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麥當勞的大麥克漢堡，北京的受薪階級必須工作四十四分鐘，台北卻只要二十分鐘，而東京的ＯＬ則只要工作十二分鐘。中國的上班族越來越窮，要怪誰？是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還是英明的共產黨？
筆者最近接待一批山東來的客人，都是五十歲上下的地方局級（中級）官員，晚上酒酣耳熱，台灣高粱酒乾杯乾到七分醉，賓主雙方卸下心防，主管開發區的李主任搖搖晃晃走過來敬酒，他搭著我的肩膀笑著說：「乾先生，台灣的東西真便宜！」這位領導滿意地摸著下午剛剛買的皮夾克：「台幣一千三百元買的，這在我們青島，兩倍價錢都買不到！」
台北的消費比山東便宜？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事情？
大陸物價隨著經濟成長水漲船高，早已是稀鬆平常，但今年的物價漲幅凶狠，讓大陸一般庶民階級民怨沸騰，尤其是最新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高達四．四％，引起中南海重視，如果中國不小心處理，恐成為隱患！
專門服務跨國專業經理人的美世人力諮詢公司，持續發布「全球生活成本調查」，今年七月公布的資料顯示，北京是全世界生活成本最貴的第十六名、上海第二十五名、廣州第三十八名，而台北，則遠遠落在第七十八名。這個調查因為參考了外派經理人的房租，台北房租這幾年根本沒漲，成了便宜的都市。
中國通膨與歐巴馬無關
另外瑞士銀行（ＵＢＳ）定期發表的《價格與工資》報告，上海、首爾、台北與北京的生活物價指數幾乎相近，排名分居全世界四十一（上海）、四十三（首爾）、四十六（台北），以及五十二（北京），說明了大陸城市的生活費用，已經和亞洲其他國家並駕齊驅。
大陸著名的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在今年二月發表了一篇〈中（國）泰（國）物價之比讓人困惑〉的文章，說她過年到泰國旅遊，發現泰國平均國民所得比中國高七％，物價卻比中國低。左曉蕾發現，泰國曼谷的計程車、旅館、高級餐廳、啤酒等各項消費品都比大陸便宜，而且，同樣在大陸生產的皮爾卡登襯衫，曼谷的價格只有大陸的五分之三。左曉蕾提出許多「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來加以解釋，而在諸多評論中，則有人以「機構成本」，也就是大陸昂貴的政府稅負、管制、特權等因素，來解釋大陸物價昂貴的現象。
大陸物價昂貴不是真正的問題，ＵＢＳ的《價格與工資》報告一針見血說明中國中產階級最大的憂慮，就是大陸的平均工資水準趕不上物價。例如一個麥當勞的大麥克漢堡，北京的受薪階級必須工作四十四分鐘，台北卻只要二十分鐘，而東京的上班族則只要工作十二分鐘。另外，北京的米雖然沒有漢堡那麼貴，但是也得工作半個小時才能夠換到一公斤的米，台北相對上最幸福，粉領族只要開個十二分鐘的會，就可換到可以吃好幾天的米飯。
中國的通膨失控，根本就是共產黨政府自己澆油、自己點火所造成，其實與美國總統歐巴馬並沒有關係。早在二○○八年十一月，總理溫家寶就祭出高達人民幣四兆元的財政刺激方案。有了國家帶頭，全國大大小小的銀行拚命放款，結果○九年的全體銀行放款餘額暴增人民幣十三兆元，規模與增長率都創下紀錄。
大陸銀行浮濫放款已經成了失控的火車，今年年初雖然在中央命令下略有收斂，四月之後放款又開始大增。最新的中國人民銀行統計，今年前十月中國新增貸款接近人民幣七兆元，廣義貨幣供應量Ｍ２的規模也已近人民幣七十兆元，超過美國，位居全球首位。中國大陸超英趕美的夢想，在「印鈔票」這個行為上已經勇奪世界第一。
中國的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貨幣供給量卻超過美國，而美元是國際準備貨幣，全世界到處流通，人民幣卻是不可自由兌換、幾乎一○○％鎖在中國境內，通貨膨脹的汽油早就滿溢全中國。
人民銀行腹背受敵
然後中國政府又自己點火，在「和諧社會」的口號下，政府鼓勵企業大幅調高員工的薪資。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在連續跳樓事件後，突然將員工薪資全面調升三成；其實在郭台銘之前，許多國營與民營企業早就全面調高薪資，幅度都在二○％以上，台面上是企業主自行的決定，背後卻是政府政策的壓力所迫。
全面調高市場的薪資水準，猶如一支火柴棒點在滿桶汽油上，物價上漲的預期心理一發不可收拾。
人民銀行對抗通貨膨脹的方式，就是加息，十月十九日與十一月十六日兩次宣布調高銀行存款準備率，大陸財政部的財科所所長賈康也公開預測，大陸目前「站在加息的第一個台階上，如果國外沒有二次衰退，那麼未來兩三年內加息政策將逐步展開。」
但是人民銀行現在是腹背受敵，與二十多年前的日本、台灣一樣，內部有貨幣供給額太多、游資亂竄的壓力，但是調高利息的同時，又吸引更多的熱錢，造成更大的通膨壓力。之前的日本、台灣經驗不是不能參考，問題是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抱著人民幣七十兆元的超級貨幣供給量，這麼龐大、這麼閉鎖的金融體系，要控制通貨膨脹，必定得經歷劇烈的震盪。現在人民幣又要升值，東西還會更貴，未來除非是有大生意可做，大陸還是少去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