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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解方 礦工之子奪諾貝爾獎

追求「幸福」解方 礦工之子奪諾貝爾獎

楊卓翰

國際瞭望

Getty

983期

2015-10-22 15:29

對大部分經濟學者來說,解釋自己的研究結果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是今年最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卻不這麼想。
迪頓寫書、寫自傳、到處演講上課,不只傳遞知識,他也喜歡製造笑聲。他要找到人類的最終幸福。

「這是我很喜歡玩的遊戲〈憤怒鳥〉,你們玩過嗎?」在課堂上,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打開投影片,上面竟是〈憤怒鳥〉的畫面,台下的學生一片嬉笑。「從你們的反應,我猜大家都玩過。現在,我要用〈憤怒鳥〉來解釋宏觀經濟學(註1)出了什麼問題。」迪頓說。

 

  •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使用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總體性的統計概念,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經濟學領域。
     

在試錯中找方向  差點被劍橋退學

 

六十九歲的迪頓打著領結,一派老英國紳士風格;但他的腦袋,卻一點也不傳統。

「我是一個經濟學家,但是我玩起〈憤怒鳥〉,不會比四歲的小孩輕鬆太多。」一個〈憤怒鳥〉關卡,在宏觀統計下,變數太多,可以有接近無限個結果。「若用宏觀統計學找到解方,這是多麼大的噩夢啊!但是我四歲的孫女卻試個四、五次,就找到解法過關。為什麼?她用的是反覆試錯法(Trial and Error),這就是宏觀總體經濟的盲點。」

在迪頓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中,就是抱著玩〈憤怒鳥〉的精神,踏實地從微觀個人資料著手。迪頓和其他經濟學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看的不只是經濟,而是拿著顯微鏡研究人類幸福。「只有在了解人與家庭之間的差別及因素,這些因素如何引導到消費行為,才能有宏觀的資料。」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聲明中說。迪頓貼近現實世界,讓他的研究也受到廣泛應用。我們今天熟知的「物價指數」、家庭收入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到印度的貧窮問題,都是迪頓的研究重心。而他的目標只有一個:能夠解釋人類幸福的「萬能公式」。

蘇格蘭出生的迪頓,人生也是在試錯法中找到方向。「我的父親從小在礦坑工作,他竭盡全力,要讓我走不一樣的路。」迪頓在一篇文章中說。因此,即使學費遠超過薪水,迪頓的父親仍咬牙讓他受教育,從愛丁堡的學院、最後上了劍橋大學。迪頓和他的妹妹,是家族中唯二上大學的孩子。

但迪頓並不是好學生,「我主修數學,卻對數學沒興趣,我想當一個瀟灑的哲學家。」迪頓說。結果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牌與喝酒,直到有一天,他被導師叫進辦公室:「你現在有兩個選項:退學、或是停止假裝你在上學。」迪頓說:「我真的不想再念書了,但是不知道怎麼向父親解釋。」迪頓最後選了數學的折衷之道:經濟學。在走投無路中,迪頓意外發現此生的志業。

 

貢獻一:從微觀出發的經濟學

 

和純數學比起來,迪頓更熱愛經濟學。經濟學讓他看見數學竟能在現實有如此有趣的應用。雖然經濟假說並不完美,但是這讓迪頓興起一個念頭:「世界上一定有一個理論架構,可以解釋我們看到的所有現象。」也就是,一定有能夠完整涵蓋所有變數的「萬物公式」。他的第一個重大研究,就是檢視需求的謎團。

在一九八○年代,著重總體、假設理性的凱因斯經濟學派(註2)很受歡迎,但是迪頓發現,總體收入和消費之間,呈現一個理性假設無法解釋的比例關係。因此,他用當時還很原始的IBM電腦「FORTRAN」(當時這台電腦仍是一個房間大)去計算數百萬筆的個別商品價格變化。

 

  • 凱因斯經濟學派: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終於從漫長的實驗中,迪頓找到一個更有彈性的公式「接近理想的需求系統」(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揭開總體經濟的大罩子,解釋對個別商品的「偏好」及「收入」對「需求」影響,這個難解的三角關係。

