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吉安溫柔地說鬼故事，他一點也不想嚇人，他想用最寫實真誠的方式，說位於馬泰邊界多元民族的家鄉事。
奄奄一息的父親癱在床上，突然一陣作嘔，母親趕緊拿痰盂罐去接，向裡頭一望，才發現他吐出的竟是血，母親顫抖著往罐子底撈，撈出幾根生鏽的鐵釘。「好端端一個人，怎麼突然就吐釘子了？」電影《南巫》中的母親眼神裡滿是恐懼，對著鏡頭質問。
這個問題，連導演張吉安到今天都還在問自己，「世界上有太多沒辦法解釋的事情了。」來自馬來西亞的張吉安憑著長片處女作《南巫》，一舉奪下第57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入圍最佳原著劇本獎，電影4月1日於台灣上映。
這部片演的是他兒時的真實經歷。出生在民俗信仰多元的馬泰邊界吉打州，被下降頭、吐釘子對張吉安來說，從小看到大，其實不算太光怪陸離的事，但劇中從星馬邊界北嫁上來、不諳馬來信仰的母親，不信真有下降頭這回事，一會兒拖著父親進大醫院求診，一會兒拿著沾著血的鐵釘去五金行問通路來源。
有些觀影人看了也不信，以為張吉安想講鬼故事，事實上，他真正想說的，是馬來華人生活的離散史。「降頭只是一個引子，引入主題。」張吉安講起話來很溫柔，看上去確實不像想拍驚悚片、刻意嚇人的導演。
不平等待遇
是馬來華人被下的降頭
《南巫》的背景設定在1980年代的馬來西亞，1987年，馬來人與華人因長期文化差異，加上政治上種種不平等的待遇，爆發茅草行動，華族和馬來族對立加深，執政黨以「馬來族統一」之名，逮捕不少反對黨分子和華族人士。張吉安形容那段時期像白色恐怖，「華人的不安就像中降頭一樣，也不知道從何下手解決、不知道如何去治癒自己身分的邊緣化。」
- 茅草行動：馬來西亞政府根據「內部安全法令」，大舉逮捕國內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並關閉3家報社限制言論自由。
張吉安憶起求學時期因華人身分所吃的虧，雖說華人是馬來西亞第二大族群，「但在資源分配上也永遠是老二，好的都被老大拿完了。」考大學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馬來西亞在政策上有「固打（quota）制」，馬來人和土著享有進國立大學的名額優先權。張吉安共有4個兄弟，他是家裡唯一1個念到大學的，「華人能夠進到國立大學非常不容易，我算家裡會讀書的，也只進得去私人大學，爸媽很失落。」
張吉安的父執輩望子成龍，一方面希望孩子能打破馬來華人的限制，考進國立大學，另一方面卻又消極保守，不願去衝撞體制。張吉安談起家庭教育，「他們都是非常典型的華人，認為生長在這個國度，不要亂說話、不要亂批評人、不要跟友族同胞發生衝突，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安靜。」張吉安話說得平淡，骨子裡卻很叛逆，從小因種族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早在他心底落了根，「這種警告雖然小時候受得住，但我長大後反而像脫韁的野馬。」他從不認為身為華人，就該安靜聽話。
吉打對他來說是家鄉，卻也是個被遺忘的邊界，「總覺得鄉下的孩子如果不離開，一輩子都會從事農耕工作，我想趕快長大離開家。」張吉安知道馬來華人身上的種種限制鎖不住他，吉打大大一片稻田也圈不下他，他要離鄉，帶著邊界這些馬來華人的掙扎，讓更多人看見。
張吉安的志向清楚，大學就念電影電視系，被問起他希望透過電影傳達給觀眾什麼？他毫不猶豫地說：「想用鏡頭記下馬來華人最深邃的一面。」但達成這個目標，卻花了他長達10餘年的時間。他奪下金馬最佳新導演獎，但以43歲的年紀來說，確實不算太「新」，外人以為他在外繞了一大圈才找到志業，而他稱過去在產業打滾的十載，是在寫「導演功課」。
《南巫》中看得見劇場文化的影子，不假特效，車頂的鬼由演員全身塗白扮演而成。
（圖／傳影互動提供）
花10年累積能量
自身故事獻給邊界父母
「導演有怎麼樣的過去歷練，就會拍出什麼樣子的電影。」張吉安過去豐富經驗的累積，堆疊出《南巫》的層次。在成為導演之前，他先後去了劇場演戲、編舞，還當記者跑了幾年新聞，又去電視台拍靈異節目，最後當起廣播主持人。導演功課做得扎實，所有經歷化成靈感，藏在鏡頭下的一個個細節。
仔細一瞧，的確能在電影裡發現蛛絲馬跡。張吉安以現代舞蹈的方式，呈現馬泰邊界民俗信仰中、守護農地之神「田伯爺」的形象；又堅持全片以真人實地演出，不用假道具、也無須聲光特效，連降頭鬼都直接派出全身塗白的演員登場，看得出劇場表演的影子。
屏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文車進行鄉音研究多年，因此認識張吉安，看了電影，他認為：「張吉安累積過去10多年採集鄉音、行為藝術的經驗，呈現在這部片上。張吉安透過過去經驗，傳達大馬多元兼併的聲音，探詢族群、文化等面向，對華語電影來說，是很大的進展。」
影評人陳煒智亦愛極這部電影：「它在文化程度上很豐滿。這是張吉安的童年往事，講介於人界、巫界、鬼魅界的故事，層次豐富。現代藝術、傳統藝術、劇場文化、民俗歷史和摩登世界，一層層邊界與邊界、文化與文化、疆域與疆域，都在這部電影裡。」
雖然層次繁贅，呈現上卻不複雜，只有赤裸裸的真誠，因為這終究是張吉安的真實故事。有一幕，母親蹲在廁所裡，雙手用力刷著父親因病無法自理大小便而弄髒的被褥，刷著刷著，忍不住無助，嚎啕大哭起來。為了掩飾哭聲，母親轉開水龍頭，試圖讓嗚咽被水聲沖走。
「這個畫面一直纏繞在我腦海裡，到現在都還很鮮明。」想起當年畫面，張吉安仍歷歷在目，他坦言，「這是我對演員要求最嚴厲的一幕，她演了大概5、6次。演到最後一次，我的眼淚掉下來，才終於覺得演對了。」劇中母親從一開始不信下降頭，到後來科學方法屢屢失敗，父親病情不見好轉，只好求助民間信仰，母親才不得不去認識、融入馬來當地民俗。
在現實中，張吉安的成長經歷也如此，他已經是第3代，對馬來西亞的認同，「生於斯、長於斯。」他說得斬釘截鐵，但來自中國的父母、祖父母初下南洋時的無助和慌亂，才是他兒時最鮮明的記憶。第1部作品，張吉安就坦蕩蕩地把自身故事搬上大銀幕，用真誠感動觀眾，他說自己的家鄉、也說邊境多元民族的衝突和融合；說家裡父母的無助、更說馬來華人的掙扎。
劇末，銀幕一行「獻給邊界的父母」，讓人想起張吉安在現實中的童年，父親被下降頭吐出鐵釘，年幼的他不知所措，把兒時的不安和掙扎，用10年累積能量，也終於像父親吐出鐵釘似地吐出如鯁在喉的馬來華人焦慮，說出他對家鄉愛與恨、馬來多元文化的美麗與哀愁。
張吉安（右）在片場，親自教導飾演片中母親的演員吳俐璇（左）。（圖／傳影互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