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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移工讓侯孝賢泛淚 她用6年熬出20萬字《回家》

寫移工讓侯孝賢泛淚 她用6年熬出20萬字《回家》

何欣潔

話題人物

攝影/陳俊銘

953期

2015-03-26 13:57

本屆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顧玉玲,以「工運組織者」的身分開展文學寫作,花費六年陪越南移工一起「回家」,捕捉一代越南移工真實而鮮活的身影,也為台灣二十一世紀初的勞動者歷史,留下最珍貴的記事。

「寫,是一種責任。有些故事我知道如果我不寫,它就不會被看見,那麼我就盡量把它寫出來。」二○一五年春天,顧玉玲以越南移工返鄉故事《回家》,拿下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作者的人道之心,讓台灣得以有反省與思考的機會。」面對中、港、台三地優秀作家同台競爭,評審團仍一致認為《回家》保持台灣與世界對話的獨特角度,得獎當之無愧。

距離她上一本書寫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故事《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相隔六年,書寫場景拉回移工的故鄉越南,讓這一代來台灣的越南移工,得以在台灣讀者心裡,留下一點立體的生命圖像。「它是一個珍貴的紀錄,讓我們這些在台灣的越南子弟感到非常溫暖。」越裔神父、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創辦人阮文雄這樣認為。

連續兩本移工著作都獲得大獎,一般讀者也許早已相當熟悉,顧玉玲的創作養分來自於她是「資深社運工作者」,但現今台灣社運百花齊放,上街抗議成為一種青春表徵,年輕的讀者恐怕難以想像,顧玉玲與其同輩所堅守的,是一條自我要求相當嚴格的運動路線,也意外形成她作品的特殊魅力。

 

野百合學運露頭角 賴香伶、鄭村棋都曾是她戰友


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當時就讀輔仁大學的顧玉玲是「校際代表」之一,畢業後選擇走入基層工會,參與台灣解嚴後重要工運組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知名工運人士鄭村棋、現任台北市勞動局局長賴香伶、帶領關廠工人臥軌的吳永毅,都曾是她密切的工作夥伴。

這支隊伍要求知識分子到基層工會接受庶務磨練,磨去精英銳氣與稜角,學習與工人一同生活、爭取權益,被稱為是一種必須「忍受寂寞」的路線,讓顧玉玲的寫作經歷與一般「作家」完全相反,卻也是她得以照見人性的複雜與幽微之處、作品面貌得以如此豐富而細緻的主因。

「我並不是先成為一個作家或記者,然後去訪談移工、寫出他們的故事;相反的,是我們在社會運動裡面,貼身經歷這麼多動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如果運動者不寫,誰會寫呢?」記錄是為了社會責任,書寫則和組織工作密不可分,顧玉玲的寫作故事,全無許多文學家的浪漫、空靈或過度強調「自我」的特質。作品序跋必向「前輩、同行者、參與者」言謝,最後將書獻給「致力讓世界更好的同志們」,一撇一捺盡是嚴謹與老派,「我會說,組織工作者才是我最重要的書寫位置。」訪問過程中,顧玉玲也不止一次這樣強調。

連○八年首次決定動筆寫《我們》,都是因為「得獎就有四十萬元,可以付國際勞工協會辦公室一年的房租!」每天晚上十時下班後開始寫作,有時寫到凌晨三點,第二天仍要準時進辦公室處理移工事務,長年在工運中磨練出的自制與規律習慣,恰巧與長篇寫作需要的特質,不謀而合。

 

釋放底層怨氣 把體制的不義嵌進人的故事

 

「她在工作上的確是非常有效率、靈巧,也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同樣以扎實的工運經驗說服市民、高票當選台北市勞動局局長的賴香伶,與顧玉玲共同工作近二十年,她這樣觀察:「顧玉玲跟『人』是親近的。有些搞社運的人,其實不喜歡聽弱勢者抱怨,聽久了會怕、會煩,但顧玉玲是喜歡的,她願意去聆聽、陪伴,所以才會跟著移工返鄉回越南,她把體制的不義鑲嵌在一個個『人』的故事裡,去承接那些故事,並安放在文字裡。」