在研究收入與消費的關係中,迪頓還發現另一個難解的現象,因為經濟學多半都用「平均」的收入及消費作為測量數據,而非個別資料,因此造成資料誤判。例如,兩個人的收入各為一百元與十元,平均收入是五十五元,但消費力不是五十五元,這種因為平均資料產生的陷阱,也被後世稱為「迪頓矛盾」(Deaton Paradox)。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迪頓認為,經濟研究不能再建立在希臘文字(α、β等經濟公式中的變數)上,而應該從個人與家庭的資料做研究。「除了在學界有重大影響,迪頓的觀念也廣範地被應用在政策衡量。」瑞典學院說。除了從個別資料成形的物價指數,也可以用來觀察開放進口肉類對國內市場的需求、實施健保後對家計收入的影響等五花八門的研究上。

在離開英國,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書前,迪頓在世界銀行短暫進行研究。他發現,世界銀行竟對全球的貧窮及不平等了解甚少,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印度等,資料蒐集更困難。

 

獲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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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二:從新的角度看人類幸福

 

「經濟學家通常都用人均收入,來作為貧窮及不平等的判斷,但現實世界並不是這樣啊!」迪頓說:「如果經濟學要對世界有所幫助,就應該從新的角度切入做研究。」

傳統對貧窮是一刀兩段的「貧窮線」,但在迪頓的研究中,他親自到這些開發中國家,蒐集了過去學者想都不敢想的資料:包括卡路里攝取、性別歧視、健康疾病、居住品質等,從「經濟行為」而非「收入」著手衡量「幸福指數」,企圖解釋人類進步的最終問題:「怎樣才能讓人類更幸福?」

雖然探討的是貧窮及不平等的問題,但是迪頓永遠著眼在一個樂觀的未來。他在《大逃亡: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根源》一書中,指出「大部分人類在過去二百五十年,都從貧窮中逃脫了,人類的福祉比起過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對世界上某些地區,逃離貧窮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務。」

問題就在於,過去大家太注重金錢的角色。迪頓發現收入成長到一定程度,幸福成長也開始減速。舉例來說,在中國和印度,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到一萬美元後,錢就買不到幸福了。這時,健康和生活品質等,才是決定人類最終幸福的指標。

另一方面,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反而是一種傷害。迪頓主張:「我們應該注重增加收入之後,國民是如何消費才能增進幸福。」事實上,近年來國際學界已開始對傳統GDP統計經濟進步的指標存疑,越來越多聲音認為,應該用「幸福指標」來取代GDP,正是迪頓的影響之一。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說,迪頓對消費的研究非常透徹:「他早期的學術著作,都是我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為了研究消費,迪頓也曾二度來台。朱敬一說,雖然迪頓待人很謙虛和善,「但是談到經濟辯證,他還是非常有威嚴」,帶著一股霸氣。

在過去,諾貝爾經濟學獎通常都頒給讚揚自由市場的保守派經濟學者,但是近幾年,都是表揚勇於挑戰自由市場的學者,例如席勒(Robert Shiller)強調市場的失靈與解方、提霍勒(Jean Tirole)則強調政府監管的重要。如今,注重貧富差距與不平等問題的迪頓,也加入這個行列。

除了物質對幸福的影響,迪頓也和心理學家合作,開始研究心理層面的滿足,就是要找到終極的「幸福公式」。因為父親對教育的堅持進而扭轉貧窮的命運,也讓迪頓深信教育的力量。在他一堂「追求幸福」的課上,迪頓說:「你們會來聽這堂課,是因為我把課名取為『追求幸福』;如果這堂課是『人類福祉的演算法爭議』,你們寧可去外面的草地曬太陽,對吧?」迪頓的課堂上總是充滿笑聲,對他來說,那才是幸福的本質。
 

全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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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頓(Angus Deaton)

出生:1945年10月19日
現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及國際事務教授
學歷: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
家庭:育有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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