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二○○九年在《QS亞洲大學排名》不過第十，去年躍升冠軍，關鍵說穿了，就是重金攬才、給予足夠的資源，以及大學鬆綁。新加坡這一套積極手法，台灣該學嗎？能學嗎？
以《QS世界大學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來看，新加坡國立大學分別從二○一○年的三十一名、三十四名到一四年的二十二名、二十五名，台大卻始終無緣前五十名。
去年新加坡國大在《QS亞洲大學排名》，更從○九年的第十名一躍攻占排行榜冠軍，在亞洲大學中排名第一。
現於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任教的杜本麟，曾先後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大任教，他根據多年在海外任教的經驗直言：「各國都在做指標性大學，尤其在亞洲很明顯。台灣學校絕對有進步，但是相對其他亞洲國家，進步幅度沒有比人家大，就是退步。」
殘酷擂台逼出實力 目標明確、待遇敢給 老師績效壓力大
新加坡國大校長陳祝全也認為，亞洲大學在資源投入與研究成果的增加，使未來亞洲高校的排名將快速上升。不過，這番競爭到前二十名時會越來越難，因為前二十名皆屬成名已久的世界級大學，教授與學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也因此，新加坡國大的進展更顯難得。
「這要歸於幾個因素：一流的人才、打造讓教職員與學生都能發揮才能的環境、政府支持，還有二○○六年的法人化，讓國大在治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權，」陳祝全這麼說。法人化讓董事會享有更大權責，例如以往政府編列的預算受限於法規，都得想辦法花掉，法人化後就變得精打細算；同時掌握更大的人事權，如果表現不好，即使是校長也得下台。
問及頂尖大學的必備條件，陳祝全的首要回答就是人才，「任何一所大學要朝環球卓越指標邁進，必得先建立起一支陣容龐大且實力雄厚的教學人員、學生團隊。」
曾受新加坡國大重金禮聘的優秀人才，包括成功複製桃莉羊的艾倫．柯爾曼（Alan Coleman）、量子信息科學的權威之一、牛津大學教授阿圖爾．艾可特（Artur Ekert）等，這些頂尖教授到該校建立研究團隊，吸引更多優秀學者前往新加坡。他們對於學生的指導激勵與新加坡國大名氣的提升，造成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
杜本麟就說：「新加坡的平台很好，但也很殘酷，能存活下來的教師也不多，資源都要靠自己爭取。新加坡的目標相當明確，它今天設定的目標是世界前三十名學校，它的要求比照世界前三十名左右的學校，那些教授做什麼？在什麼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老師的績效指標就是這些。達不到就要請你走路。」
相對的，新加坡大學也提供比擬前三十名學校的給薪和研究環境。甚至這幾年，新加坡國大已經不再看別人做什麼了，「新加坡國大現在問的是，『你現在做什麼研究是可以讓別人來學的？』」杜本麟說。
新加坡國大的戰略目標很明確，陳祝全說：「要成為一所立足亞洲的世界級領先大學！」，世界級的概念要具體化，就是落實國際化。
新加坡國大除了向全世界招募頂尖的教師人才，也致力讓學生與國際接軌，「迄今，國大本科生當中，約七成至少有過一次海外教育學習體驗。」
跨國合作拉高視野 人才移動便利 全球化不只是口號
世界級的含意，也意味著國大不能僅是新加坡國內的一所大學，必須是全球頂尖學府的門戶與橋樑，「國大與世界多所重點大學建立夥伴關係，共同開辦的聯合、雙學位及學位學程達七十項，包括杜克—國大醫學研究生院、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等等。在矽谷、紐約、斯德哥爾摩等處設立國大海外學院。」
新加坡國大成功國際化而創造人才的磁吸效應，但台灣在鋪天蓋地的國際化大浪下，卻是節節敗退，止不住人才外流。說穿了，新加坡國大脫穎而出，靠的不外是人才、資源與自主權，但這些，台灣能學嗎？若再不學，趕不上全球化的潮流，過去我們引以為傲的優秀均質人才，也會一步步失去。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國際學生占3成，並有7成學生有海外學習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