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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現在正是台灣的生死關頭

陳亭均

話題人物

余英時提供

1146期

2018-12-05 17:21

著作等身的余英時,不僅是史學家,在捍衛民主之路上也不曾缺席,他的回憶錄,爬梳了半輩子中國歷史,也是當代變化關鍵!訪談時恰逢台灣九合一選舉,政治對他來說,只是遙遠的興趣,成為「有反省能力的知識人」,才是第一要緊事。

余英時已經戒菸斗戒了許多年,但他話講久了還是多少容易累,就像他總開玩笑:「英雄氣短」,先生說到累了,有時總費勁,氣喘吁吁地。

 

怎麼說,他也是個八十八歲的老人了,原本說好只做三十分鐘電話訪問,然而余英時心軟,題目尚未問完,他就不喊停。這位曾獲「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中英著作近六十本,論文四百餘篇的歷史學者,抖擻著精神,將話題一個接著一個聊了下去。

 

電話那頭的他,正坐在普林斯頓郊區的樹林小屋裡,那是余教授和夫人陳淑平在美國棲居三十多年的家。余家後院有一整片竹林,據說三十年前,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將他家的幾枝唐竹種在余英時的新居,現已滋生成叢。余英時習慣熬夜著述,數十年皆然,當他接起電話時,已經是美國時間晚上十一點。

 

余英時棲居
余英時現在棲居於普林斯頓的小屋,專心著述。(圖片攝影/廖志峰)

 

數十年書寫歷史不輟 

半生回憶錄  點出跨時代中國變化

 

他近年磨出了一本《余英時回憶錄》,最近在台灣出版,這本書的構想,源於二○○七年廣州記者李懷宇訪問余英時留下的訪談錄。李懷宇本來想寫的是「以余英時人物生平為中心的口述自傳」。

 

然而,余英時用濃濃的安徽鄉音說:「我是寫歷史的人,我想從史學家觀點,將個人經驗、親見親聞,以及這幾十年中國變化關鍵的地方給點出來。」這位被譽為「胡適之後最傑出的華人學人」,說話腔調總有一種古樸誠摯的氣質,邏輯脈絡更是清清楚楚,講什麼都是條理分明。

 

余英時是寫歷史的人,也是活在歷史中的人,與其出版一本談自己生活思想的「口述歷史」,他更希望此書能轉換為他七、八十年來個人「所經歷的事變」,於是他提筆自個兒寫成了這本半生回憶錄。

 

回憶錄就和余先生的年紀一樣,跨度悠長、縱深精微,他從七歲有系統記憶時開始寫起:那是對日七七抗戰,余英時回到安徽潛山鄉下的一九三七年,一直寫到他赴美到哈佛大學拿到博士的六二年。

 

余英時說他還準備繼續寫,老英雄氣可不短,「教書以後很多事情還沒寫呢!」余先生筆耕了一輩子,一面研究撰述著中國史專著,一面也準備續寫回憶錄,人雖隱居普林斯頓小屋,卻渾然沒打算擱筆。

 

余英時的書房有個雅號叫「小書齋」,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出版社總編輯廖志峰曾進到裡頭,書法家張充和將清代書畫家鄭燮寫的「小書齋」三字拓給余英時,被他掛在牆面。房裡貼牆的書櫃,分成一格格地,擺滿的當然盡是書。小書齋深更常亮,余英時平常就窩在這兒工作的。

 

然而就像「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王丹說過的,余英時是「擇善固執」的人,他雖待在美國郊區,卻可不只埋首書堆。余英時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他卻不斷以一位「知識人」的身分,為民主、反專制仗義執言。王丹說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六四天安門事變時,時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一九八○年代,為台灣黨外運動發聲,香港佔中、台灣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都曾聽到余英時為捍衛民主疾呼之聲。

 

就像他那本「回憶錄」,不只是私人生活經歷,更是一個知識人的學思經驗與時代之間的對話,是一位堅持民主知識人的理念養成史,即使是他,信念也非一朝一夕就奠定起來的。

 

余英時回憶錄
88歲的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仔細記錄了他半生學思,並面對其生存的時代。(圖片攝影/廖志峰)

 

曾入共青團  有「左傾狂熱」

19歲留港決定  開啟知識人反思一生

 

余英時現在民主信念極深、反共立場鮮明,但在一九四八、四九年,他其實也曾加入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也就是現在「共青團」的前身。

 

「我經歷的事情,你們不可能想像。」余英時並不迴避這件事:「那時候所有大學生、好一點的學生,特別想把中國搞好一點的,都希望有很大的改變,都希望中國走上獨立自主,能自己發展的一條路,而且對國民黨腐敗的情況也不滿意。」

 

「一九三八年到四五、四六年,共產黨在重慶有一個總部,他們辦《新華日報》,那是共產黨的報紙,所鼓吹的都是民主、自由、人權。」余英時說:「那跟青年人欣賞的價值是相同的,所以我們沒辦法分辨。」當時他家人先行離開中國,轉往台灣,後來輾轉到了香港,余英時為了處理上海家裡的事務,續留中國,後轉往北京就讀燕京大學。

 

余英時自嘲當年患了「左傾狂熱症」,有人從安徽老家來訪,對他抱怨了些地方幹部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余英時竟聲色俱厲地駁斥了家人。

