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見明天

趙德胤如何跨越貧困 追逐生存之外的夢想?

陳亭均

話題人物

1042期

2016-12-08 11:59

出身緬甸的導演趙德胤,被視為台灣電影最具前景的新生代影人,
在故鄉經歷的貧窮與困厄都成為記憶,隨他飄洋來到台灣。
如今,他拿起攝影機,透過電影去重現、詮釋自我最深沉的過去。

二○一一年,緬甸克欽叛軍和政府軍維持十七年的和平協議破裂,可以挖出全世界最優質硬玉翡翠的克欽邦帕敢(Hpakant)玉石場就被關閉了。

但是,包括導演趙德胤的大哥,那一群像幽靈似的緬甸工人,還是從八方四面聚集到帕敢寸草不生的禿黃礦山上,搭起了木頭做的棚屋,在礦場廢料堆裡挖掘拾撿玉石碎片。

為避開軍人查緝,工人的電鑽只能在無光的暗夜裡,發出轟響噪音,小棚屋裡的收音機,播送著流行音樂,大鍋炊著雜湯,一群人窩在角落裡休憩,偶爾藉著冰毒迷醉、振奮荒蕪的神經。

在紀錄片《挖玉石的人》和《翡翠之城》裡,趙德胤用相當原始的攝影機拍下玉石場現狀,也虛構、排演了一些大哥曾經歷過的故事,記錄了這個玉石深淵裡漫長、瑣碎又冷冽的日復一日。

在兩部片裡,趙德胤都用了同一顆相當震撼的鏡頭:

廢料堆和玉石坑塌了,沙石礫塊,或許還有些翡翠壓死了好幾個工人。礦工們聚在塌陷的坑前,就像一群旁觀者,臉上不帶希望,卻也沒有絕望,這張和那張臉孔都了無生機。在趙德胤的鏡頭下,這裡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史詩故事,也沒有什麼魔幻寫實的諷刺荒誕,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存在的不過是「日常」, 和一些卑微的營生之道。

對於趙德胤來說,帕敢玉石坑是個沒有意義的深淵,但不只那裡,整個緬甸,包括他出生後成長十六年的家鄉臘戌,都被框在一道貧窮、壓迫和現實築成的厚牆裡,所有浪漫的、理想的意識形態,都在牆外,聲響細若蚊鳴。

趙德胤現在已是台灣影壇重要角色,他當年在電影圈初出茅廬時,人還土氣得很,老是套件花衫,身材有些肉,頭髮也幾乎總是剃成三分,與他電影中的人物一樣素樸。

然而,他現在被媒體譽為「李安、侯孝賢接班人」,二○一 六 年上映的《再見瓦城》又在威尼斯影展拿到歐洲電影聯盟大獎最佳影片獎、法國亞眠影展最佳影片,瞬間成了台灣電影界的當紅炸子雞,整個人看起來「時尚」不少。

憶故鄉緬甸 貧窮是常態
「我們天生就沒有選擇的自由」


這會兒,他梳了個筆挺的龐畢度油頭,人瘦了,雙頰旁的線條陽剛犀利,還套了雙楦頭完美的皮履,在國外影展,老被認成梁朝偉,很有「高端人士」的派頭。
不過聊沒幾句,就會發現他看世界的方式一點兒都沒變,「在台灣這麼久,直到現在,我都還覺得自己是局外人,常常只能冷眼旁觀。」

他對台灣的感謝是真誠的,十六歲後,他就來到台灣求學,「是這塊土地,讓我有辦法拍電影。」但他對原鄉,對緬甸那塊貧瘠的困土,始終抱著更深的鄉愁。
趙德胤生在緬甸臘戌的華人家庭,父親是個江湖郎中,沒有執照,家裡經濟靠母親賣吃的支撐,「我們家本來有七個孩子,有兩個小時候就夭折了。」想起童年,貧窮就像夢魘,如影隨形。

「在我的家鄉,沒錢是常態,悲劇一點也不希罕。」趙德胤說,話裡沒有太多情緒,只是近乎白描地敘述:「有人生病,你看到她隨便買藥注射,小病變成大病,就走了。所謂的貧窮是什麼?我總想去朋友家吃飯,因為朋友家,有一點早上剩下來的肉。」一家子蝸居在泥土、竹片搭建的茅草房子裡,房子跟住在裡頭的人一樣,一碰就可能土崩瓦解。

「我們天生就沒有選擇的自由,包括醫療、教育、吃飯、穿衣服……一切都是被動的,以前我們老師上一門課,問我們『全世界什麼最公平?』他的答案是『生死』,但我只想著:『有錢人、沒錢人,是不一樣的!』」

