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戰爭的距離：應替所有方案做準備

後者的論點是基於認為中國和俄國在敲鑼打鼓之際，不忘遵守「理性的」決策方針。換而言之，中國和俄國仍然判斷招惹美國或北約所帶來的經濟與人力損失仍然代價太高，實際上佔領台灣或烏克蘭是弊大於利。這個以國際關係理論為基礎的說法，準確地提出了現今各國政府如何衡量各個決策之利弊得失。

理性模型 v. 不理性模型

雖然這個論證聽起來不錯，但歷史也提供我們許多例子，當一個政權面臨逆境時，還是會採取一連串行動，即使在後來都證明了這些的行動只會以災難收場。當日本明知自己的國力不足以和美國長久抗衡，卻決定於 1941 年攻擊美國本土，就是眾多案例的其中之一。當時的日本高層漠視帝國軍隊的警告與兵棋推演結果，相信對珍珠港的閃電攻擊足以瓦解美國的反擊能力，進而迫使美方主動與日本求和。近期「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es）」的研究可以用來幫助決策者，但也發現採取理性行為理論（rational actor model, RAM）來分析所有國家行為可能造成的危險性。

認知偏誤會讓強權國家跌跌撞撞地捲入戰爭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如此發生的。歐洲各國的行動並非基於精密計算和謀略，而是一系列的事件沿著自身的發展，引發愈加向下沈淪的結果，讓「理性」的政府陷入「不理性」的決策模式，導致好戰國家們將各個小衝突擴大成世界大戰。對比台海緊張關係，假設解放軍無人機闖入台灣東沙群島而遭擊落，就有機會演變成事態嚴重的危機。

最後，考量到中國實行極權統治，我們還要加上一個變數。正因為極權體系的本質就是去除一切異議聲音，因此對於戰爭生死的重大決定，可能只由一部分的核心人物下指導棋。然而只聽取順耳之言而欠缺公正客觀的判斷，所做的決策不一定合乎「理性」。權力的集中化使得習近平與普丁身邊的官員變得唯唯諾諾，深怕冒犯上意。中國在沒有公開透明的資訊下，外界要準確評估國家變動將會非常困難（如經濟倒退），以至於政府高層只能製造外部危機來轉移政敵和人民的注意力。

以上論述並不表示大規模戰爭將一觸即發，而是對於台灣等鄰近小國而言，國家是否事前做好危機處理，決定了該國遇到緊要關頭時能否安然度過滅國危機。相信理性行為理論（主張冷靜以對而不要過度反應）的分析家們或許對現實的評估有八成的準確性，但政府不能冒然忽略剩下的兩成機率，打賭災難不會發生。因此，政府必須在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增強國家的嚇阻效果，並和盟友國一同密集合作。目前的全球態勢來說，模糊政策會導致誤判發生。對於中國和俄羅斯破壞現有秩序，華盛頓應提醒讓兩國將會付出的重大代價，而國際社會必須要求中俄兩國「理性」行事。

被忽略的威脅

即使假設理性行動論，也存在許多戰爭之外的手段讓一個政權可以瓦解它的對手。對於俄國和烏克蘭所發生的「灰色地帶」行動（“gray zone” operations）和新型態「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指非正規、不對稱手段與持續操縱政治與意識形態衝突相結合，使行動更隱蔽、更多樣化）」，各界對此有不少的研究，卻嚴重忽略台灣受到中國的灰色地帶衝突的問題。理性行為理論、認知偏誤原則與「不理性」行為模型均推估，中國極可能以各種理由來發動「灰色地帶」行動與混合戰爭。

根據理性行為理論分析，中國會在台灣網羅親中團體，吸收武裝份子，於台灣各地部署「同路人」來替中國進行任務，包含破壞、暗殺或恐怖活動等。透過中華統一促進黨或竹聯幫直接在台灣動手，中國不需要動用解放軍也能造成台灣極大的威脅，更可以對外否認參與其中。有鑒於近年親中組織在台灣引起不少動盪，甚至有發生過中國資助的刺殺案件，筆者認為中國打壓台灣的下一步就是製造分化與內亂。

認知偏誤原則或「不理性」行為模型則顯示中國同樣會利用代理人實行破壞行動、暗殺計畫、游擊戰等，在解放軍攻台前引發內亂。相同的計謀亦可施行於沖繩的駐美軍基地，所以過度聚焦於解放軍的傳統武力反而會看不清中國的新型態威脅。現今台灣的國防、警政、情資系統尚未表現出充分認知中國的混合戰爭形態的破壞力，更遑論有足夠能力應付中國發動的各類威脅。

重點論述：目前各界爭論中國是否會發動「非理性」的攻台行動，但是比較即時也更可能發生的威脅來自於台灣國內的親中組織，各界卻依然忽視其破壞力。

（原文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21 日）

作者：J. Michael Cole 寇謐將

寇謐將，全球台灣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現任英國諾丁罕大學中國政策研究中心，及其合作單位台北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他擁有加拿大皇家軍事學院戰爭研究碩士學位，並曾在渥太華的加拿大國家安全局擔任分析師。

原文：The War Threat Against Taiwan: Preparing for All Contingencies

By: J. Michael C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