 

歷史和際遇常常都是偶發的,一九四九年,他決定在寒假赴港探親。當年他雖在香港接觸了史學大家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但他完全沒有留在香港的打算,然而一切就是那麼巧合。余英時當時接著要離港回京時,他搭上了一列前往廣州的火車,不料火車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拋錨。留在石龍的四、五個小時之中,還沒「筆參造化,學究天人」的余英時,就先「天人交戰」了一番。

 

「這時我才想到,中國人很多,多我一個、少我一個沒關係。但我父親需要我幫忙,我剛到十九、二十歲,我父親在香港沒工作。所以我想還是要先管我家、先管我父親。」這是決定他一生的關鍵時刻,「我們還不知道將來是什麼樣子,共產黨將來會是什麼狀況,韓戰當時已經發生了……。最後我就回到了香港。」

 

他在燕京大學時,並沒有聽到不滿新政權的聲音,但四九年底,他要去香港時,先繞道上海住了幾天,竟聽到許多有關地方幹部怎樣殘酷對待所謂「地主」、「資本家」的報導。後來讀到史學大師顧頡剛的日記,完全印證了幾十年前的報導。對中共認識的轉變,便是由此開始的。

 

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在大時代裡生存的人,不可能不面對自己身處的歷史,從潛山的鄉村經驗到哈佛,再到耶魯、普林斯頓,余英時都不斷反思,不斷自我推翻,這樣才可能養成真正的文化素養。

 

後來在香港師從錢穆,接著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在哈佛,師學楊聯陞、基爾莫、費正清等大師,從中得出自己的知識系統。但作為「知識人」,就像那本《回憶錄》所寫,必須不斷反思,才能確立價值。

 

談台灣  民主不該「憑情緒」

政黨輪替非你死我活

 

採訪正好在台灣九合一大選前些天,余先生認為「台灣是中國文化基礎上第一個走向民主的地區」,必須珍惜、同情,但他也說現在正是台灣的「生死關頭」。余英時頓了一會兒,又強調一次:「生死關頭。」台灣決不能因威嚇利誘,向中共屈服,必須全力保衛民主自由的體制。

 

他認為,中國專制政權步步進逼,甚至「絕對已經派了很多人在台灣做工作」,台灣人必須「非常、非常『確定民主價值』。」余英時又說:「民主需要的東西,不光是一人投一票,而是有一種修養。完全沒有民主修養的人,有了那一票也用不好。」他說「選票多少是『量』,『質』就是文明程度。

 

「台灣面臨一個大問題,民主第一?還是台灣第一?」他接著說:「如果你們總想著把台灣放在第一位,民主放在第二位,就會不斷遭遇分裂,這就是危險。」余英時不認為民主應該「憑情感、憑情緒」,更重要的應該是建立擁有「文化修養」和「理性判斷」的社會。

 

「台灣人權的保障、民主自由的體制,絕對不能丟掉,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余英時語重心長地說,台灣政黨習慣於黨同伐異。「內部像是有兩個不同國家一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樣是不行的,如果民進黨執政時,要推翻國民黨;國民黨執政時,也是這樣,那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不讓對方起來就沒有民主可言,這樣又是一種『一黨專政』了。」余英時說:「消滅敵人那就不是民主。」過度講究激情的「民族主義」,也很可能會傷害民主制度。

 

論中共 人心最重要

世界的不滿已到臨界點

 

「我也不希望台灣人拚命把『台灣』兩個字做文章,越『去中國化』,其實是越為共產黨民族主義鋪路。」現在中國共產黨氣焰很盛,然而在中美貿易戰下,中國內部矛盾越來越厲害,不要把它看成千秋萬世不會動搖的,它一直在為自己掘墳墓。」

 

「上面不准妄議中央,下面不准尋釁滋事,但問題一直存在。」余英時以深圳工人維權事件為例:「引起全世界的人注意,美國康乃爾大學因此斷絕與人民大學的合作關係了。」

 

中國打壓支持工運的學生,已引起美國學界反彈。「所以整個學界、政界,包括國會、白宮、國務院,都對共產黨越來越不滿意。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國三十多位中國專家,聯合發表一篇報告:《中國影響力及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覺》,表達對中共危害美國,必須提高警惕。在美國幾十年來,從來沒看過這種敵意。」

 

「中國人向來講『天心是民心』,失去人心的政權就完了。」他認為:「台灣應該要在普世價值上多用工夫。」確實,台灣民主常流於分類械鬥。「我期望一個文明社會,與任何人交往都是很可靠,那我們非重視文化不可。對民主掌握的知識程度越高,民族激情發展的機會就越少。」「知識人」余英時今年八十八歲,他還在嘗試從文化去鑽研歷史,以及面對歷史,追尋著理解民主的可能性。

 

「保守住台灣擁有的民主法治。」老先生又強調一次,聽得出來,他真心希望台灣面對專制強權的當下,不能自亂陣腳。

 

選舉後,想起余英時曾說過:「政治對我來說,只是遙遠的興趣。」這句話或許沒錯,因為他關心的並非政治紛擾,而是如何作為一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人」,如何守護民主價值。

 

那些應該比勾心鬥角、開疆闢土或是一時選舉的勝敗還來得更重要。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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