趙德胤坐在咖啡廳的扶手椅上說,他講話的口氣,有時候像個學究,邏輯明確精準,但談到過去時,他總流露出很深沉的情感。

大哥挖玉礦 大姊二哥打黑工
全家籌「一棟房」 送他到台灣


「你無法想像的……那些記憶實在太深刻。」一九八八年,趙德胤才六歲,「我媽當時為了照顧家裡,販毒,被抓起來。」小小的他和父親從臘戌坐上吉普車,到另一個城市探望母親。那年,緬甸軍武力鎮壓了人民對政治迫害不滿的抗議活動,「中途人們砸店的砸店,抗議的抗議,全副武裝的軍人到處都是。」他說,「如果我要像侯孝賢一樣拍部《童年往事》,我拍的可能是這些故事……」

趙德胤在家排行老么,他比哥哥姊姊幸運得多,家人全護著他,希望他好好念書。大哥到玉礦挖玉石,大姊、二哥都到泰國打黑工。「《翡翠之城》是我大哥的故事,《再見瓦城》是我大姊的故事。」

趙德胤談到《再見瓦城》,「沒有我大姊,我就不會來台灣。」《再見瓦城》敘述了一段泰緬邊境的故事,儘管男女主角柯震東、吳可熙在電影裡的愛情才是敘事主軸,趙德胤還是結構出那種我們看起來殘忍、他看起來平常的生命。「難民、性、暴力」,影片氣息處處荒涼、草莽而粗糙。

「我姊姊大我十二歲。」趙德胤說,「她就像片中吳可熙演的蓮青。」蓮青一直想要脫離貧窮,先到泰國打工,渴望「出走」到更富裕的世界生活,她姊姊也是,「她很嚮往台灣,但她要顧家去不了。」趙德胤的大姊,最後把「到台灣」的希望寄託在這個小弟身上,希望他去報考台灣學校入學考。

一開始,趙德胤只想留在故鄉。「我心裡其實很抗拒考試。」中學時期,趙德胤經歷了一段輕狂歲月,「我姊寄給我錢,要我到台灣,但我不努力考,十三歲第一次考試前,我甚至前一晚還跟一群學生去聯誼。我們借了台軍用車,車子卻壞在離家二十公里的地方。」隔天他當然考不好。

「我每晚喝酒,醉生夢死,逗女孩、打架、砸車。」最後真的又鬧出大事,「我朋友嗑了藥,半夜十一點多,找我一起開車到五十公里外的山上接他舅舅。他開車歪七扭八,開不了要我開,我上去一發動,踩油門,直接撞進朋友家,他家圍牆全倒,車子翻在院子裡。」

這下可好,大姊看到弟弟胡搞,一封封信從泰國寄來,苦口婆心要他努力準備應試,一九九八年,趙德胤十六歲,他終於決心苦讀,並從六千個報考者中考了前五十名,獲台灣學校錄取。全家再花了半年時間籌措約二萬港元,「疏通」官員,辦好一本到台灣的緬甸護照,這兩萬港元,在他家鄉足夠買棟房子了。

征戰國際影展 侯孝賢驚豔
「他看到很多我們看不到的事」


「到了台灣,衝擊很大,我沒看過電梯、手扶梯,飛機從機場降落,半夜燈光還很亮。我當時就知道,我是來賺錢的,第三天就開始打工。」一開始,趙德胤學的是設計,慢慢接觸了電影,到處接拍婚紗,幫學校拍畢業光碟,「我一開始拿攝影機,為的也只是賺錢。」直到進入金馬電影學院,「我才真正認真想拍電影。」
二○一一年,趙德胤的《歸來的人》,入圍釜山影展、鹿特丹影展,接著《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冰毒》、《再見瓦城》,他靠一部部電影橫衝直撞,在最有限的經費中,娓娓訴說著自己的故事。

《再見瓦城》成本三千萬元,團隊上百人,是趙德胤花最多錢拍的電影,這部片二○一 六年也入圍了金馬六獎項。然而最後《再見瓦城》顆粒未收,「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獎項都被評審視為「第二名」。《再見瓦城》還是辦了慶功宴,席開七桌,現場媒體、影人看起來似乎都比趙德胤還要落寞,但他只是灑脫地笑著跟眾人聊天。

或許對趙德胤來說,獎固然重要,但就像他領取二○一 六 年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時的致辭,「我從小的夢想一直跟『生存』相關,從來不敢有過生存之外的夢。」

比起榮耀,就像他的老師侯孝賢說的:「他看到很多我們看不到的事!」他更試著活下去,並用電影吟唱那些「不魔幻,卻很平常」的故事。而這些事不美也不醜,它們就是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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