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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台資訊攻擊模式的演變與趨勢

中國對台資訊攻擊模式的演變與趨勢

沈伯洋/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政治社會

吳東岳

2021-05-31 12:14

發生於2018年9月的「關西機場事件」,起因於境外(中國)網路的一則虛假訊息,經由中國網媒傳到台灣的社群網路,再經由本地主流媒體推波助瀾,終於引發全民關注與議論。使得這起原本只是一次遠在日本的風災造成部份台灣旅客受困機場的事件,最後竟演化成一場充斥著「官/民」、「朝/野」甚至「中/台」對立矛盾情緒的「政治風暴」?更不幸的是,此事件還意外造成我國折損了一位優秀的外交官員。

毫無疑問地,對台灣社會而言,關西機場事件是個不幸的悲劇——在這場風暴中,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互信基礎、不同意識形態者彼此溝通變得不可能?無論官/民、朝/野、媒體/閱聽人…沒有人是「贏家」!

但若要問:到底是誰愚弄了我們?誰是這起事件的「加害人」?誰應該為此負責…在整個社會尚未對此事件有充分認知、全面討論、形成共識前,這些追究,恐又將陷入另一場爭論?

事件發生至今(2021年)已經兩年半,雖然台灣政府與民間,都因此對「假新聞」議題有了更多的關注、討論與行動。但我們也注意到,就關西機場事件所透露出的警訊、與呈現的意義,整個台灣社會(包括政府與民間)似乎仍因著各自不同立場(利益糾葛),而欠缺一種誠實面對問題的態度、或一次深入而廣泛的省思?以致於在此事件後(例如,2020年的總統大選、新冠肺炎疫情…)類似的虛假訊息,依然程度不一地流竄全台、擾亂社會?

特別是,本事件中最應該要勇於面對的台灣新聞媒體,在事件過後至今,不僅鮮少公開向閱聽大眾說明自己在此事件所應扮演的角色(有無失職)?更遑論對此事件做出較深入的後續(影響與省思)報導?本地的新聞媒體或許礙於「涉己事務」的新聞自律規範,而不便對自身或同業多作批判?但相較於公共利益(亦即公眾知的權利有無被誤導?)的把關,媒體理應更要有「捨我其誰」的擔當。

「關西機場事件總檢討」座談會由今周刊及幸福綠光出版社、台大法律學院校友會主辦,常在法律文教基金會協辦,總統府資政蕭新煌教授擔任座談主席,邀請臺灣事實查核中胡元輝教授、台灣民主實驗室沈伯洋助理教授、通傳會委林麗雲教授、今周刊發行人梁永煌等各界碩彥進行座談,提出寶貴見解,期冀有助於釐清以上問題,也有助於台灣社會認真看待關西機場事件及後來、未來的類似現象!

以下整理「關西機場事件總檢討」座談會中,台灣民主實驗室沈伯洋助理教授分析,中國對台資訊攻擊模式的演變與趨勢。

 

關西機場事件有許多面向,以下我將從本事件事實面、中國對台資訊攻擊的演變模式近況,以及台灣未來如何因應等三個層面來討論。

 

從帳號足跡或現實世界追索

 

在關西機場事件中,台灣的國安局、國防部、調查局等官方組織在本事件中應有能力做一些事情,但因彼此間並沒有很強烈的連繫,導致在第一時間並不容易處理。民間組織在當時就只有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後來的類似的民間組織還有MyGoPen,最近也通過了IFCN的認證,台灣最主要就是這兩個組織在做事實查核。

 

台灣民主實驗室的角色比較不做事實查核的部分。我們主要是與其他單位分工,目標是調查來源。例如,某事實查核組織發現一個假新聞,其散播的帳號非常可疑?於是開始去調查這個帳號到底是誰、其背景為何等等,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工作。這個工作會比較麻煩,因為以傳統上而言,網路會留下數位足跡可以去追索,但是如果沒有足跡的時候,我們就要在現實世界中去找本人到底是誰?這時候我們要做的可能更偏向徵信社的工作。

 

調查對象有無協同性資訊操弄(CIB)?跟誰協同?

 

簡言之,我們主要調查的目的,就是去瞭解調查對象有無CIB(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也就是這些對象究竟有無在做「協同性」資訊操弄?協同性除了是社群平台認定很重要的標準之外,我們在認定的時候,除了看這個人可不可疑之外,當然也會看他跟誰協同?或者其金流為何?

