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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有傑:我唯一的反叛就是拍電影

鄭有傑:我唯一的反叛就是拍電影
鄭有傑努力拍出鑲嵌在台灣社會裡年輕世代的成長故事。

呂苡榕

話題人物

攝影/唐紹航

1076期

2017-08-03 10:10

鑲嵌在變動不已的台灣社會裡,鄭有傑想拍出一群年輕人的成長故事,捕捉這一刻的台灣風景。

暌違七年,公共電視在今年暑假推出《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影集(以下簡稱《爆炸2》),主角從第一季的青澀高中生,換上一腳踏入社會、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間選擇、掙扎。導演鄭有傑更佐以台灣社會近年的各種議題與爭論,強烈的既視感,讓人在影片裡總能找到與自己相似的背影。

談起相隔七年才續拍《爆炸2》,鄭有傑誠實地說,原本真的不打算再拍,但後來看了《年少時代》這部拍攝歷時十二年,以同一批演員為主角的電影,當中講述了主人翁六歲到十八歲之間的歲月,成長的痕跡、不同年紀面臨的困境,都在鏡頭前真實地浮現,鄭有傑語氣透著讚歎:「你會發現『時間』這個元素在影像中多有魅力,是任何特效都無法取代的。」

正好與電視劇《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播出相隔七年,當年劇中的主角也從十七歲的青少年,長成二十多歲的成人;從懵懂的孩子,轉變為開始得為自己做選擇的大人。戲裡的演員長大,戲外的觀眾變老,彼此結結實實地經歷時間的洗禮,也一步一步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前,「過去這些年的歷練,就像是演員們在為《爆炸2》的角色做準備工作。」

 

帶著距離觀察年輕人 記下還沒壞掉的歲月


另一個讓鄭有傑起心動念拍《爆炸2》的原因,則是台灣社會過去三、五年間風起雲湧,「我覺得現在的台灣處於一個很有趣的狀態,它有很多不安定、很多事情一直在變化。」

而鄭有傑自己卡在一個稍稍比「會為了理想而衝撞的二十歲」老一點、又比「已成為被衝撞對象的五十歲」年輕一些的世代,「我錯過野百合,也沒趕上太陽花。大學時沒什麼好衝撞,也沒什麼要衝撞的,唯一的反叛就是跑去拍電影。」這個距離讓他自認恰好能在一個不錯的位置上,觀察與描寫現下的年輕人。

帶著距離描寫年輕世代,鄭有傑說,「二十出頭」正好是一個有趣的年紀,可塑性最大,還有勇氣去衝撞,「但漸漸地,我們會發現有些地方不是你能改變,你開始會有一些無力感。這時候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的選擇,而做怎樣的選擇,就會成為不一樣的大人。」

「我想拍的,是一群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他們的成長,正好鑲嵌在這幾年變動中的台灣社會裡。」藉著影像,鄭有傑企圖捕捉某個時刻的台灣,「記下它還沒壞掉前的歲月。」

以這幾年社會氛圍為基底的《爆炸2》,第一集裡便摻雜不少時事元素,像是資本進入媒體、三一八運動等,都能在戲劇中看見線索。五位主角裡更安插了一位「陸生」,讓近年熱議的「中國因素」,在主角間的人際互動上真實呈現。

像是陸生黃茜打算加入異議性社團時,被質問「知不知道什麼是言論自由」,或是一場參與座談會時,聽到每個參與活動者的自我介紹裡,都包含一句「支持台灣獨立」,聽得黃茜手心冒汗、臉色發白的戲,都真實反映當前社會對於「國族」議題的敏感性。

鄭有傑並非頭一次直白切入國族和兩岸問題核心,早在二○一一年,他應邀參與金馬影展發起的《10+10》電影聯合創作計畫,當時他拍的短片《潛規則》,內容便講述一班電影劇組擔心影片賣不出去,因此想將拍攝現場的國旗看板拆掉,沒想到國旗看板拆下來的瞬間,牆上油漆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八個字,讓劇組導演再度瞠目結舌。短短五分鐘的影片飽含黑色幽默。

鄭有傑笑著說,當時侯孝賢來找,「我問他要拍什麼主題?他說隨便我,只要是台灣獨有的就好。那我們的處境——不管你要用悲傷或什麼角度來看,的確是台灣獨有。」這個獨有的處境,或許因為台灣人太過習慣而被忽略。鄭有傑說,影像的功能是讓人重新面對習以為常的日常,並重新思考與檢視這樣的情境。

只是近年影視產業興起兩岸合作風潮,但也有不少藝人、導演因為支持社會議題,無端遭中國網友貼上「台獨」標籤,造成不少困擾。問鄭有傑擔心被貼標籤嗎?他一口爽快地說:「我沒有包袱。而且房間裡就是有隻大象(中國因素),我總不能假裝沒看到牠吧!中國因素就是存在,我為什麼要裝作它不存在?」

 

身兼編導製作 懷抱希望「一直做下去」


「在台灣,要支持什麼立場或議題都可以,言論自由是很多人用血換來的。言論自由的消失是一點一滴,可怕的不是有法律限制你,而是你心裡有個障礙。」講到這裡,原本一派輕鬆的鄭有傑,語氣緩慢,一字一句:「我們已經解嚴三十年,但如果我們開始想著『會不會擔心』,那便已是倒退。」

不願迴避眼前台灣社會的現狀,「因為這就是這群年輕人成長過程裡的真實情境,我也只是選擇不迴避。」但鄭有傑也俏皮地強調,戲劇本質仍然是個偶像劇,不是討論議題的紀錄片,而他要談的總是人的關係,以及從第一部延續至今的核心,「一直繼續做下去,才有可能看到希望」。

至於「怎麼繼續做下去」,鄭有傑誠實地說,就像他拍片,拍攝時間僅有短短四十五天,又有預算限制,「還好我自己是編劇、導演兼製作,一場戲預算不足我們馬上能修,不用再個別和導演、編劇溝通。」但他口氣凌厲,強調這根本不是正常的拍片環境,而他也只能不斷嘗試怎麼做才能讓整體環境變好。

「『繼續做下去』就是每天在現場把該做的做好,給演員足夠的休息時間。因為『希望』是靠每天每個小細節串起來,小到像對字幕這樣的細節。」鄭有傑說。而你只有繼續努力,才有機會遇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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