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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228受難者》他高中坐牢與重刑犯同監 假釋後考上醫學院 楊振隆:做錯事就要承擔 個人或國家都一樣

白宜君

話題人物

攝影/唐紹航

1210期

2020-02-26 09:57

個子不高、長相斯文的楊振隆,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前後已近十年。
花畢生力氣投入轉型正義工作的他相信,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做錯事,就要承擔」……。

楊振隆清楚記得60多年前,祖父楊阿壽主持、位在基隆的「長壽牙醫診所」前,那條由日本人整治的旭川河。「河多清,我們小時候都直接跳下去抓魚蟹。」他陷入回憶:「國民政府來了之後,先是填平部分河床;到了1970年代,河川裡都是垃圾,當時的基隆市長乾脆把河填平蓋大樓。」

 

國民黨就是這樣,以為蓋起來就都看不到。」楊振隆複述父親周金波當年的評語。

 

楊振隆的「過去」就如同旭川河,曾經波光粼粼,卻也有不忍卒睹的傷口。

 

今年68歲的楊振隆,2016年二度出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總統大選選前,前執行長廖繼斌舉行記者會,控訴少年楊振隆是「殺師凶手」,不適合擔任國家轉型正義重要職位。當時楊振隆僅表示,這不是廖第一次爆料;2月中接受《今周刊》訪談時也只淡淡地說,「我從沒隱瞞過去,也承擔所有做錯事的後果。」

 

  • 殺師兇手:1969年5月,就讀基隆中學高二的楊振隆持斧劈砍江姓導師,江姓導師送醫後不治死亡。楊因未成年,判處15年有期徒刑。

 

楊振隆1952年出生,在家中8個孩子裡排行老七。童年時,因楊阿壽是國民黨籍的基隆市副議長,父親周金波(因民間抽豬母稅的風俗,跟繼祖父姓氏)是留日回國的執業牙醫師,家境富裕。楊振隆小學時,父親每周至少會給他5塊零用錢,要他學習分享,請同學吃零嘴。

 

雖然衣食無虞,但楊振隆很小就早慧察覺,家庭內有些難以言喻的微妙氛圍。

 

父親護弟交換隊伍  卻讓弟魂斷基隆河

 

從楊振隆有印象開始,受國民政府倚重的楊阿壽,就常私下用台語挖苦國民黨是「顧面桶」(舊臉盆,國民黨台語諧音);周金波雖少談政治,罵小孩時卻會用日語說「不要學『支那人』」。此外,家中還有個消失的二叔楊國仁,每到二二八前後,阿嬤總會哭泣、燒金紙,楊振隆的二哥更是早就過繼給未婚無子的二叔。

 

除了長輩以外,楊振隆從小和年長9歲的大哥同房,得以翻閱大哥書櫃收藏的《文星雜誌》(曾因批評國民政府遭禁)、《傳統下的獨白》等李敖作品,「和教科書一對照,我就知道課本裡的『歷史』,很大成分沒有說實話。」他說。

 

外觀看似「正藍旗」的楊氏家族,其實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只是所有長輩都不願輕易碰觸這道傷痕;這個深藏在上一代心中的祕密,直到1990年代楊振隆從事二二八平反運動後,周金波才鬆口與兒子長談。

 

這家人的故事是這樣的。

 

1947年,擁有國民黨員與基隆市議會參議員身分的楊阿壽,因在議會質詢與警察局長結怨,遭到通緝,但恰好前往桃園辦理徵調糧食的公務逃過一劫。然而楊阿壽的兩個兒子,可就沒有這麼幸運。

 

三月某一天,駐守基隆的阿兵哥輪番敲門,將基隆20歲以上的年輕人,集合在現今仁愛國小與信義國小之間的空地;跪在空地上的所有人,用報數分為單、雙數兩組,分別跟著警察、憲兵走。身為兄長的周金波,原被分到警察組,但他認為被「軍人」帶走較危險,於是主動和二弟交換隊伍,「沒想到跟警察走的二叔,當天就被推進基隆河,爸爸只被憲兵隊關了3天,最後是我媽媽打聽到消息,用桌巾包了10幾萬鈔票把人贖回來。」楊振隆說。

 

風暴過後,一家人絕口不提這段往事,祖父繼續從政,老爸依舊當牙醫;楊振隆高中以前的成長經歷也堪稱一帆風順,初中以全校第三名畢業。一切,卻在上了基隆中學(現基隆高中)後急轉直下。

 