 

例如,2020年罷免韓國瑜的時候,我們就發現有大量的幾個粉專都在Facebook上面下廣告,而且好幾個粉專下的金額都一樣,目標族群也都一樣?因為Facebook的資料庫後面有出資者,結果我們發現,出資者竟也都一樣,這就有點奇怪,所以我們就要慢慢去追查出資到底是誰?但其實在網路上Facebook提供的資料是不足的,所以我們就只好實際到高雄去看一下這個人到底是誰?找了很久就發現他原來是統戰部下面某集團的講師。所以這就可以拉起一條線:從中國的統戰部一直到該集團,一直到這個粉專一直到下廣告..其實就可以把這個線連起來。然後,我們就可以昭告天下說這是一個來自於中國的廣告、來自中國的攻擊!

 

類似上面的例子就是台灣民主實驗室最主要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如果應用到關西機場事件的話,我會覺得有幾個疑點指出,這不是單純的假新聞擦槍走火:第一個疑點,本事件中第一個在微博發文的那個人叫做「洪水猛獸baby」,她應該是海南電視台的一個記者,這則發文是有影片的,該影片到現在也都還在網路上。這個影片是有做一些移花接木,我們有去比對影片裡面講話的人,這個人看起來可能是她先生,但無法確認。

 

我們要問的是:她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我們把她當作是一個愛國主義青年,想要宣揚中國大使館有多給力、似乎有點像內宣,維穩的企圖?但是如果這是一個維穩事件的話,通常中國在做維穩事件一定會對內大肆宣傳,這種大肆宣傳我們在備份中國資料的時候,就會發現其在中國的聲量會突然上升(例如,最近抵制新疆棉的事情,中國對內宣傳要支持新疆棉等等,你就可以看到網路的聲量在中國內部就突然上升)。我們觀察的方式也很簡單,就是每兩個小時備份所有中國的資料一次,就可以去看某議題的聲量起伏。後來我們就發現,關西機場在當時中國內部的新聞很少,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對內宣傳,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應有警覺:你明明是做了一個對內宣傳的新聞,但是對內又沒有炒起來,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查証內容農場(觀察著網)有無官方背景?

 

第二個疑點:觀察者網的角色為何?有無官方背景?許多兩岸研究或部份美國學者在對中國網路的分析都可能陷入某種迷思,認為中國政府和人民必須分開看待。理論上這樣其實也沒有什麼錯誤,因為人民畢竟是無辜的,他們也是受害者。但其實他們可能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在中國網路長城的戰略底下,所有人民可能都會被「武器化」。所以如果每次都要把中國政府和人民切開來看,那麼在分析上難免會有所缺失?

 

《觀察者網》的背景稍微有點複雜,因為它本身有官方背景,但是在我們的研究裡面它被「洗」過三次,所以我們是有做過一個觀察者網的投資體系圖,從體系圖就可看到他跟官方(黨、政、軍)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還沒有對外揭露其背後的資金是因為,我們發現他們這條線有延伸到美國,也可以知道他們從復旦大學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世界中國研究所和上海春秋綜合戰略研究,這幾個組織一直往下延伸,先到觀察者網,再一直到海外再去做這些新聞的網站。

 

我覺得《觀察者網》的角色,其特色就在於中國在對內做宣傳或者對外做宣傳的時候,會先在微博、微信的幾個帳號,先把一些消息丟出來測試一下大家的反應。它們的做法是選在一般人通勤或睡覺前,因為這兩個時間效果較佳。例如,通勤的時候給一點快新聞,就是只看一行兩行,你看到標題就被影響的那種新聞,就是標題殺人,一看標題中文「水淹成這樣,中國大使來接人,台灣人竟然.」像這樣一個標題,其實沒有人會點進去看內容。然後晚上10點以後就會用微信公眾去寫一些比較深度的文章,因為睡覺前大家是比較有時間看文章的,所以他們會在晚上去做微信公眾號的操作。所以從早上通勤一直到晚上深度的文章,就等於洗了一次輿論,洗完一次輿論之後他們就可得知:我們這一次輿論操做下去,大家的反應是什麼?

 

要去搜尋那個反應很簡單,就是商業媒體先行,商業媒體先行就是像《觀察者網》、《澎湃網》這種介於中間、並不完全屬於官媒的一些網站。先把東西報導出來之後,下面會有留言,他們再把那些留言蒐集起來之作輿論分析,然後再去調整,確定都沒問題了,《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主流媒體可能就發出去。但其實在當時,《觀察者網》這篇文章下面的留言,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在討論台灣跟中國之間的問題,大部分人都在討論,撰寫該新聞的記者王可容長得跟華春瑩很像,是不是華春瑩的女兒之類的八卦。

 

 

延伸閱讀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總統府資政

從關西機場事件省思台灣媒體的自律與他律

 

