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老虎們在短短數十年間，就讓地球上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脫離赤貧，這絕對是名副其實的奇蹟。
但爆炸性的成長，卻也有其代價—社會無法像經濟那樣快速演化，舊時代的價值觀與新現實產生衝突。
預料之外的後果，打亂了政府的如意算盤。
如同多數現象（無論是自然或人為），感受最深的，往往就是年輕人。
倘若你想要了解人口衰退對一個社會的影響，不妨看看日本。一九五○年，在日本努力地想要重建因為二戰而被摧毀的經濟時，日本婦女的平均預期生育率為三個孩子。但當「日本製造」在一九五○年代成為廉價且劣質的代名詞時（請回想老舊的電晶體收音機），日本母親開始選擇生少一點孩子。到了一九七五年代，隨著日本製造成為品質與高價位的代表（以豐田汽車的 Corolla 為例），且該國也成為已開發國家後，曾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這個國家，其生育率下滑到替代率之下，並於二○○五年降到最低點一．三，接著再些微反彈到如今的一．四。
這種情況在大型已開發國家內並不罕見，但日本與典型的歐洲或北美洲國家卻很不同。日本人可是–嗯，非常的日本人。日本是一個秉持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也稱屬人主義）的國家：獲得公民身分的條件就是透過血緣，或更準確而言—透過擁有公民身分的雙親。倘若丹麥籍夫妻在加拿大生下孩子，這名孩子同時會是加拿大與丹麥的公民；但同樣一對丹麥夫妻在日本生下孩子，這名孩子只會是丹麥的公民。
理論上，外國人可以取得日本國籍，但必須經歷一連串讓人絕望的程序，且這些都必須以片假名來進行。調查員會拜訪你的住家和工作場所，在你獲得許可後，還必須放棄原有的國籍。二○一五年，日本只核可了九千四百六十九位公民資格，遠比五年前的數目還低；二○一○年，該數目為一萬三千零七十二人。二○一○年、也恰好是日本人口攀上新高峰的一年，總人口數來到一億兩千八百零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二人；五年後，人口數為一億兩千七百一十萬。短短五年內，日本損失了一百萬的人口，同時獲得日本公民資格者的數量也更少了。
這就是擁有低生育率、反移民政策國家，會遇到的情況。在描述日本如今的人口情況時，最常使用到的字眼就是「災難性的」。不妨思考：如今活著的日本人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為年長者，這也讓日本成為全球最高齡化的社會。四十歲女性的數量比三十歲女性還多，而後者的數量又比二十歲女性多。這也是為什麼人口衰退往往是無藥可救的；一旦發生了，就幾乎無法逆轉—因為每一年到達生育年齡的女性數量，都比前一年還要少。
而更難逆轉的，還有伴隨著低生育率出現的思維，人口學家稱此思維為「低生育率陷阱」。該理論指出，倘若生育率低於一．五的情況，發生超過一個世代以上，這樣的生育率就會成為新常態，而且是一個幾乎無法改變的常態。如同牛津大學的莎拉．哈波（Sarah Harper）所描述的：「就業模式改變，托兒所與學校減少，同時社會型態將從家庭／兒童取向，轉型為個人主義，生兒育女成為一種個人實現或成就。」
對日本夫婦、南韓夫婦、德國夫婦或加拿大夫婦而言，生孩子不再是一種必盡的家族、社會或對神的義務。這是讓夫妻能表現自己，體驗生活的方式，遠比選擇中世紀現代主義風格的客廳裝潢更為重要，或是在哥斯大黎加叢林中度過的那兩周、或是剛獲得超棒的圖像設計師新工作（儘管有些不穩定且薪資較低）等那些能無止盡延伸下去的事物。
這些聽上去，是否跟你認識的某些人很像？到本世紀中，日本人口將下滑到僅些許超過一億的程度；而在本世紀末，則會降為八千三百萬，甚至低於二○一○年高峰期的三分之二。政府政策的大方向，是想辦法讓日本人口數量維持在超過一億的程度，但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做。隨著年輕人為了工作與希望而離開鄉村、移往都市，「某些村落的人口下降到當地人會用假人來裝飾，期望能增添些許活力的氣息。」二○一○年對日本而言，還是另一件事情的里程碑。該年是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年。中國的成長是促成此一轉變的原因，但更大的原因仍在日本自己身上。
