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太陽花學運展現的強大民意，讓馬政府不得不放棄讓《兩岸服貿協議》如期生效的政治目標。一年過後，台灣是否真的因為這場運動，而朝著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國度更進一步？
太陽花學運一周年之際，《今周刊》專訪學運領袖陳為廷、林飛帆的精神導師、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黃國昌，他當時是太陽花學運決策核心人物及領導人之一，如今從宏觀角度回顧並反思這場運動的正面影響以及不完美處。
《今周刊》問（以下簡稱問）：一年過後，你認為太陽花學運對台灣做出什麼貢獻或促成什麼改變？
黃國昌答（以下簡稱答）：最直接的一件事，就是把《兩岸服貿協議》擋下來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形式上與具體的改變。形式上的第一點，就是馬政府終於因為學運「先立法再審查」的訴求，願意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它的貢獻：體認危機，喚醒公民覺醒
當然，現在法案還卡在立法院、馬政府通過的官方版本形同「不監督條例」，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人也許會認為運動成果還不夠。
太陽花學運的另一項重要訴求，是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目前，除了公民團體之外，朝野政黨也都認為有必要進行憲政改革。
但是，學運訴求的憲政改革，是由下而上的公民憲政會議；主要政黨還是想以立法院內的修憲委員會作為憲改中心，如果是這樣的模式，會讓人擔心流入精英修憲。另外就修憲幅度來講，我們希望的是全盤修正，而不是過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憲方式。不過這場學運，至少開啟了憲改的可能性。
太陽花學運比較實質層面的影響，是打亂了國、共兩黨的政治議程。雖然形式上，《兩岸貨貿協議》還在談判，但就我的觀察，實質上是在空轉；馬習會和兩岸互設辦事處大概也一樣。中國已經認知到只跟國民黨談妥，沒有辦法代表台灣人民的意志。太陽花運動後，中國海協會長張志軍還是有來台灣，但從他見的人、去的地方跟方式，已經看得出調整。以前陳雲林來，就是在大飯店裡接見一些兩岸權貴；後來張志軍來，就會刻意多和年輕人對話、更細膩地深入台灣民間社會。
第二個實質影響，是讓更多人體認台灣現在的危機，一般媒體會用「公民覺醒」描述這個現象。學運喚醒年輕人關心、思考公共事務，甚至直接參與。第三個，在政治層面上最明顯的，就是去年九合一大選天翻地覆的結果。國民黨、馬英九、江宜樺都得到了很大的教訓。
(整理：鄭閔聲)
它的意義：增加兩岸關係正常化籌碼
問：年輕人關注的公共事務，是以兩岸交流談判為主嗎？
答：不只，還有很多社會議題，以及與台灣民主運作有關的問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割闌尾運動」。組織割闌尾的這群年輕人，以往比較少出現在社運場合，大部分是自主在網路上集結、募資，有組織地去做。雖然在現行不合理的《選舉罷免法》下遭遇了很多困難，但竟然能通過二階段連署，衝到第三個階段罷免公投投票，讓我非常非常驚訝和佩服。
問：太陽花學運對兩岸交流是否有正面意義？
答：跟中國交流有好幾個層次，過去馬政府強調經濟層次，也就是兩岸和平所帶來「紅利」。後來社會意識到，就算真有和平紅利，也落在少數政商權貴或「祭司集團」手上，付出的代價卻是全台灣人民共同承受。
過去六年台灣就是為了配合中共所設定的框架跟條件，犧牲了一些核心價值。政府應該在捍衛台灣民主、人權等核心價值的基礎上，鋪展跟中國的互動進程，但這對任何主政者都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覺得去年這場學運，增加了政府讓兩岸關係正常化的談判籌碼，但關鍵是政府會不會利用。如果政府能夠善用運動彰顯的價值，並且把人民支持這些價值當作後盾，對中國談判就會有更多空間。相對的，中國也會理解，不是搞定國民黨，就搞定台灣。
當然，就算未來變民進黨執政，還是得面對要不要跟中國簽服貿的問題，如果要簽，要簽成什麼樣子？台灣社會的共識，會是政府面對中國最好的籌碼。
問：太陽花運動也能改變中國的態度？
答：中國的變化必須從中國自己內部開始，中國共產黨花了很多錢在維穩，未來中國會發生什麼事？公民社會準備好了沒有？都是很複雜的問題，我不是研究中國的專家，不敢隨便預測。不過我觀察到，有一些台灣長期聲援的中國維權人士，還是會把太陽花學運誤解為民進黨在背後策動的運動，或有不友善的評價。我不會把他們看成是壞人，因為他們很可能是在更艱難的處境中奮鬥，但是大中國的思想，會讓他們理解台灣時出現誤差。
▲一年過後回顧，黃國昌認為內部民主與決策機制不夠健全，是太陽花運動最大的遺憾。
(攝影/陳永錚)
它的效應：紛紛組成「第三勢力」參政
問：太陽花運動獲得巨大的回響，一部分原因來自年輕人對未來的迷惘與失望，運動過後該如何讓台灣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答：人民本身還是要有意識，政治部門才有可能產生好的代表；代表是由公民社會推出來，國會制定政策的時候，才有機會往好的方向去。我覺得社運跟政治部門不是互斥的關係，而是應該兩線並進或是匯流。並不是所有人都該跑去從政，但也不必堅壁清野到搞社運的就不能碰政治。有好的人才，要搞運動很好，要從政也很好，不要把政治看得很骯髒世俗，也沒必要把公民運動看得神聖純潔。
問：太陽花運動的一項後續效應，就是紛紛組成「第三勢力」參政，你有沒有考慮參選？
答：我沒有排斥這個可能性，但如果可以，我會希望自己待在第二線。你會問「如果可以是什麼意思？」我也可以很老實地說，我個人對二○一六年最大的政治目標，跟范雲、Freddy（第三勢力社民黨、時代力量領導人）都一樣，就是不要讓國民黨在國會過半。
以現在的選舉制度，如果只想攻不分區，國會不過半的目標絕對不可能達成；想讓國民黨在國會不過半，就要把一些眼中只有黨意與資本家利益的代表，從區域立委的位置上抓下來。這些立委有個共同點，來自國民黨極優勢的選區，例如去年強推《服貿協議》的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要有更好的人把他們拉下來，沒辦法從傳統的政治人物去找，因此我過去一段時間做的事情，就是拉人、找人、鼓勵他們出來參選區域立委。
當我鼓勵別人參選的時候，永遠會遇到一個問題：「那為什麼你自己不出來選？」所以我承受了一些善意的壓力，但我的主觀意願是，目前鎖定的區域如果都有適合人選，我就不會選。
它的不完美： 未做好溝通，產生內部誤會
答：運動的內部民主跟溝通。當時主要是以一些團體作為核心，再形成決策機制，但是決策機制後來並沒有隨運動的擴展而快速外延。第二是溝通，如果一些事情決定之後，可以在上媒體之前先做好現場溝通，就能降低很多誤會。運動現場的人可能看報紙才知道做了什麼決定，那很糟糕，這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黃國昌
出生：1973年
現職：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
經歷：澄社社長、島國前進發起人、公民組合發起人
學歷：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