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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張忠謀的稅改諍言

評張忠謀的稅改諍言

2008-06-05 17:18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應玉山科技協會與李國鼎基金會之邀,以「知識經濟的問題與挑戰」為題,公開指出:知識經濟將會讓M型社會更加惡化,要預防這種狀況,可從對窮人減稅,富人增稅做起。張忠謀董事長的一席話涉及了三個層面。

第一是現行的所得稅制,他認為綜合所得稅率四○%以上的納稅人,還要再往上課徵稅收,可是下面三三%、二一%、一三%與六%等級數的納稅人,應該再把稅率降低。

張忠謀舉兩三年前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國最高收入的前三十人,平均稅負只有他們收入的一○%,顯示高所得的人避稅有方。


 
張忠謀的稅改說法 徐旭東反對

從這個概念延伸出來,張董事長建議應該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這是一個三十年來國人爭議不休的議題;張忠謀直指證券交易所得應課稅,當然會登上報紙的一版頭條。另一個值得佩服的道德勇氣是,張忠謀一改昔日反對《促產條例》要落日,他力主應讓這個制度壽終正寢;而且,這多出來的一千多億元稅收,也不應該再規畫營所稅,把政府增加的稅收還給企業。

正值五月三十一日的納稅大限,張忠謀提出稅改新主張,的確增加了討論的議題。不過他的談話,立刻招致遠東集團徐旭東潑了一盆冷水。徐旭東認為減稅才能吸引投資人,他認為稅制改革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

顯見,加稅、減稅各自有不同的立場;就跟遺贈稅要不要調降,及蕭萬長副總統提出的負所得稅制,都引來不同意見的論辯,顯然新政府未來面對的稅改爭議,仍是一個嚴厲的挑戰。

的確,在五月二十日新內閣上台後,就有國內媒體以「劉內閣罩門:通膨+稅改」為題,深入探討劉兆玄內閣面對著巨大挑戰。

這其中,通貨膨脹的問題在油電價格鬆綁後,立刻首當其衝。目前,亞洲各國都陷入通膨的重大挑戰,像是越南首季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達二五.三%,通膨已到失控地步,印度CPI達到九%、中國達八.五%、香港達六.三%、新加坡也達六.七%。油價大漲,讓全世界政府都大感吃不消。不過通膨變數是全球性的,不是台灣政府可以完全主導。

至於稅改,成敗完全操之在新政府。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雖然執政初期對稅改有很多新主張,但都在各方爭議中,最終仍回到原點。

例如,陳水扁前總統執政初期就表示要降低、甚至是廢除遺贈稅,但馬上遭到社運人士「劫貧濟富」的批判,最後八年執政過去了,遺贈稅率調整仍然「不敢輕舉妄動」。軍公教免稅取消,也在爭議中不了了之。扁政府時代,通過的一項比較具體的稅改方案,只有「最低稅負制」與電子業員工分紅費用化。

現在新政府接手了,很多人對稅務出身的財政部長李述德寄以厚望。李述德部長上任後也對稅改發表主張,他認為即使要加稅,也要加得合理。

李述德部長認為,稅改沒有絕對,只有相對,前提是量出為入,讓資源分配達到最適規模。他認為營所稅、綜所稅,甚至復徵證所稅,或者是開徵能源稅,都必須從整體考量。李述德還提及租稅理論與時俱進,稅改要能促進經濟成長,才能創造良性循環。他特別提及《促產條例》與遺贈稅改革,如果只有科技新貴與少數人得利,就應該檢討,而這正是當前兩個最敏感的稅改議題。

張忠謀董事長從M型社會愈來愈嚴重的趨勢,提出要對富人課重稅,給窮人減稅的觀念,這是很有道德勇氣與社會使命的發言。不過徐旭東指出只有減稅才能吸引投資,也是一語中的的談話。


 
收不到稅 還讓資金往外逃

加稅、減稅原本就沒有標準答案,而到底該加誰的稅?也很容易引發一場社會論戰。追本溯源是,台灣需要一套有全球競爭力的稅制;因為稅率高,並不一定可以課得到稅。尤其是全球化後,天涯若比鄰,資金無國界,假如這個地方的稅比另一個地方的稅高,人才與資金都會往稅率低的地方移動。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藝術品的拍賣。九○年代,蘇富比、佳士得的亞洲總部都在台灣,每一年的春拍與秋拍,佳士得與蘇富比都拍出好成績,但是課稅的問題解決不了。