「我當時很偏激、反權威,就做錯事了。」楊振隆不願多提「殺師慘案」前因後果,但據當時媒體報導,楊振隆犯案前曾被記了一次大過、操行成績丙等,江姓導師也說不排除將他退學……。

 

半世紀後,沒人能推斷,一位優秀學生為何突然變得偏激暴戾。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政大文學院院長薛化元分析,在過去戒嚴的環境裡,有關當局或學校,多少會掌握學生的「家庭成分」,「在這種壓力下,師生關係的不自然或緊張,很可能難以避免。」他說。

 

二二八事件

楊振隆(中)與父親周金波(左)鮮少有合影,但父親的身教、言教其實影響了他的一輩子。右為楊振隆母親。(圖片來源/楊振隆提供)

 

鐵窗內受思想犯刺激  立志苦讀戰威權

 

慘案過後,楊振隆被判15年徒刑,是當時未成年犯最重刑責,並分發到新竹少年監獄服刑。在那裡,年輕的他並沒有受到溫柔教化,反倒學會叢林生存法則,用狠勁幫獄友「喬事情」,儼然成為基隆幫少年犯的大哥;3年多後,獄方受不了他帶頭作亂,在某天半夜突然地將他移往專關重刑犯的台中監獄。

 

移監,意外成為他的人生轉捩點。

 

「我在那裡認識了政治犯、思想犯,才知道社會的邏輯跟我想的不一樣。」在少年監獄,楊振隆以為拳頭大就有權力;到了大人的世界,他才發現,是制定遊戲規則的人說了才算。若要成為可以挑戰威權的人,「我必須讀書、思考,才有辦法對抗。」他說。

 

符合假釋條件出獄後,楊振隆隔年立刻考上台北醫學院(現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此後又因五年沒有犯罪紀錄,得以塗銷前科。

 

重獲新生之際,楊振隆也開始從事黨外運動,1977年,林義雄參選台灣省議員時,他就曾偷偷到宜蘭幫忙發傳單助選。周金波知道兒子出獄後,竟然「搞政治」,打了通電話痛罵他「不怕死」,但楊振隆也沒有因為家庭反對而退縮。

 

1987年起,鄭南榕等人開始發動平反二二八等政治運動,當時的楊振隆正在日商製藥公司擔任中階主管,零星、低調地參與一些黨外運動,離家多年的他,突然被周金波一通電話召回基隆老家,「爸爸第一次告訴我家裡在二二八時期發生的事情,他用『參詳』(台語商量之意)的口氣對我說,身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不該置身事外。」楊振隆聽出這是周金波一輩子的心結,「我一口就答應他。」

 

往後30年,他從找尋二二八家屬、成立關懷總會做起,2005年首度被推薦出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2009年因政黨輪替離職,2016年起再回任。

 

會讀書,也會鬥狠的人生經驗,讓楊振隆能根據情勢,切換不同的手法,處理複雜的平反議題。

 

同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九○年代就認識楊振隆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林黎彩說:「他是一個在困難的工作中,能講理又能守底線的人。」她舉例,楊振隆第一次擔任執行長時,有受難者家屬要求無上限的賠償,「楊振隆先講道理、講法規,但對方講不聽,他也能開譙,不會任由對方耍賴。」

 

薛化元也指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剛成立時,可說是「肥缺」,執行長待遇等同次長,但楊振隆上任後改制,執行長只比照十二職等公務員敘薪,還將基金會轉型為國家博物館,兼具事件調查與社會教育的能量,期望永續經營,「他是一個會做事的人。」

 

接轉型正義重任  飛日本琵琶湖拜亡父

 

楊振隆首任執行長時,曾策畫《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今年3月,《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也將出版,「他已將轉型正義論述工作鋪墊好,接下來當局要勇於執行。」薛化元說。

 

楊振隆首次擔任執行長時,周金波已逝世多年,他曾特地飛往日本滋賀縣近郊琵琶湖畔的父親墳前,放上名片參拜,「我想告訴他,我一直在努力完成他所期待的工作。」

 

17歲後的餘生,楊振隆自承沒有一日真正放下悔意。但他清楚,只有願意面對與承擔責任,才是贖罪的唯一答案。就像是故鄉的旭川河,唯有勇敢掀起當年匆匆蓋上的人造道路,讓陳年沼氣消散,這條生命之河才有機會回復往日澄澈。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楊振隆

出生:1952年
現職: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長
經歷: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執行長、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祕書長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家庭:已婚,育有二子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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