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孤立、內部噤聲：普丁如何延續一場無法結束的戰爭

Z世界大戰

在七月，拜登前往利雅德（Riyadh）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進行首次會晤，討論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增產以「穩定」（即降低）世界原油價格。利用沙烏地阿拉伯來削弱莫斯科是前美國總統雷根在一九八二年使用的策略。當時的美國國會議員查理．威爾森（Charlie Wilson）等人成功說服沙烏地阿拉伯人，認為蘇聯在阿富汗殲滅他們的同教派信徒，並且需要透過將「毒刺」飛彈走私給聖戰者（Mujahideen）游擊隊，以及降低油價來摧毀蘇聯經濟（這也確實發生了）。然而，四十年後，美國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影響力大大減弱—尤其是在華盛頓指責他們介入殘酷的葉門戰爭，而且在二○一八年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綁架和謀殺事件後，更使兩國關係惡化。

拜登的努力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的結果。到了九月，全球油價開始緩慢回升，接近心理價位的每桶一百美元，因為買家急於在十二月五日的截止日期前完成交易，超過該期限後，西方國家將對俄羅斯原油實施每桶六十美元的價格上限，並全面禁止俄羅斯石油產品進口到歐洲。到了戰爭一周年時，油價回落至每桶八十六美元—但對俄羅斯而言，扣除俄羅斯烏拉爾原油折扣後的價格，這就是他們的實際獲利。

然而，諷刺的是，正是普丁提供了沙烏地阿拉伯增加產量並降低價格的強力理由。在拜登訪問利雅德一周後，普丁現身德黑蘭與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萊希（Ebrahim Raisi）、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段會面。這次峰會的表面原因是討論敘利亞的未來：在那裡，俄羅斯在保護伊朗盟友—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免受沙烏地和西方支持的反抗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真正的原因，則是展示莫斯科與德黑蘭之間新興的反西方、反民主聯盟。

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與伊朗間的關係一直處於進退兩難的矛盾狀態。在九○年代，葉爾欽政府在布什爾（Bushehr）建造了一座民用核反應爐，並且祕密協助德黑蘭發展流星3型（Shehab-3）中程彈道導彈。但是在普丁上台後，俄羅斯加入了西方陣營，暫停了伊朗的核武研發計畫—部分原因是莫斯科擔心擁有核武的伊朗會在中東地區炫耀滋事；還有部分原因則是支持阿亞圖拉（ayatollahs，伊朗伊斯蘭什葉派領袖的稱號）政權損害了俄羅斯與西方的經濟關係。烏克蘭戰爭改變了這一切，俄羅斯現在已超越伊朗，成為世界上遭受制裁最嚴重的國家。

隨著與西方的關係無可挽回地破裂，與伊朗的結盟對莫斯科來說成了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戰略選擇。在德黑蘭，普丁的外交政策顧問尤里．烏沙科夫對記者表示，俄羅斯與伊朗之間已發展出一種「相互信任的對話」，並且「在大多數問題上，我們的立場接近或相同」。更為迫切的是，俄羅斯需要伊朗的無人機來對抗烏克蘭使用的、由土耳其製造的「旗手」無人機帶來的毀滅性威脅。到了十一月，伊朗製造的沙赫德無人機群成為俄羅斯大規模攻擊烏克蘭電力基礎設施的先鋒。

對於俄羅斯的國際孤立地位，普丁表現得毫不在意。七月八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G20峰會上，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與西方領袖進行了自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攻擊以來的首次直接交鋒。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對記者表示：「（拉夫羅夫）在談判中花了大部分時間不是待在會議室內，而是在外面。」她接著說：「俄方沒有一點願意對話的誠意。」當貝爾伯克開始發言時，拉夫羅夫故意走出了會議廳—她後來表示，這證明了會場內的氣氛是「十九比一反對俄羅斯入侵，即使在制裁問題上有所分歧」。隨後，西方領袖們甚至拒絕與拉夫羅夫合影。九月，俄羅斯、白俄羅斯、阿富汗、委內瑞拉和敘利亞甚至沒有被邀請派大使參加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葬禮，而北韓和伊朗的代表卻出席了這場葬禮。

