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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有澄看矽谷未來、電子景氣…… P.54

虞有澄看矽谷未來、電子景氣…… P.54

「沒有人能夠比虞有澄( Albert Yu )更有資格說出, 英特爾如何塑造出微處理器,以及微處理器如何塑造出英特爾。」這句話出自於英特爾董事長、共同創辦人葛洛夫口中。

幾乎可與英特爾微處理器相提並論,也無疑是全球最尖端微處理器推動者的虞有澄,於九月五日從英特爾資深副總裁的位子上退休。自此以後,無論在職稱或形式上,他都結束了與英特爾密不可分的關係,但無疑的,就虞有澄或是英特爾而言,這三十年同甘共苦的歲月,對彼此的影響,也無法用時間或者任何實質的東西加以衡量。

一九七二年, 虞有澄被老長官葛洛夫從快捷半導體( Fairchild )帶到英特爾,從此展開他在英特爾的日子。在他加入的前一年──一九七一年,英特爾剛做出全世界第一顆電腦微處理器 4004,晶片上的電晶體數目只有兩千三百顆。

虞有澄在英特爾裡,一路爬升,也一路學習;八五年,成為微處理器副總經理,那是英特爾最重要的技術部門,當時的三八六晶片已達二十七萬五千顆電晶體;兩年後, 虞有澄成為該部門總經理,直接領導微處理器的發展; 九三年,推出Pentium ,電晶體數目達三百萬顆,晶片卻僅有指甲般大小。此刻,虞有澄掌管英特爾微處理器部門達十六年。從三八六到 Pentium 4,「英特爾之於虞有澄,虞有澄之於英特爾」,就從葛洛夫的這句話表露無遺。


英特爾是最強的公司──台灣與大陸要合作才能成功

六月二十七日,英特爾宣布虞有澄即將退休的消息,刊登在多家媒體、新聞通訊社上;英特爾執行長貝瑞特也說,虞有澄不僅是在英特爾,也在半導體界受到相當的尊敬,他對於英特爾的成功有著非常關鍵的貢獻。

在虞有澄的專訪中,他處處以英特爾為傲,並時時以英特爾為例,做為產業發展的標竿,「英特爾是最強的公司」。成事在人,他認為英特爾之所以成功,「人和」是關鍵,資深執行高層的穩定性以及團隊合作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他並以「世界級」來稱讚英特爾的團隊。其間,虞有澄曾一度離開英特爾自行創業,又重返老公司,他有著回家真好的感覺。

七九年,虞有澄創辦的公司便赴大陸推出自己做出的全世界第一部家用電腦Video Brain,雖然市場不成熟,但是虞有澄展露出他的「先知」。 他肯定大陸市場的潛力,但也不排除是另一個泡沫的形成,企業必須小心謹慎,他認為台灣與大陸唯有靠合作,才能製造雙贏,若阻礙了合作,許多的機會將會喪失,他也樂見台積電等企業進軍大陸。他建議台灣應善用自己的技術與經驗,提升技術層次。

對這位具影響力的科技人物影響最大的又是誰呢?虞有澄會不假思索地告訴你:「 Andy (葛洛夫︶」,他曾在著作《我看英特爾》中說,「如果當初沒有碰到葛洛夫,我的一生就要改寫了。」虞有澄改寫了科技發展史,而葛洛夫是那個賦與他使命的人。

退休了,虞有澄雖說自己會有更多時間,但是,看他仍是一整天地趕場赴約,看來,未來虞有澄能為產業界做的,可不比在英特爾時更少。以下則是虞有澄訪談內容整理,他談矽谷、談產業、談大陸/台灣市場,也談他與葛洛夫對英特爾的共同回憶。


大陸人才非常強勁──日本是台灣的好教材

《今周刊》問(以下簡稱問):包括《遠東經濟評論》在內,不少專業人士分析,中國大陸半導體發展,十年之內會趕上台灣,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虞有澄答(以下簡稱答):這是很有可能的,科技發展最重要的是人才,大陸人才非常強勁,就拿英特爾來說,聘用許多大陸留學生,表現得非常好,我相信,大陸人才在許多國家也都表現傑出。而它的人才庫也大於台灣,不過,台灣在晶片設計是個強項,有很多年的經驗,而我也看到,許多台灣的人才也移到了大陸去,中國充滿了衝力,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我非常樂觀。

問:不過,大陸目前在技術研發上仍受到「技術移轉」等限制,起步也較慢,是否會折損了它的競爭力?台灣和大陸各具優勢,如何能製造雙贏的局面?

答:大陸技術的確落後台灣許多,需要時間,但是,一定會趕上台灣的水平。要雙贏,只有靠合作。很明顯的,大陸最大的優勢在於製造成本低、土地等資源豐厚,台灣則必須拉高技術層次,「合作」對雙方是最好的。台灣對大陸的投資政策仍有許多限制,若能放寬,產業有更大的自由度,會有助於這樣的合作。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把自己孤立起來發展產業,即使是美國,也是要靠與台灣、
日本、大陸等地的合作來壯大自己。

問:前面提到,台灣必須提升技術層次,你是否已看到台灣朝這方面走?

