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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挺進奧斯卡 傅榆要讓世界看懂台灣

廖元鈴

話題人物

攝影:劉咸昌

2019-03-19 12:14

說起話來軟綿綿、面對鏡頭仍是有些生澀,很難讓人聯想,她是曾在金馬獎舞台上,堅定地表達台灣人願望的導演傅榆。面對爭議風波,傅榆不想著墨太多,反而希望這部受金馬獎肯定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勇闖奧斯卡獎,讓台灣走上國際舞台,被更多人看見。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不是一時激動的發言,但這一席話,卻紛紛擾擾跟著傅榆超過半年時間,如今,就像是如影隨形的印記,卸也卸不掉。

 

隨著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日漸逼近的上映日期,對傅榆而言,不是欣喜,取代而之的是不安。

 

「我擔心大家都只看到爭議、只看到我的立場,卻沒有興趣去看這部紀錄片,這是一件很令人難過的事情,因為這部片子才是我完整想說的話。」不同於金馬舞台上的戰鬥姿態,傅榆用著極輕的語調,淡淡說出她的擔憂,試圖想要遮掩有些哽咽的語氣。

 

看似是一部記錄台灣政治、社運角力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從昔日的政治新星陳為廷、參與台灣社運的陸籍學生蔡博藝兩人的角度,走過六年的時光,歷經過反媒體壟斷、太陽花學運,用年輕人視角,見證台灣民主發展歷程。

 

實質上,對傅榆來說,這部紀錄片只想真摯地表達,中、港、台年輕人如何看待自我,更是如何懷抱夢想看待自己的國家。

 

傅榆跟拍整整六年的時光,一開始沒想到,紀錄得來的,是陳為廷、蔡博藝一路從默默無聞,攀爬至成名、卻又墜落的故事。

 

經歷低潮、停擺近兩年多的時間,傅榆梳理超過100小時的畫面、掙扎與苦惱的剪了12個版本,最終的版本,不僅奪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與此同時,首度獲取奧斯卡金像獎候選片資格。

 

傅榆拍紀錄片,像是在找尋某個題目的解答,而這部片的初衷,則是與她踏上探索「自我身分認同」,脫離不了關係。

 

深藍家庭出身卻期待「對話」 意外開啟紀錄片拍攝之路

 

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母親是印尼華僑,是新住民第二代的她,對家中深藍的政治光譜向來深信不疑。大學時期一次與好友談論陳水扁的經驗,意外起了爭執,當時的傅榆,只覺得「政治好煩」、「政治跟自己沒有關係」。直到319槍擊案,才意外敲開了她對政治的想像。

 

「那時候因為319槍擊案,我的父母親都上凱道抗議,結果當時的BBS系版上,卻有學長發了一篇文章,在訕笑這些上凱道的群眾,」傅榆有些無奈地追憶當時,「我當下就覺得自己的父母好像被羞辱了、內心悶悶的,所以當下的我,就想要正面回應,結果想當然,我就被嘲笑『無知』⋯⋯」

 

傅榆像是又想到了些什麼,急忙地補充:「但如果現在我回頭去看那篇文章,我一定會大力的嘲笑自己,因為當時的我,卻連白色恐怖、戒嚴時期都不理解。」

 

從一無所知、自我懷疑的起點開始,傅榆開始想像著,倘若藍與綠的世界,能有一座橋樑能促使彼此對話,這樣會不會有不再平行的可能?

 

這個疑問伴隨著她遇見教授郭力昕的提點,頓時茅塞頓開。郭力昕質疑為何台灣早已解嚴多年,卻為何沒有單純討論政治、政黨政治的紀錄片?

 

傅榆像是找到了解答的可能,一腳踏進政治主題的探索,卻沒想到這項叩問,竟成了她的人生志業。

 

研究所畢業製作的《大家一起照鏡子》是傅榆紀錄片的起點,她找來深藍的父母、與同學的深綠父母,來來回回拍攝短片,試圖讓彼此透過對鏡頭的陳述,可以更加客觀理解雙方立場。

 

曾一度乍現相互理解的曙光,卻因當時2008年總統大選,又將那微小的可能給吞噬掉。當時藍營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聲勢大贏,使得鏡頭記錄到「就是因為婦女票馬英九才會贏」的片段,當時深藍的父母親憤怒到不願再繼續對話下去。

 

原以為可以試圖敲開一些不可能的可能,深受挫折的傅榆花了好一段時間消化這段失敗,「上一輩的政治傾向,和他本身的生長背景、成長經驗脫離不了關係,一旦這個傾向被否定了,就像是整個人都被否定了。」頓時,理解這個深層因素的傅榆,打開了她對社會好奇的開關,想要透過鏡頭,知道更多的解答。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對話續集 用紀錄說出台灣現今困境

 

上一世代的藍綠對話挫敗,點燃了傅榆想挑戰延伸對話可能,「若是年輕人,他們會怎麼看台灣政治?」這個念頭,造就了《藍綠對話實驗室》紀錄片的誕生,找來藍、綠、不藍不綠的年輕人,坐下來談論政治,其中一個參與者,即是在清大念研究所的陳為廷。

 

