓院開了那麼多的課,賺了那麼多的錢,他(許嘉棟)統統都來修理央行的利率政策、匯率政策……,我覺得他有問題。」「大家懷疑他搶(央行總裁)位置。」

過去許遠東任央行總裁時,立委還會在質詢時指責其功過;現在立委則一面倒,主動「處理」央行的異議者。12年,金融研訓院的預算刪減項目明顯增加,餘絀預算在12年是1894萬元,比前一年減少一千多萬元;13年只剩一百多萬元。許嘉棟則在14年屆滿退休。

「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啊,在立法院被講成那樣……」回想起當時的情況,許嘉棟的話停在中間,將近一分鐘,沒有再說話。

看到許嘉棟的下場,誰有膽子再對央行政策說一句話?台灣的貨幣政策有如被設下了戒嚴令,下令者是央行、央行經研處就是憲兵隊。而我們的新台幣,也就像是央行總裁的禁臠,它的利率、匯率該有什麼樣貌,除了總裁,不容他人置喙。任何關於央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幾乎都會接獲央行「指教」。

一名大學教授就說:「我之前在媒體上登文章,討論央行政策。結果在央行工作的學生私下來說:『老師,你怎麼搞這麼大,害我們緊急開會。』星期一登,央行星期二就(打電話)來了。」「就是很多這種例子。不一定是很強烈的施壓,但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談。」

「彭淮南很愛講財政政策,說房地產稅制、所得稅啊這些問題,」另一名學者說:「但是他就是不准別人講貨幣政策。只要一講,就會拿很多論文來反映。」

事實上,央行對學術論文的「容忍度」,也受到不少學者質疑。一名曾經受央行委託研究的學者就指出,央行在聽完他的研究期中報告後,直接對這名學者說「你的報告結論不能這樣寫」,硬是要修改為央行希望的結果。

對此,央行表示,央行每年委託學者專家進行學術研究,每一次的委託研究皆包括期中與期末報告的討論會,除邀請行外的學者專家來行評論,本行業務相關人員也會出席,針對報告的研究方法適當與否、推論過程是否嚴謹等等,提出建言,以使得委託報告內容更為充實、完整,這也是政府各部會委託研究報告必經的過程。上述過程自不能誤解為央行「會希望學者調整研究結果,導向與央行政策相符研究的結果」之說法。

這股寒蟬效應,在媒體界也一樣。

一位已卸任的財經官員在媒體聚餐時,被問到「台灣匯率政策」,他笑著說:「我們就不要談這個(匯率)了吧,好不好?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嘛!」在場記者也都笑著不再追問,彼此心知肚明,就怕央行隔天拿自己開刀。

另一名時常在媒體上批評央行政策的學者,甚至被媒體下了「封口令」。這名學者說:「他們(媒體主管)就說,實在對不起,央行來關切,之後最好不要再登我的文章。」「央行坐擁一堆博士,不好好來做研究,每天把精力花在擋這些有的沒的!」

「央行有點過於強勢了,對外界、媒體都不夠謙虛。」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說。「你們媒體們去討論,讓他(指彭淮南)有一些壓力,平衡一點,我覺得是好事。但反過來說,台灣現在很多中央部會,都被媒體罵趴了,現在還站著的,就只有一個人(指彭淮南)。所以我倒還希望,多數部會像彭淮南那樣,強勢一點。」

在18年的「洗腦」下,「彭神」的稱號在民間越來越響亮,民眾對貨幣政策的認知,卻也越來越模糊。而18年來,在央行內部的聲音,也慢慢只剩下一個。

1998年彭淮南接任總裁前,央行副總裁中,有一位多由外部金融界人士、學者擔任,如邱正雄、許嘉棟、陳師孟等前副總裁,對貨幣政策都有自己的一套論述;然而98年後,央行的副總裁卻大多由央行內部調升。現任兩位副總裁楊金龍與嚴宗大,都在國外拿到博士後回國,進入央行超過20年,專業素養不容懷疑,但在彭淮南18年來的強勢主導下,對貨幣政策的看法難說不會被同化。