答:當然,而且我很期盼。台灣可以就日本的技術發展為例子,日本目前在消費電子產品市場的技術仍超越台灣許多,日本從前也以製造為主要產業,但是現在已完全蛻變為技術導向,台灣可以參考日本什麼地方做得對,什麼地方需要改進,日本是台灣的好教材。


台灣晶圓代工是全面性成功──未來重心仍會移往大陸

問:目前 IDM 大廠, 僅有少數像英特爾、三星仍做十二吋,業界中,大部分已將下一世代十二吋訂單交給台積電、聯電做晶圓代工,你如何看台灣半導體的機會?是否也有什麼樣的危機?

答:毫無疑問,專業晶圓代工在台灣是全面性的成功,但是,我們也看到大陸晶圓代工也在興起,形成台灣的另一個競爭市場,所幸,也看到台積電在大陸興建晶圓廠的事已經定案,這是一個很正確的做法。從製造來看,雖然台灣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相信以後重心仍會移往中國大陸。

問:不過,也有人說,大陸是一個黑洞,很可能會是另一個泡沫,尤其是大陸可能是下一個產能過剩的市場?你看好大陸市場,贊同這些說法嗎?

答:的確,那不無可能。和任何地方都一樣,大陸也會遭遇到景氣的低與高,現在是向上的走勢,但是也可能是另一個泡沫的開始,泡沫的意思就是「過多、過大」,大陸半導體的產能問題很值得關注,單看上海,廠房愈來愈多。企業看大陸市場不能以「即興,立即回收」為前提,也不能人云亦云,任何企業都要謹慎,要了解市場才能動作。


Intel Inside 深入大陸人心──年輕大陸官員做事很有效率

英特爾在大陸有二十七年了,我們一直很小心,站穩了腳步,再前進。我們也花心力建立在大陸的品牌,並善用當地人才,「 Intel Inside 」在大陸幾乎人人都會說。九四年,我們在上海成立軟體開發中心,九七年在北京成立研發中心,也在上海蓋廠房。在英特爾,我不是唯一看到大陸市場機會的人,我們也是靠一個團隊的力量在評估這個市場。我也可以說,英特爾是大陸最受業界尊敬的大公司之一,IBM 也做得很好。

問:你的書《我看英特爾》( Inside Intel )在大陸賣得很好,對品牌很有幫助吧?

答:在大陸,許多人透過這本書認識英特爾,我很驚訝有這麼大的讀者群。

問:你第一次在大陸做生意, 是七九年,為自己創辦的公司 Video Brain 賣家用電腦,這個經驗對你日後協助英特爾有什麼幫助?

答:非常有幫助。我四八年離開上海,當時是七歲,再回去時已是七九年,這和我兒時記憶的上海沒有什麼改變,樓房也都一樣;但是八○年以後,只有幾個星期不見上海,上海就不一樣了。七九年,在大陸推動產業生意和現在非常不同,現在,政府官員都是年輕的一代,做事很有效率,這點我很佩服。政治的穩定性對產業影響很深,美國具有這樣的優勢,大陸也必須穩定它的政局。

問:矽谷仍處在非常低潮的局面,你經歷過矽谷許多次的起起伏伏,這次與從前有什麼不同?


矽谷傳奇不會消失──但未來會有不同的面貌

答:我在矽谷有三十五年了,這次矽谷的低迷景氣持續的時間比從前都長,甚至到現在都還看不到景氣好轉的徵兆,也沒有能見度可言。前一陣子,許多人說二○○二年底景氣會觸底回升,但是這說法顯然是不對的,現在又有人說是二○○三年,這些預測沒有一個人有把握。昇陽才發表營業額並不樂觀的聲明,這是我經歷過矽谷最長的一次不景氣;先是網際網路、電訊業一路仆倒下來,接著是恩龍、世界通訊一連串的醜聞,諸多因素都集結在一起。

問:從前人們歌頌的「矽谷傳奇」是否就此消失了?

答:不會的。我們先來看矽谷現在的兩大問題,一是企業盈利狀況不佳,裁員還在發生,電訊業尤其不景氣,企業凍結資訊產品的採購預算;二是投資大眾對企業失去了信心,他們不知道什麼可信,什麼不可信。

但是,我們分析二九年美國的大蕭條,仍是回來了,只是要花多少時間的問題。矽谷不會消失,只是矽谷再現時,會是一個不一樣的矽谷。但是,景氣週期還是一種常態,我們回溯鐵路時代、汽車工業、淘金時代……,一直到網際網路時代,都是一樣的,的確有人因此致富,但是大部分的人未必從中獲得高利。


我無法預測下一個明星──台灣產業領導人具有國際觀

矽谷科技不會消失,我在英特爾的一位好朋友,現在做的東西就非常新,他種葡萄園,而且是和衛星導航系統相結合,相當精確地找出種植葡萄的位置,減少採收的困難度;也就是說,現在任何一種產業都離不開高科技。就算是信用卡付帳這樣簡單的動作,都是完全資訊化、電腦化,通訊化了。所有的基礎架構都存在,矽谷會回來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我們無法從過去的經驗中去看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就好像我們從前也沒有預料到微處理器、網際網路的發展一樣。我很樂觀,但是我無法預測下一個明星是什麼。

問:依你的接觸,台灣資訊產業領導人的特色是什麼?具國際觀嗎?