中國依然是俄羅斯最後的（且幾乎是唯一的）主要國際盟友。戰爭初期，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譴責西方在主權與領土完整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同時不點名指責某些國家在支持烏克蘭主權的同時，卻拒絕承認北京對台灣的統治主權—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扭曲邏輯。「中國方面拒絕將烏克蘭危機與台灣問題相提並論，並將堅定捍衛自身的核心利益。」王毅宣稱。「中國反對利用此局勢煽動冷戰思維、炒作集團對抗，並製造新的冷戰。」然而，正如我們所見，這種外交支持並未轉化為願意打破美國制裁、以市場價格購買莫斯科石油，或向俄羅斯提供急需的軍事物資或資金。而且在十一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莫斯科發出了含蓄但不容忽視的斥責，當時他強調，世界應該「共同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幾周後，習近平在與拜登的會議中再次強調，他認為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為。

但其他一些大國依然保持觀望，特別是印度（它拒絕加入國際制裁，寧願盡可能多地以優惠價格購買俄羅斯石油）以及與俄羅斯時好時壞的盟友土耳其。普丁與埃爾段的關係一直波動不定，尤其因為土耳其仍是美國的官方盟友，在敘利亞衝突中，土耳其站在與俄羅斯、伊朗不同的一方。七月，埃爾段與普丁在德黑蘭會晤時，兩位曾稱對方為「朋友」的領袖間的權力平衡出現明顯變化。埃爾段姍姍來遲，讓普丁在記者面前尷尬地等待—這是典型的獨裁者權力遊戲，通常由普丁自己上演，他曾經讓梅克爾等了四個小時，也曾讓教宗等了近兩個小時。

土耳其曾於三月和四月主持基輔與莫斯科之間的第一輪談判，但談判未能成功。而在七月，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確實在一點上達成了一致：反對敘利亞親美的庫德（Kurds）族勢力。埃爾段與華盛頓的關係既具有交易性，也偶爾帶有對抗性，這使他與俄羅斯和伊朗在對抗美國方面有時站在相同立場。八月，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恰武什奧盧（Mevlüt Çavuşoğlu）成功說服俄羅斯開放一條海上走廊，使烏克蘭的糧食可以從敖德薩出口—這減輕了來自非洲和中東國家對俄羅斯封鎖航運的批評，因為這一封鎖曾導致全球糧食價格飆升。

在國際上，俄羅斯幾乎是孤立的。在聯合國大會於三月五日進行的投票中，該大會「以最強烈的語言譴責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的侵略」，只有白俄羅斯、敘利亞、北韓和厄利垂亞與俄羅斯投了相同的票。古巴在發言中為莫斯科辯護，但最終選擇棄權—與其他三十四個國家一起，包括普丁的歐亞經濟聯盟所有成員，以及俄羅斯的搖擺盟友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北韓，這個俄羅斯意外的國際支持者，提出提供大炮等武器援助給莫斯科，協助征服烏克蘭，並提供人力協助重建—這一提議得到了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總統丹尼斯．普希林的熱烈歡迎。但普丁在近鄰地區的前盟友們卻不僅遠離莫斯科，甚至完全不再與俄羅斯有任何聯繫。八月，亞塞拜然和哈薩克兩國領導人—都是莫斯科有名無實的盟友—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Baku）會面，卻明確地拒絕在公開場合說俄語；而且開戰以來，烏克蘭國旗也一直在哈薩克各城市飄揚。