最後,佳士得與蘇富比都把拍賣總部移師到香港,今年佳士得香港春拍各項拍品成交逾九十億港元,全世界的藏家都聚集到香港,造成香港飯店一房難求。如今台灣本土拍賣公司要被課稅,國際拍賣公司不要課稅,造成本土拍賣業者連生存都困難。

今年香港力爭要成為世界的紅酒交易中心,香港特區政府也宣布撤銷紅酒稅,結果闊別香港十年的VINEXPO立刻重臨香港,甚至稱「香港最有能力成為葡萄酒中心」。全球最大的紅酒拍賣行邦瀚斯(Bonhams)立刻在香港舉辦紅酒拍賣會,第一場拍賣成交金額就達一一五○萬港元。

過去香港沒有調降紅酒稅前,紅酒的收藏家在國外購得名酒後,都會先放在稅率較低的澳門,然後再偷運回香港。香港免除紅酒稅後,一些好年份的紅酒,如一九八二、一九八五、一九九六、二○○○年的紅酒,紛紛成為買家下手的標的;像是一九八二年的CHATEAU、LAFITE,十年前身價約八千港元,亞洲金融風暴後一度降至六千港元,最近已炒高到三萬港元。

根據統計,二○○六年葡萄紅酒總銷售約三○七億瓶,到二○一一年,會再成長一○.八%。其中香港會上升到三一二○萬瓶,而中國需求會達十一億瓶;香港取消紅酒稅,完全看中了中國未來的潛在需求,用低稅率來鞏固交易市場,這是香港最具競爭力之所在。

去年香港與新加坡不約而同,都因為政府有巨額財政盈餘,新加坡每人退稅四千星幣,香港則退稅二.五萬港元。香港稅務局最近公布○七/○八年稅收總額達二○○六.九八億港元;比前一年度一五五一.○一億港元,稅收增加了四五六億港元,成長了二九%,其中,有七成是來自利得稅與薪俸稅。

香港經濟轉旺,企業及上班族大豐收,港府稅收也創了新高,其中又以年薪超過九十萬港元以上的人士成長最大。還有股市、樓市交投暢旺,單單股票印花稅收入就高達三五四億港元,比前一年度成長兩倍。而房地產的印花稅一五七億港元,也成長了六二%。還有香港的博彩收入一年達一三○億港元,其中賽馬博彩達八十四億港元,足球博彩收入也有三十億港元。香港的稅率低,但是因為「近悅遠來」,港府庫房收入卻是「荷包飽滿」。

台灣未來的稅改,除了李述德強調的「量出為入」外,必須考量台灣稅負的競爭力。

我們就以遺贈稅為例,香港在○六年二月十一日正式宣布取消遺產稅,從當時到現在的兩年多當中,香港股市從一萬六千點大漲到三一九五八點。○五年底香港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約四.五兆港元,取消遺產稅一年,資產管理的金額就增加到六.一五兆港元。香港每年課到的遺產稅大約只有十五億港元,取消遺產稅即有一.六兆港元的資金淨流入,對香港來說,這是本小利大的生意。


 
稅率再高 收不到錢也是空

目前放眼華人社會,包括中國、香港、新加坡,就只剩下台灣仍課徵遺產稅,且稅率仍高達五○%。今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也把原本兩級制的遺產稅取消,使得這兩年之內,香港與新加坡全都成了沒有遺產稅的地區,當然會產生加速吸引資金流入的效果,對台灣的衝擊加大,事實上,遺贈稅原本就有重複課稅的爭議,且高遺產稅率的國家都未必能課到高稅。

像是荷蘭遺產稅率高達六八%,但遺產稅占總稅收比率只有○.九七%,四個遺產稅五○%的國度,日本課得遺產稅占總稅收比重一.一三%,南韓只有○.六三%,德國只有○.四%,台灣的一.七九%已算是最高的國家。之後是四○%的法國,稅收比率只有一.三四%,英國稅率同是四○%,遺產稅占總稅收只有○.六四%。可見高遺產稅的國家都沒有課到遺產稅,這連一向守法的歐洲國民也不例外。