如同擔任13年央行理事的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所描述,央行最高決策單位「理監事會議」,完全沒有細緻討論的空間。在央行理事會規模龐大、且理事均為兼任性質的情況下,台灣的貨幣政策決策,也只剩下一個聲音。

從外部的學界、媒體界,到內部的副總裁、理事會,央行造就了一個「無人能反對彭淮南」的制度,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全部噤聲。

然而,當你封住一個人的嘴,你不能證明他想說的是錯的;這只能證明,你害怕他可能說出的真相。央行一再害怕別人說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今年4月29日,美國財政部發布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外匯政策》報告,提出貨幣操縱國的「觀察名單」。名列觀察名單的台灣,是所有美國貿易對手中,唯一一個被指出「干預匯率」的國家。

不過央行假裝沒看到,只指出台灣不是「匯率操縱」國。即便台灣經濟已走入史上罕見的谷底,即便台灣已被美國點名為主要貿易夥伴中,「唯一」進行匯市干預的國家,未來不排除對台祭出貿易制裁,但,與這些迫切危機直接連結的匯率政策,卻仍然不是社會的關注焦點,遑論「受到公眾監督」。

央行一再強調,新台幣匯率是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但央行也同時肩負「穩定對外幣值」的責任。中經院院長吳中書解釋:「台灣資本市場屬於淺碟型,加以管理,並不是壞事。」因此認同央行穩定匯率的作法。許嘉棟也認同:「央行要穩定匯率,我個人是贊同的。」

「但是,什麼叫穩定?」許嘉棟提出了關鍵問題。

吳聰敏指出:「只要他(彭淮南)認定外匯市場有不正常的波動,就會把法令條文拿出來干預。」但「怎麼解釋不正常波動?這就有很多空間了。」他進一步解釋:「如果今天台灣出超增加,照道理,匯率應該就會升值。市場力量本來會讓你升值,但央行就可能界定這一波動不正常,要干預。」

以台灣長期的兌美元匯率與台灣出超變化,就可以看出來,在彭淮南上任後,無論台灣出超如何增加,新台幣匯率一直限縮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也就是說,因為出超,市場力量本來能把台幣匯率合理地向上推升,彭淮南卻把這股力量解釋成不正常波動,進行干預。

在正常情況下,台灣如果出超增加,代表台商多賺了美元,會再把美元換成新台幣消費,因此,「把美元換成新台幣」的數量增加了,新台幣的需求增加,長期來說,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就會自然升值。

但是升值會造成台灣出口價格競爭力下降,這時若要維持新台幣的匯率穩定,央行可以反過來「發行新台幣(印鈔票)買美元」,增加美元需求,讓匯價穩定。

長期下來,新台幣就會「該升值而未升值」。不只如此,許多學者也指出,當新台幣貶值時,央行傾向放手不管,也就是所謂的「阻升不阻貶」。同時,因為央行買進大量美元,我們的外匯存底也會因而增加。

因此,台灣外匯存底增加,並不如外界印象中,全是台灣「賺來的」,而是台灣印鈔票干預匯率的結果。台灣的經濟,在該升而未升的新台幣環境下,也就不斷保持出超及出口價格競爭力;同時,央行的外匯存底增加,也是央行不斷印鈔票買外匯資產(主要為美國國庫券、公債)的結果,形成「不斷賺錢、借錢給美國」的怪象。

台大經濟系教授陳旭昇就在一篇 《央行阻升不阻貶?再探台灣匯率不對稱干預》論文指出:

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台灣央行不願公布外匯買賣的歷史資料。」「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央行,已公布外匯干預的歷史資料。舉例來說,如澳洲、瑞士、德國、義大利、日本、墨西哥、土耳其及美國等。

從央行理事會的「一致通過」,到學者的無奈、人民的無感,這彷彿是個沒人討論貨幣政策的國家。渾然之間,台灣不僅成了全球唯一被美國點名的「匯率干預國」,還出現許多罕見怪象:我們的央行每年盈餘繳庫占歲入比重高達一○%,以至於國家財政竟然與央行決策高度連結;我們經過購買力平價(PPP)後的GDP,遠高於以美元計價的名目GDP,這是相對落後國家才有的特徵。