加劇壓制

隨著烏克蘭戰爭在二○二二年夏季陷入血腥的僵局，普丁加大了對國內異議分子的打壓—即便反對戰爭的公開聲音已變得幾乎無法察覺。

除了在戰爭初期的幾場小規模抗議，以及隨後普丁於九月宣布部分動員後更為嚴重的短期抗議浪潮外，在大部分戰爭期間，幾乎沒有明顯的反戰運動，沒有罷工、沒有公民不服從，甚至連塗鴉運動、大規模網路抗議或駭客攻擊，都未曾在俄羅斯出現。二○二二年三月十四日，第一頻道的製作人瑪麗娜．奧夫相尼科娃（Marina Ovsyannikova）打斷了新聞節目的現場直播，展示了一張寫著「反對戰爭！」的橫幅標語，她在鏡頭前停留了十五秒鐘後，直播畫面被切斷。奧夫相尼科娃為此被罰款兩百英鎊，但隨後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九％的節目觀眾注意到了她的行為。七月，她再次嘗試引起關注，在莫斯科索非亞河堤（Sofiisky Embankment）舉行單人示威活動，手持寫著「普丁是殺人犯，他的士兵是法西斯分子。三百五十二名兒童已經死亡，還要死多少人你才會罷手？」的海報。這次她被軟禁在家中兩個月，並以假新聞罪名起訴，可能面臨十年監禁。二○二三年一月，在即將被判刑之際，她卻奇蹟般地逃往法國，途中換乘了七種不同車輛，並徒步穿越俄羅斯邊境。

令人沮喪的事實是，普丁的這種高度針對性、高科技的壓制手段確實奏效。奧夫相尼科娃的案件只是俄羅斯當局根據《行政違規法案》第二十之二條提起的兩萬個案件之一，該條文涵蓋了「違反組織和舉行集會、示威、遊行或抗議的既定秩序」。根據非政府組織OVD-Info的統計，在戰爭的頭七個月，約有一萬八千五百人因抗議活動被正式拘留。許多被指控的違規行為甚至是荒謬可笑、微不足道，俄羅斯的網路充斥著各種影片，顯示人們因為一些荒誕不經的抗議行為而被拘留。一名男子手持印有「和平」字樣的國營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簽帳卡，而被警方帶走；另一名男子在莫斯科的永恆火焰景點前揮舞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一書，也隨即被逮捕。一名年輕女子以達達主義（Dadaist）意喻方式體現了抗議，她在紅場勇敢地展示了一張寫著「兩個字」的紙（暗指「反戰」），也被拘留了；另一位女孩則因為舉著一張完全空白的紙而被逮捕。

普丁的警察國家在一個方面做得非常好—治安管制（另一方面就是地方政府對各項事務的干涉，已達到了在歐洲其他地方無法想像的「客戶友好」效率巔峰）。壓制民眾的國家機器運作得極為高效，那些被莫斯科無處不在的攝影鏡頭盯上的活動分子，會透過人臉識別軟體追蹤到他們的住所。從三月到七月，俄羅斯法院根據軍事審查法規判處了三千零三例的輕微違規定罪，包括「詆毀軍隊」的罪名，並有八十七人被指控犯下更嚴重的罪行—「故意散播虛假訊息」，最高可懲處十五年監禁。九月，記者伊凡．薩夫羅諾夫（Ivan Safronov）因二○一九年在《工商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關於俄羅斯向埃及出售戰機的文章，被判處驚人的二十二年有期徒刑。數百名政治人物、記者、公眾人物被正式冠以「外國代理人」身分—例如《新時代》編輯葉夫根尼雅．奧爾巴茨和「莫斯科回聲」電台編輯阿列克謝．韋內迪克托夫，因為他們從YouTube頻道或外國廣告商那裡賺取了收入。