過去這麼多年來,台灣撐起了租稅公平的大旗,採高遺產稅率,趕跑了很多有錢人的資金,但是對國家稅收貢獻一直很有限。例如在八○年代,一九八一年遺產稅收是六十一.二億元。到了九○年代,遺產稅都在二百億元以上,最高的一年是一九九七年的二四六.一億元。二○○○年以後,遺產稅開始挑戰三百億元,○五年達三○四.五億元;但稽徵成本經常占了八成,對政府稅收貢獻仍然有限。大多數有錢人都是避稅有道,真正能課到稅的,都是類似溫世仁這種猝死的案例。

檢討遺產稅調降,甚至是廢除遺產稅的聲音由來久矣。但是,每一次檢討遺產稅一定會激來民間社運人士及學者的反對,他們認為調降遺產稅是劫貧濟富的行為。事實上,有錢人善於規畫財產,台灣有很多身價數百億元的富豪去逝,只繳了象徵性的遺產稅。

真正劫貧濟富的稅,是來自《促產條例》的投資抵減。張忠謀所指的《促產》落日,就是這個稅制。

以○六年政府總稅收六四六二億元來計,當年度通過《促產條例》所得減免的金額就高達一一九四億元,占總稅收的一八.五%。政府一年的遺產稅收入不過是三百億元左右,但是《促產條例》的減免金額即達近一千二百億元,這才是真正劫貧濟富之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得稅申報中,《促產條例》的投資抵減是列在所得淨額的減項。當一大堆扣抵的金額全部都扣除,得到納稅淨額時,投資抵減卻可拿來抵納稅淨額,這是很多科技新貴收入很高,但繳納稅額很少的主因。

為了扶持新科技產業發展,《獎投條例》實施到一九九○年,到了一九九一年由《促產條例》接手;明年要不要「落日」,引來很大爭議。《獎投》及《促產條例》的所得稅減免,含五年免稅及投資抵減;過去三十年來,每年抵減的金額是遺產稅的二到三倍。


 
稅前比稅後賺得多的畸形現象

政府犧牲了龐大稅收,希望扶持產業發展,這個用心值得肯定。但是一個小孩,家長扶養二十、三十年也應學會自立,甚至是反哺,明年《促產條例》落日,是政府到了嚴格把關的關鍵時刻。如果按照張忠謀所言,《促產條例》明年一定要落日,那麼政府增加的一千多億元收入,就有相當籌碼來調降遺產稅。未來的稅改方案,應該自大幅削減租稅優惠,擴大稅基的方向來思考。

去年有很多稅後純益還高於稅前盈利的上市櫃企業,其中高科技企業占了很高的比率。

例如,面板業的彩晶,去年稅前盈利九十.三億元,稅後純益卻高達一四三.七九億元,退稅收益高達五十三.四九億元。台塑集團的台勝科,去年稅前盈利三十四.三七億元,稅後純益卻達四十一.九二億元。因為租稅優惠政策,使得很多企業擁有巨額盈餘,不但不用繳稅,還有巨額的租稅補貼。

這些年來,國內在DRAM十二吋廠,及新世代面板這種高投資的產業無窮無盡的投入,如果不是租稅獎勵,恐怕沒有今天的盛況。但如以DRAM產業來看,台灣投入DRAM產業,過去三十年來回報很有限,很多公司從成立迄今,加總起來的盈餘甚至是負數,但是企業的投入樂此不疲,其實《促產條例》的投資抵減是很重要的誘因。

未來稅改之路仍漫長,很多稅制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像是開徵證所稅,過去三十年試過兩次,但都以災難收場,結果沒有政府官員敢去捅這個馬蜂窩,未來如何面對?恐怕得從長計議。

不過張忠謀提及的《促產條例》,我們支持落日;且期待把《促產條例》多出來的稅收,用來支持遺產稅的調降,也提請新政府必須謹慎面對這個真正劫貧濟富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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