種種怪象,是台灣當前許多經濟問題的根本源頭;扭轉的第一步,則是重新認識那個與你我生活緊密連結、但卻像被蒙在霧裡的貨幣政策。

而台灣的購買力,也是央行不斷灌輸民眾的觀念之一。對於台灣的名目GDP被韓國超越,央行總是以經過物價調整後的實質GDP(PPP GDP)為理由,告訴我們「台灣民眾的生活成本相對較低」。央行因此告訴民眾,台灣較日本、瑞士等國,「民眾的國內實質購買力相對較高」。

「經過PPP調整後的GDP,的確有反映生活水準,但這樣的回答有點自我安慰。」朱敬一評論:「台灣的經濟,有問題就是有問題,不是用另外一個數據看,就沒有問題。」

從《今周刊》在今年六月間進行的問卷調查也顯示,大部分民眾都認為,台灣雖然經PPP後的人均GDP很高,但無法反映真實的生活水準。央行苦口婆心,也喚不回台灣人對經濟的樂觀。

而低薪資、低物價,讓大陸遊客來台觀光時驚呼「好便宜」;除了商品便宜,也讓台灣的人才變成「好便宜」,進一步加劇台灣的人才外流。

「央行的說法,等於在告訴民眾:要嘛,你就永遠龜縮在台灣,不要出國;要嘛,你就不要留在台灣工作。」一名智庫主管也指出:「低物價政策,讓台灣變成『低邊際利潤國』(low margin country)。物價低,但廠商利潤也非常低,造成薪水也非常低。這也是央行阻升不阻貶,讓產業過分依賴低匯率的下場。」

一名大學教授說:「我們每次去日本或瑞士旅行,都會覺得當地的東西很貴、物價很高。如果要你選的話,你會選像台灣這樣低物價、低薪資;還是像瑞士那樣高物價、高薪資的國家?」

而瑞士這個高物價、高幣值的國家,看法就和台灣央行相反。「的確,瑞士的高物價、高幣值,讓我們的某些東西顯得比其他國家貴,特別是在一些勞動密集的產業,例如剪頭髮。」瑞士央行首席經濟學家科力(Ulrich Kohli)曾在一篇名為「瑞士的成長赤字」(Switzerland's Growth Deficit)文章裡指出。

「但是我們不會每次剪頭髮,都飛去希臘或是馬來西亞。」也就是,內需產業不會受影響;相反地,瑞士購買其他國家進口的東西,因為高幣值,成本較低。「因此我們的高薪資,換來的是貨真價實的高購買力,這絕不是幻覺。」相較起來,央行口中「台灣的實質購買力較高」,不就是幻覺嗎?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國內、國外差距,也就是「購買力幻覺」,用PPP後的GDP與名目GDP的比率來比較。在各國比較中可以看到,有貨真價實購買力的瑞士,在光譜的最左端,而台灣則落在與中、低所得國家同列的右端。

瑞士央行在2015年《放棄瑞郎兌歐元匯率上限》的報告中就表示:「因為歐元大幅貶值,造成瑞郎兌美元過分貶值。因此,過去的匯率政策已經不適用。」有學者就指出,讓瑞郎放手大幅升值,就是為了維護瑞郎的對外購買力。

反觀台灣,自1998年彭淮南上任以來,我們的「購買力幻覺」越來越強。近幾年研究台灣匯率政策的前立委沈富雄就指出,原本台灣還在先進國家之列,但98年之後,便一路向開發中國家靠近,和我們外匯存底增加的速度,幾乎一致,也讓我們的名目GDP占全球比重逐年下滑。

只是,這些東西,沒人敢說。中經院院長吳中書雖然對央行政策讚譽有加,也敬重彭淮南,但他也指出:「假設是用更開放的態度,讓大家來討論,不是央行一肩扛。民主社會,也不用反應得這麼敏感,社會自然有公道。」

的確,台灣未來會面對的經濟結果,得從現在開始討論。貨幣政策中的許多制度,也得從現在開始改變。在位18年,從一手掌控的理事會、強力壓制輿論、到不可或缺的繳庫大戶,彭淮南創造了一個央行體制:一個只有彭淮南自己能維持的體制。這一切,都可能只是幻覺,當彭淮南卸任時,幻覺就將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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