線上獨立雜誌《新時代》因引用國際新聞通訊社有關哈爾科夫、敖德薩、尼古拉耶夫遭轟炸的報導而被罰款四次。但由於該媒體所發布的資訊並未在俄羅斯國防部的網站上發表，所以法官判定此事並未發生；此外，根據檢方的說法，普丁曾宣布這次特別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俄羅斯，免受來自烏克蘭領土的侵略」。當奧爾巴茨（仍在俄羅斯工作的最勇敢記者之一）於八月開始前往俄羅斯各省，與普通民眾談論戰爭時，她發現自己遭到了聯邦安全局的重重監視及跟蹤，而且每個與她交談的人，都會被黑色SUV裡的人明目張膽地拍照。

奧爾巴茨報導說：「當我在特維爾（Tver）的一個市場詢問人們，『你怎麼看待這場特別軍事行動？』時，只有明確支持者做出了回應。其他人不是拒絕回答，就是用諸如『我們不知道一切』或『誰知道到底是誰先挑起了戰事？』這樣的話來回避。」她接著說：「那些同意在安排場合發言的人，要求不要透露自己的職業或工作場所，因為『這個城鎮很小，大家很快就能知道』。」來自獨立報紙《普斯科夫州政府報》（Pskovskaya Guberniya）的幾位當地記者和反對黨亞博盧（Yabloko）的活動分子，已遭到明顯由聯邦安全局組織的暴徒毆打。奧爾巴茨寫道：「從那次事件後，許多城市中的知名人士都逃向臨近的波羅的海國家；留下來的人甚至不在社交網路上發文，更別提參與任何街頭示威行動了。」

因此，「恐懼」以及普丁祕密警察的高效運作是俄羅斯人不反對戰爭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缺乏反對派領袖的引導。在戰爭前，像伊利亞．雅辛（Ilya Yashin）、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札（Vladimir Kara-Murza）和葉夫根尼．羅伊茲曼（Evgeny Roizman）這樣的知名反對派部落客曾獲得某種程度的容忍；但不久後，奧爾巴茨寫道，「對知名人士來說，某種不成文的規則開始形成：首先，當局會提起三起『行政案件』，接著給予三到四周的時間讓其離開，如果他們沒有離開，則會在清晨六點進行搜查，然後將其逮捕。」有些活動分子則沒那麼幸運。五月，莫斯科克拉斯諾謝爾斯基區（Krasnoselsky District）的市議員阿列克謝．戈里諾夫（Alexei Gorinov）公開表示，在「烏克蘭有孩子被殺害」的情況下，他不會討論組織當地的兒童藝術比賽。戈里諾夫並未被判行政處罰，而是立即被判定犯有「軍事虛假訊息罪」，並被判七年入獄監禁。戈里諾夫是高調反對派人物伊利亞．雅辛的盟友，根據雅辛的說法，戈里諾夫的定罪是對他發出的信號，要求他離開。「但我拒絕離開，」雅辛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菲什曼（Fishman）YouTube新聞頻道中表示，「為什麼我要離開祖國？我和任何人一樣，有權待在這裡。」兩個月後，雅辛也被拘留，並與戈里諾夫一起被指控犯下相同的罪行；同時被審判的，還包括了政治家兼記者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札，以及前下諾夫哥羅德州長葉夫根尼．羅伊茲曼等持不同政見的領袖人物。十二月，雅辛被判入獄八年。

俄羅斯人保持沉默的第四個原因，是克里姆林宮對資訊的封鎖措施非常有效。自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和法院就關閉了超過七千個網站；到了七月時，有兩千五百萬俄羅斯人使用VPN來獲取可選擇的新聞資訊。但精通高科技的統治當局也發現了這一點，並使安裝了VPN的手機無法使用國有銀行及其他服務的應用程式。

最後，還有一個簡單而令人沮喪的事實—在三月和四月中產階級大規模逃離後，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就幾乎沒有反對派活動人士留下來參與抗議了。「你為什麼不留在自己國家，並在那裡對抗普丁呢？」一位第比利斯咖啡館的喬治亞顧客在五月對來自莫斯科的俄羅斯流亡者問道，「如果你們不在那裡這樣做，誰又會去呢？」

本文出自《超限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