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那年，也是日本股市崩盤的二十周年。在股市崩潰後，導致了一九九○年代那所謂的「失落的十年」，接著是二○○○年代第二個「失落的十年」以及第三個「失落的十年」，和這三十年所創造出來的「失落世代」。經濟下滑的直接原因，為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提高利息導致房地產泡泡破滅，接著引發全盤崩潰。銀行倒閉，倖存者拒絕借款，急於保護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為了解決危機，政府投入了數百億到公共建設上，希望能重振經濟。但這種凱因斯式解決之道，導致私有資本市場挨餓受凍，同時可能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
但另一個原因發生在職場上。伴隨著不景氣和不斷成長的債務（GDP的二五○％），日本成為地球上負債最高的國家，更遑論那逐漸增多且會成為經濟重擔的老年人口。由於日本的退休年齡為六十歲，且薪資極大程度上是隨年資而成長，因此即便年長者想要繼續工作，公司也無法繼續聘用他們。如此一來，日本的工作年齡人口穩定下滑，從而讓日本創下另一項紀錄：已開發國家中最高的撫養比。所謂的撫養比，是指具生產力的工作年齡人口，對上退休人口與孩童（並加上不具生產力者）的總數。在日本，該比率為六十四；美國為五十二、中國為三十九。這意味著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日本只有較少的工作者來承擔老年人口與幼齡人口所需要的政策開銷（醫療保險和教育）。但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後果。
回想 Walkman：此一產品是為了熱愛歌劇的中年使用者所設計的，但那些在卡帶式隨身聽於二○一○年停產前購買了兩億台的消費者，也是如今那些會在手機上訂閱音樂串流服務的使用者：年輕人。年輕人會消費，在數十年裡，他們購買了數量上億的四十五轉小唱片、黑膠唱片、卡帶、八音軌匣式錄音帶、CD、iPods、智慧型手機，或是訂閱 Spotify 及 iTunes。這些成年的年輕人們，購買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洗衣機、沙發、冰箱和休旅車。他們為嬰兒添購推車，並為了參加公司活動而買一件簡單的黑色洋裝。他們會買房子，過幾年再換一間更大的房子。二十、三十和四十歲的工作者，不僅創造了最多能推動經濟的財富，他們還進行消費。
日本的經濟在過去三十年間之所以停滯不前，某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高齡人口的消費愈來愈少，導致需求愈來愈低，而擔心需求繼續下滑的銀行，願意提供的創業貸款自然也愈來愈少。如同經濟學家吉野直行和法哈德．塔亨薩迪—賀薩里（Farhad Taghizadeh-Hesary）所觀察到的：「老化的人口和消失的工作人口，是日本陷入長期經濟不景氣的一大原因。」而最終代價同樣也是最難以捉摸的。即便在日本最輝煌的一九七○與八○年代，他們在某一項產品上的競爭力總是不如人，這樣產品就是電腦。針對這一點，人們曾經提出各種解釋（包括宣稱日本在文化上缺乏創意的標準種族主義式主張）。
但確實有一項原因特別顯著。數位革命—電晶體、晶片、個人電腦、網路、線上購物、雲端服務等，絕大多數都是由位在矽谷、西雅圖，或精英學校如哈佛等地的發明家與企業家所推動的。倘若你曾經讀過這些人的自傳—從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等積體電路與晶片的開創者，到微軟的比爾．蓋茲、蘋果的賈伯斯、臉書的祖克柏以及亞馬遜的貝佐斯，你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在他們提出某些具開創性的點子時，他們都很年輕。日本沒有這麼多年輕人了。當社會邁入高齡化時，創新開始變得困難。
日本與韓國的情況，也同樣發生在亞太地區的香港、台灣與新加坡身上。這五個國家全都只用了一個世代的時間，就讓須耗時一世紀的經濟現代化成真。而這五個國家的生育率如今也都位居世界最低。香港的生育率據某項推測來看，實際上已經下滑到一以下。而其他開發中、未完全開發的亞洲國家則緊跟在後，泰國一．四、越南一．八、馬來西亞二．○。亞太地區大型國家的生育率逐漸朝替代率靠攏，甚至有低於替代率的趨勢，是全球人口衰退的一大推力。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無人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