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變！變！」孫悟空七十二變，台灣政壇近來誰最善變？這問題若拿來問今年要參加大學指定科目考試的十二萬名考生，答案當然非教育部長黃榮村莫屬！
五月二十日晚間六點，黃榮村在台北信義聯勤俱樂部辦了一場餐會，身兼招聯會召集人的陳維昭等十五位大學校長和大考中心主任劉兆漢都應邀出席，在這場觥籌交錯的晚宴中，決定了影響十二萬名高中應屆畢業生重大權益的政策，那即是為了因應 SARS 疫情，大學指定科考將取消非選擇題部分的考題形式。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黃榮村宣布了這項政策，隨即被反彈的聲浪罵得臭頭。二十三日下午，在新政策宣布才二十四小時之後，教育部又宣布國文、英文考科要考作文。政策出爾反爾，黃榮村無奈，但他只表示，「反正我已經被罵慣了！」
五月二十六日，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中，面對立委質疑，教育部是不是會恢復所有非選擇題的考試？黃榮村又表示，「會把意見呈上去，最後的定奪要看招聯會的決定！」看來善變的黃榮村說不定可能還會再變！
生性圓融 卻落得兩面不是人
黃榮村身邊的好友指出，在那場關鍵性的餐會中，陳維昭、劉兆漢等教育界大老都在，生性圓融的黃榮村或許不想拂逆了他們的意思，所以就把他們在餐會中提出來的想法當成是大家的共識，而輕率地做出了這項令大家都跌破眼鏡的決策吧！
不過，黃榮村大概也沒想到，宣布後所引發的反彈會如此之大，最後，他雖然再次修改了大學科考的政策，但是，一改再改的政策，不但沒有讓大家都滿意，反而讓黃榮村落個「兩面不是人」的難堪下場。
在朋友眼中，黃榮村個性圓融，妥協性強是他個性的一大特徵，但分寸如果拿捏不準，那就可能被誤以為「長袖善舞」。
權責不分 黃榮村只是點頭部長
一位教育部高教司官員就私下表示，在五月二十日那場餐會中，當與會的招聯會代表們提出停考非選擇題題型時，黃榮村當時並未表態支持或反對的意見，他完全尊重招聯會和大考中心的想法。這位官員說，其實黃榮村在那場餐會中並不是意見領袖，而是另有其人在主導。
當時，在這名教育界大老提出建議後，並沒有任何人表達反對的意見，所以，「幾乎是在達成共識的狀況下通過決議的」。參與餐會的教育部官員為黃榮村抱屈說，「怎麼現在就變成部長一個人的責任？其他人都撇得一乾二淨呢？」
全國教師會理事丁志仁認為，這樣的現象代表教育制度上的權責不分。「如果考試的出題方式完全交由招聯會決定，那麼，招聯會的法律授權在哪裡呢？教育部所負責的工作只是背書而已嗎？」丁志仁覺得不可思議，「這次的政策，在程序和決策的過程中都出現了問題。」
黃榮村雖然把滿腹委屈都吞到肚子裡去，但他那句「反正我已經被罵習慣了」，還是讓很多人覺得聽不下去。連他多年的老友中研院院士瞿海源也都表示，政務官有這樣的牢騷是不太適當的。他說，「每一個部長都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尤其是一個教育部長更不應該說這樣的話，這在教育小孩這件事上就是很不好的示範。如果，一個學生遇到老師罵的時候，也可以說，反正我已經被罵習慣了。這不是很賴皮嗎？」
決策草率 凸顯官僚體制的磨合期
事實上，教育部內部官員也承認，黃榮村貿然宣布大學指定科考停考非選擇題，的確過於輕率，事前並沒有經過完整的規畫和溝通，因為，在政策宣布之際，不但外界嚇了一跳，連教育部次長范巽綠也都完全不知情。《當代》雜誌總編緝金恆煒也想不透，這麼重大的決策，怎麼會沒有經過內部會議的討論。他猜想，「是不是黃榮村對教育部的幕僚沒有充分的信賴呢？」
瞿海源進一步點出問題，「這不是黃榮村個人的問題，而是行政部門在制定政策時常會出現的情況。我只能說，這問題凸顯了部長和下屬單位的關係『上下的磨合』並不是很好。」
好的政策，講究的是穩定和一貫性，朝令夕改的決策，讓會人民有「何所措其手足」的錯亂，在未出任教育部長之前，黃榮村在教改、在九二一救災的工作上，表現向來令社會大眾肯定，學者從政的黃榮村，或許可以自許為清廉的好官，但是，一旦身為政務官後，就必須要有體認，做決策和做研究的本質並不相同，不可能先提出「假說」，再花時間去「實證」，而官場上那句千古不變的話，更值得黃榮村時時刻刻惕勵自己，終究，「錯誤的決策比貪汙更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