答:我認識許多台灣產業的領導人,都非常好,我非常敬重他們,他們不是只在台灣想自己的企業如何發展,而是到美國、大陸、歐洲,去深入了解每個可能的市場,反而是美國的企業經理人通常眼界就只有美國市場,對其他地方就不清楚。

這也難怪,主因是美國市場大,也是美國許多企業主要的焦點,大陸也有類似的情況,市場大,資訊科技領導人未必像台灣具國際觀。

問:八○年中期,張忠謀要做純晶圓代工,他在德儀時,你們就熟識,當他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你認為可行嗎?

答:在當時,很多人不以為然,我個人則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我知道張忠謀的想法之後,也和他表達過。我的想法是,並不是每一家半導體公司都有這麼大的資金來蓋晶圓廠,成本相當昂貴,其實純晶圓代工的概念在舊時代就存在的,好像鋼鐵工業時代,它的設計、製造也是分工的,這樣的模式也在半導體中複製出來,從經濟效益來說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想法;而張忠謀真的做到了,他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人。

問:對你影響最深的人,應該是葛洛夫吧?

答: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非他莫屬。我從史丹福畢業之後,他聘我進快捷,又帶我到了英特爾。他真的是個非凡的人物,他看人很深,能夠深到你自己都沒有發覺自己潛能的部分。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當時,我還在快捷做研發,有一天,葛洛夫打了電話給我,問我願不願意做製造,答案像是肯定的,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從何著手,而這個機會已經到來,葛洛夫對我說,不了解沒關係,用兩個星期去學。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葛洛夫帶領我到各個不同的領域,不斷給我挑戰,我交給他這個,他還會向我要另一個,給我新的學習機會,讓我成長,這樣的事情並不是只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這就是葛洛夫帶人的風格。

問: 葛洛夫說過一句話: 〝 No one is more qualified to tell how intelshaped microprocessors - and how microprocessors shaped intel -thanAlber Yu .〞(沒有人能夠比虞有澄更有資格說出, 英特爾如何塑造出微處理器,以及微處理器如何塑造出英特爾)你對這句話的感想是什麼?

答:應該是真的吧,我在英特爾領導微處理器團隊超過十六年,真的是很長的一段時間,而這樣的職務在英特爾也的確是個重心。我覺得這樣的經驗是很難得,感覺很好。

處理 Pentium 危機筋疲力竭── P6 動起來讓我最難忘

問:你在英特爾的日子裡,什麼事最難忘?

答:數千百件吧!不過,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發生在九四年底。那年夏天,我一直為了處理「 Pentium 浮點運算危機」事件,真的是筋疲力竭, 這個危機一直到感恩節前才解決。接著,在十二月初,我接到一位 P6 研發團隊從奧勒岡州實驗室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 Albert,你一定要到這裡來一趟,來看看 P6,真的做出來了。」

後來我飛到奧勒岡州去,而那一幕永遠是那麼鮮活,我被一張張帶著笑容的臉龐圍繞著,P6 真的第一次那麼美妙地「動」了起來。 短短的時間內,我的心情經歷了最低沉,也經歷了最高峰,非常戲劇化。我真的很興奮,親眼見證了我們新一代產品的誕生, 這就是知名的 Pentium Pro、Pentium II、Pentium III,這些新一代產品一直到二○○一年,灌溉著英特爾,讓它一路不斷地成長。當時的情境一直深植在我的記憶裡,當然還有很多故事,幾個小時也說不完,讀者大概也不會有興趣了。(笑)

問:退休之後最想做什麼事情?

答:最想 Relaxed (輕鬆一下)。



虞有澄小檔案
出生:1941年出生於上海,1948年隨父母遷居台北
學歷:師大附中保送台灣大學電機系,念了一年後,轉至香港崇基書院,後至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士、史丹福大學電機碩士、博士
現職: 2002 年 9 月 5 日自英特爾資深副總裁、 策略計畫總監( StrategicPrograms Director )退休,現為樺木科技( OAK )董事,聖荷西科技創新博
物館董事
經歷:1993年升任英特爾資深副總裁
1987年擔任英特爾副總裁兼微處理器部門總經理
1984年加入微處理器部門
1981年重回英特爾
1977年離開英特爾,創辦家用電腦,次年推出全球第一部家用電腦VideoBrain,並引進大陸
1972年加入英特爾晶圓製造廠
1967年加入快捷半導體
出版近30篇技術論文,1995年出版《我看英代爾(An insider's view of Intel)》,1998年出版《創造數位未來(Creating the Digital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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