胡元輝/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從事實查核看假訊息的民主挑戰

 

 

「中央廚房」提供圖文影音資料,幾百篇類似內容同時發文

 

第三個疑點:上述這個模式就是,先在微博丟出一個信號彈出來,網路輿論炒起來後,再由《觀察者網》整合成一個新聞。但假設就只有一篇文章,《觀察者網》就把它寫成一則新聞,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雖然台灣的媒體其實還蠻常這樣做)。所以這中間還需要做一件事情,我覺得這件事就比較能夠證明這是一個協同性的資訊操作。

 

因為在﹝洪水猛獸baby﹞的微博發文之後,在一小時之內大概有好幾百篇類似內容的發文,如果大部份中國網民都對這件事情有興趣,而在微博大量轉傳,照理說大家應該會是分享﹝洪水猛獸baby﹞這篇文章。但結果該篇文章的分享數其實極少,當時的狀況是同一時間每個人都PO了類似內容的文章,但是又不是互相分享;而且這些貼文竟都使用一樣的影片和照片,這就很像統一由一個「中央廚房」提供資料,然後大家在群組裡面收到資料後再一起發出去,但他們其實應該要互相轉發,因為這樣看起來才會比較像真實的。

 

所以我覺得從《觀察者網》準備要炒作此新聞之前,先在網路上大量散布此訊息時,中間才有人把台灣的元素加進去,後來《觀察者網》將此作成新聞後,許多台灣媒體可能沒有查證就引述了,結果釀成這麼嚴重的後果。我個人認為這就是一個協同性資訊操作,根據國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中國在這方面算是慣犯。只要是中國境外有的災難,他們大都會做此類的新聞。如果有台灣人,就順便把台灣人再牽扯進去,簡單來講,這本來就是戰狼外交的SOP。

 

「共青團」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

 

第四個疑點:「共青團」扮演的角色為何?共青團在本事件中其實並沒有作實質上的發言,但我一直都覺得近年來,它的角色越來越吃重。共青團現在越來越常變成一個「管道」。例如,日前抵制H&M,這原本是去年10月發生的事,但共青團就故意幫忙炒作,之後觀察者網、澎湃之類的網媒就跟著報導,《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再跟進。這種協同性不那麼常出現是因為,過去共青團內部有嚴重的權力鬥爭,所以他們的作為與官方定調並不一致。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值得觀察的,因為畢竟共青團是屬於人民政治參與的那條線,不是屬於黨或國務院。他從人民路線打下來以後,再與黨、政呼應,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高招」的一種輿論的操作。當然,這對我們來講會比較麻煩,也是我們當下需要去面對的。

 

中國對台資訊攻擊:中宣/外交部+小粉紅、農場模式

 

中國近期要操作類似事件常用的模式大致有以下兩種:第一種是「外宣模式」:中國中宣部,外交部有自己的網軍,所以每當這兩個單位有訊息要在國外散播時,就會有一群人專門在幫他們轉發,這群人通常很高調,所以也很容易被發現。但是他們最近在做這類事情的時候,越來越常跟「小粉紅」合作,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中國的人民與政府不容易切開分別看待的原因。

 

另外一種是所謂「農場模式」:近年來這種模式對我們來講,變得比較困難是因為,現在影片變得非常多。例如,中國很擅長製作一些很簡單的影片,這些影片在Facebook上可能有好幾百個頻道,每一個頻道可能一天傳四到五個影片,每個影片可能有二、三十萬個觀看次數,其效應不容小覷!

 

而且為了要打入台灣在地的脈絡,現在大家坐計程車可能會發現,有很多司機會在乘客上車時,故意播放某些頻道,頻道內容大多是中國製造的影片,而且看起來是特定幾個車行在做這件事情。另外還有一種是夾報紙,他們在美國也會做夾報紙的工作,在台灣現在也做一樣的事情。像高雄現在有某報都塞到你信箱,但你根本就沒有訂閱,這家報紙聽起來是非常台派的報紙,乍看之下似乎沒什麼問題?但裡面卻都是在講「兩岸一家親」之類的統戰內容——而我們最近已經調查出來這其實是跟統戰部有關係的!

 

總之,這是他們最新的一些手法:從線上做影片,線下透過一些里長、司機、夾報等基層滲透方式,讓認知領域受一個「上下夾擊」。在解放軍的文獻裡面就曾提及:在實施認知做戰時,其實上下夾擊才是最容易造成敵方認知偏誤的一種方式。「上」指的是網路所呈現的內容;「下」指的就是現實世界的基層滲透,例如計程車聽到的東西、或里長辦活動時聊天等「在地協力者」的合作。在這兩個夾擊之下,認知領域的改變就會變得特別的強大!