第一次寫書是為了爭取四十萬元,為組織財務紓困,成就台灣第一篇以移工為主體的文學紀錄,正式踏上寫作之路。顧玉玲自嘲只在高中編過校刊、「是個文藝少女」,從未專職創作的她,抓住運動空檔寫作,連續橫掃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時報開卷好書等獎項。情感濃重卻又輕盈易讀的文字,抓住各地移工在台灣的艱難悲苦,與苦中作樂的幽默,導演侯孝賢就表示,讀顧玉玲的作品,常讓他眼眶泛紅,反覆看了數遍不能釋手。

「寫完《我們》,大約就知道一定要寫出《回家》,追蹤這些移工返鄉之後的故事。」台灣的移工來自於東南亞各國,由社會主義國家快速轉向資本主義的越南,引起了顧玉玲的好奇心。

對當地青壯人口來說,「遷移,尋找更好的出路,是機會,也是冒險。」她想將台灣人眼中原只有「弱勢、語言不通」形象的移工,還原成有膽識、在結構限制下奮力一搏,最後卻多半徒勞無功的跨國探險者。

但在兩書間隔的六年之間,顧玉玲的運動生涯也出現重大轉折。工運戰友對運動路線有不同看法,正式分道揚鑣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與「人民民主陣線」,也讓顧玉玲暫時抽離第一線運動者的角色,到學校兼課,轉換運動位置,「如果組織沒有分崩離析,也許我沒有時間寫出《回家》,人物與時序都如此複雜的一本書。」

長年習慣的工運組織生活起了變化,仍讓顧玉玲書寫時常感到遲疑。第一本《我們》的後記,她以國際勞工協會祕書長的身分寫道:「運動中的記錄、書寫、論述、研究、文化展演等工作,雖兼有組織教育功能,終究是較具『收割』性質的。個別或共同執行者得以被輕易指認成果……。」就是擔心自己寫作鋒芒太露,模糊運動焦點。

 

移工

▲顧玉玲(下圖左)與移工們站在同一陣線,把貼身經歷寫成《我們》以及《回家》兩本書。

(圖片/汪英達提供)

 

 

充當國際橋樑 帶包裹、幫寄信,把自我縮到最小


「動筆的時候還是會想:我現在是為了什麼而寫?」時時以勞動大眾「集體」對書寫者的「自我」進行反覆叩問,造就了書評家唐諾所言,顧玉玲「將自我縮到最小」的書寫特質。相對地,也讓她的寫作之路比一般作家更加嚴峻。

說來是台灣讀者之幸,在自我追問、摸索前進的同時,顧玉玲仍持續往返台、越兩地書寫與記錄。當然,同時也替移工向仲介公司討回護照、開車載女工往返庇護中心、協助向雇主追討工資,甚至代越南的妻子轉交草藥給遠方的丈夫。

採訪回來的行囊裡,除了筆記,「滿滿都是代寄、代辦、代打電話等事宜,林林總總,總計有九份待郵寄或待面交的包裹,數封手寫信,以及待打的電話十餘通。」

來往累積了豐厚又貼身的移工故事後,顧玉玲下筆還是再三踟躕,「第一次到越南,寫了超過十萬字,後來幾乎全部刪改掉。」害怕自己只是用台灣的「異鄉之眼」誤解越南,顧玉玲借閱大量的越南政經、歷史書籍「補課」,甚至請越南華裔的清大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羅漪文幫忙校訂,確保自己對越南異鄉的器具描摹沒有誇大誤解,才讓二十萬字的《回家》問世。

「說到底,當代歷史如果只剩下達官貴人的版本,沒有工人的紀錄,我會很不甘心。」回望過去二十年與工人同行的青春,顧玉玲除了繼續與同志摸索運動該如何前行,也想著如何在主流經濟發展、政權更迭的大歷史敘事下,留住工人勞動者真實而鮮活的身影,為台灣二十一世紀初的移工歷史,寫下最珍貴的記事。

 

顧玉玲
出生:1967年
現職: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經歷:國際勞工協會祕書長、台北文學獎得主、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學歷:輔仁大學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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