《藍綠對話實驗室》好比是線頭,在這些年輕人的一來一往的交流中,傅榆慢慢抽絲剝繭地理解出,「台灣不斷陷入藍綠、統獨議題的無限迴圈當中,很大的關鍵在於『對自己國家有沒有共識?』,這就牽涉到台灣的轉型正義…」傅榆淡淡地吐出字句,從一個政治局外人的角色,傅榆像是在外邊摸著了解答,卻又覺得不夠。

 

「年輕人願意對話,台灣不只有藍綠,還有難解的中、港、台問題,我就在想,找來這些願意對話的年輕人⋯再拍個四年,作為《藍綠對話實驗室》的續集。」傅榆從沒想過,這一拍,就是六年,不只記錄陳為廷、蔡博藝兩人的轉變,也將自己六年的青春給拍了進去。

 

從跟著陳為廷走進街頭反媒體壟斷、隨著蔡博藝回中國發表新書〈我在台灣 我正青春〉,鏡頭直到太陽花學運,理想的熱情不斷堆疊至巔峰,傅榆用鏡頭,跟著這兩人衝撞體制的過程中,為心中理想的民主畫面拚搏。

 

▲以當時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陳為廷與蔡博藝兩人為主軸,紀錄片真實呈現中、港、台年輕人與社會積極對話的努力姿態。(照片提供/七日印象電影有限公司)

 

但沒人料想地到,攀爬至頂峰後,緊接而來的是墜地。陳為廷因性騷擾風波跌落、蔡博藝競選淡江學生會會長因國籍議題受挫…傅榆開始陷入低潮,停拍近兩年的時光,不斷自問「還要再接著拍嗎?」、「這還有辦法進行對話嗎?」

 

直到《幸福定格》導演沈可尚的一句提點:「他們兩人的故事很棒,但這部片你想表達什麼?」傅榆再找他們兩人對話,蔡博藝猛然一句提問:「那你當初為何要拍我們啊?」傅榆像是被觸動了些什麼,不自主地哭了起來。

 

一度以為拍紀錄片能做些改變,但當陳、蔡二人走進低潮,傅榆才驚覺,自己似乎在他們的人生,投入過多的期待,自己也跟著重摔在地。

 

隨著沈可尚的鼓勵,傅榆將自己的旁白、哭泣的段落加入紀錄片中,儘管製片團隊所有人都感到不確定,鏡頭呈現對抗中國的台灣學運學生、熱愛台灣民主的中國學生,再加上一個觀察者的紀錄片導演,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料想不到的火花就此誕生,從陳為廷與蔡博藝,再加上傅榆三人,以他們曾經勇闖的青春片段,試圖運用鏡頭,與觀眾、台灣社會對話,直到奪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肯定,才使得傅榆從沉甸甸的低潮之中,慢慢站了起來。

 

不是想當「台灣之光」 走上奧斯卡是要讓世界真正認識台灣

 

有別於以往的金馬獎,今年美國影藝學院首度宣布,55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即同步成為奧斯卡金像獎候選片。幸運雀屏中選的,正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贏取小金人的門票在手,傅榆起初像是一手握住了沙,感到有些不太真實,卻又不太確定能不能緊握。

 

因為等在後頭的,是一連串的挑戰與經費需求。角逐2020 年奧斯卡獎,得先與全球高達一百部以上的紀錄片競爭,經過美國影藝學院八千名會員的遴選,才有資格擠進最後十五部的複選名單。

 

從國際巡迴試片、推播,到國際報章雜誌、電視媒體,甚至是委託國際專業公關,強力向八千位有投票權的學院會員推廣,初步估算,想要走進小金人典禮,就得花費至少三、四百萬元的經費。

 

看似難以勝算的競賽,傅榆卻鼓足了勇氣。因為只要開始努力奔跑,就有機會在最終典禮上,使《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被直播到全球一百多個國家。

 

以眾人之力的力量,會不會走得更遠?群眾募資推出不到一個月,募款數字已邁向一百五十萬元,但能不能達到目標的四百萬元?傅榆有些沒自信地說著:「覺得…到四百萬可能有點難,但無論如何,我們會透過各種方式,有多少做多少。」

 

回歸初衷,走上奧斯卡的目的,傅榆並非是想要踏上「台灣之光」的俗套。

 

「我希望這部片可以被更多人看見,這是台灣的真實處境,中國與台灣的互動關係…但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也是身為台灣人很容易有的感覺,我們真的不被當成世界的一份子。」

 

傅榆的喉頭像是被掐得緊緊地,一字一句吐露地辛苦,「我們不是都期望自己的國家在正常的位子嗎?」傅榆的一番提問,讓當下的場景彷彿又時光倒轉到了金馬典禮當天。

 

角逐奧斯卡獎,是身為導演的傅榆,想帶著台灣到達更遠彼方的重要里程碑。能走得多遠,沒人能知曉,但不論走的再遠,傅榆心心念念的仍舊是這塊土地,這塊滋養著她成長的國家。

 

▲傅榆:「我自己站起來了,我覺得我應該要做些什麼,讓這部片給更多人看到,身為紀錄片工作者,到底能改變什麼?我只能靠我的片子,雖然不知道能改變什麼,但總要試試看。」(攝影/劉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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