 

台灣未來如何因應:(1)立法→代理人法

 

台灣,特別是政府,未來如何因應中國對台的資訊攻擊?我認為主要可分成兩個層次:立法與行政。

 

首先,在立法層次,民主國家面對假新聞問題,為了不損及言論自由,最好的方法還是揭露來源。像《反滲透法》的修法方向比較偏向處罰,而我們近年來力推的《境外勢力代理人法案》則側重來源的揭露。

 

這個法案的精神是,譬如你跟中國的黨政軍有關係,可能是利益輸送、簽約協議等關係,我們總共列了七種關係,這是第一層。第二層是當你有了這個關係之後,你又做了什麼事情?譬如說你做了干預選舉、侵害言論自由的事情等。雖然在民主國家,假訊息常常躲藏在言論自由的保護傘下,但中國的做法有時候反而是侵犯。譬如說他會跟台灣的學校簽約,要求台灣的老師不准在有中國學生的課堂上講法輪功、新疆等特定議題。這其實是侵犯了我國的言論自由。

 

所以當他跟中國有這一層協議關係後,又用這樣的方式在這邊做反民主的行為,我們就是把這些行為明確條列了十幾項出來。一旦符合這些項目就必須要做登記。登記又有分主動及被動:比較嚴重的事項是要主動登記,比較不重要的事項要被動登記。登記的意思是,這些人必須要揭露他們跟中國有這一層關係,並且,假設說今天有教授他在上課的時候,因為學校已經簽這個協議了,他必須要在他上課的power point上面,揭露這個課程已經有接受共產黨的贊助。

 

以「揭露」取代「處罰」,兼顧言論自由

 

美國已有類似的法案,譬如說俄羅斯資助的Youtube的頻道,下面就要標註說這個是俄羅斯政府出資的節目。因為這需要調查,要有一個司法權,但國安局沒辦法做這件事情,因為國安局不能對內做政治偵防,所以比較適合的單位應該會是調查局。因為調查局本身就有國土安全處,他們的業務本來就是在做這個,所以也不會增加他們多餘的事件。而他們的KPI本來就是用這個做計算,但是因為調查局隸屬法務部,法務部對這件事情是否贊成就很關鍵。

 

我們在推這個法案其中一個理由是,希望能夠透過揭露的方式,讓大家在網路平台收看某訊息前,能夠先瞭解此訊息背後的金主或贊助者是誰?我那時候有問過Facebook,假設我們通過這樣的法案,假設有公關公司真的是拿了中國的錢在網路上散播假訊息,能不能夠在帳號背後後面就附一個中國國旗之類的符號?該公司回覆說只要我們法案通過,他們當然可以配合。但問題是我們法案就是沒有過,所以他們也不能做這種事。

 

Youtube也是。美國、澳洲因為有這個法案,所以Youtube在這兩個國家都有類似標註。但這個標註有時候不明顯,譬如說我點一個Youtube的影片,其影片下方會有標註。但假設我今天是在Line裡面傳影片時,直接點開影片就開始播放了,那個標註就不會出現,所以在技術上還必須仰賴各社群平台的配合,方能奏效。

 

針對可疑訊息,給他一個「中國分數」

 

另外,我們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運算中國媒體的寫作風格——意思就是,統戰部、解放軍等中國網媒各有其寫作風格,我們針對可疑的訊息,計算其相似程度(包括內容和寫作風格),給他一個「中國分數」,假設你這個訊息的中國分數有87%S?大家看到以後就會覺得,這可能是中國想要丟過來影響我們的內容。

 

以上是用法律的方式能夠解決的事情。但其實很多時候是法律無法約束的。即中國若要影響我們的輿論時,則會為某些特定言論創造市場,讓言論符合其利益者「自動」有利可圖(例如在某平台發表特定立場言論時,無需任何約定,就可立即收到廣告贊助或捐款)——這就是目前法律無可約束的。若要解決此類問題,除非另外立法,或靠平台配合,否則並無法可管。

 

台灣未來如何因應:(2)行政→讓國安歸於國安

 

最後,以行政端來講,假設這樣的法案通過了、調查局進來了,有關NCC的角色,我認為NCC不能處理國家安全事務,因為國家安全的事務,就是該由國家安全相關的單位來做。既然國安局依法不得對國內進行政治偵防,不妨參考北約「反混合戰中心」,成立一專責單位,專門來做假新聞的前端分析,然後再透過法制的方式,讓其他的單位能夠進來,以上是我對目前行政端所能努力方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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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真/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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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煌/《今周刊》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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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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