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九十小時危機處理大暴衝！

編按：曾經，丁渝洲是台灣最高情治首長，在五年內先後出任國安局長、國安會祕書長，他親歷兩國論、九二一大地震、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到美國九一一事件，深入了解國安運作機制，也深諳國內外重大事件危機處理之道。針對此次台菲衝突，從政府內部觀察角度出發，與豐富情治經驗的高度，他提出精闢見解，

以下為其口述內容：
這一次菲律賓公務船槍殺台灣漁民事件，激起全國人民公憤，最難得的是，不分朝野政結一致，支持政府政策，使我們的官員在談判過程中，有堅定的後盾。但回顧十天來，政府採取的一連串措施，從開始的輕忽、樂觀，到後來的暴衝，使原本站在有理與有利的談判地位，演變到今天的僵局，證明這是一場沒有充分準備、沒有精心策畫的談判。
 

兩天才開國安會議  馬政府根本沒料到嚴重性

當任何事情發生後，第一個問題就是要為這件事「定性」，了解問題本質是什麼。我認為這一次是因捕魚糾紛，造成漁民傷亡，而引起的外交衝突。所以它關係到人權、漁權與國家主權，這是一個高層次的戰略問題，須透過國與國談判，才能解決。當然，這件事有其急迫性與重要性。

我們政府從五月九日上午事情發生，到十一日才開始召開國安高層會議，從政府相關單位接到報告，就忽略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在這兩天期間，政府的相關官員似未做好充分因應準備，導致後續作為雜亂無章、進退失據。

第二個問題，就是要深入理解這個案情，了解台灣在這件事情的對與錯，有利與不利的地方在哪裡，做好知己知彼的工作，才能言而有據、據理力爭，進而維護台灣應有的權益。

遺憾的是，台菲雙方就這個事件而言，都在各說各話、毫無共識。主要歧見也有四點：一、漁船有無越界捕魚；二、我們的漁船有無衝撞菲律賓公務船；三、菲公務船執法人員有無事先鳴槍警告；四、究竟是非蓄意殺人，還是故意殺人。以上這些不同的看法，均有待進一步釐清。

菲律賓公務船是一個有任務、有組織、也有公權力的政府單位，也有處理各種海上狀況的行為準則。據菲律賓的調查報告，船上至少有兩挺以上的武器，對我開槍。無疑的是由菲律賓公務船上的指揮官來下達這個命令，他應負最大責任，開槍的基層人員只是奉命行事，但也應釐清該指揮官下達的命令內容是什麼，這關係未來刑事責任的輕重。
 

太早亮「最後通牒」王牌  談判失去彈性

總之，這次菲律賓公務船對我無武裝的漁船凶殘濫射，造成漁民洪石成中彈身亡，違反國際人道原則，不符合執行臨檢標準程序，更違反開火準則，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都站在有理的一方。

第三個問題，我們欲達成的目標是什麼。不論在談判或危機處理時，都應先設定所欲達成的目標，有目標就有方向，在過程中有所遵循。這次主要分三個目標：短程目標，也就是緝凶、正式道歉、合理賠償三項要求，為廣大興二十八號漁船討公道，為洪石成家屬爭取應有權益；二為核心目標，確保國家主權，不能陷入菲律賓的「一中框架」，維護國家尊嚴，爭取國家利益，同時形塑我國民主、守法、愛好和平的國際形象，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三是遠程目標，要解決與菲律賓重疊海域的漁業協議。

政府所提出的四項要求裡，雖有涵蓋上述目標，但未凸顯目標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根據目標去擬定各種策略與計畫，有效運用國家資源，集中力量予以實現，然而，政府卻未能研訂達到目標的有效手段，顯然政府作為是不足的。

十一日第一次召開國安高層會議，我認為有幾個缺失：一，事情發生兩天後才召開，延緩處理時機；二，會前國安幕僚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對事件真相了解不夠，沒有對菲方進行有效的情報蒐集與研析，以至於錯估菲方抗壓能力與因應態度；三，這次會議牽涉範圍廣泛，卻未請教熟悉菲律賓政情、民情的專家，也未請教國際海洋法與談判專業的專家，這種關起門來做決策的問題，始終看不到政府官員改進；四，首次國安高層會議，卻對談判沒有全盤的指導，包括談判策略、文宣心戰等等。

高層決策缺乏戰略思惟，無整體規畫，導致後續政府因應作為讓外界有「想到哪裡、做到哪裡」的感覺，顯得進退失據，應變能力再度受到質疑。

再來是，「最後通牒」與「十一項制裁」。政府要求菲律賓政府在七十二小時內正面回應四項要求，這四項要求合理、正當，但運用時機與方式，有商榷之處。

像是「最後通牒」提出的時機是否恰當，我們不知當時台菲雙方是否已缺乏溝通管道，我們也不知當時談判是否難以繼續進行，通常在所有溝通、談判在無法進行的狀況下，或者是在時間非常緊迫的情況下，才適合提出「最後通牒」。但這次是否如此？還是為因應民怨所做的決策？暫不得而知。
 

此次馬政府的強硬作為是否得當，有待檢討。(圖片/法新社)

處理進退失據  國際輿論竟倒向菲律賓

其次，四項要求提出後，等於把底牌亮出來，談判也就失去彈性，尤其四項要求、十一項制裁後，更拉高衝突強度。所以當我們籌碼出盡，還不足以對菲律賓構成足夠壓力，對後續談判將造成更大困擾。很明顯的看到，我們政府官員談判的能力顯然不足，今後政府應加強這方面人才的培訓。

至於政府文宣作為，不論戰爭、危機處理或談判，都離不開文宣。文宣就是心理作戰，心戰是一項非常細膩的工作，必須有其明確的目標、整體規畫，有積極的作為。由於政府初期沒有重視文宣與形象管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外交部長林永樂，在最後通牒時限已到，仍未獲得菲律賓正面回應，就應當機立斷、明快果斷地處理，卻表現得拖泥帶水，甚至還陪同對方召開記者會，表現離譜。而總統府發言人也應以堅定、有力的語氣來回應，卻顯得生澀無力，其他官員公開發言，也沒有切中要害。

我們政府在下了「最後通牒」後，這個「最後通牒」長達七十二小時，對方有足夠的時間來回應我們，七十二小時到了以後，人家並沒有正面的回應，為了維護國家尊嚴，為了言出必行，你必須要非常果斷的來處理，怎麼可以拖拖拉拉？既然你跟人家延後談到一點多，還陪人家召開記者會，那你什麼理由能不接見第二天人家派來的特使（指菲律賓總統特使裴瑞茲）呢？

由於官員零星的發言，不當的處理且缺乏有力的論述，因此，當政府祭出制裁後，國外主要媒體輿論竟然倒向菲律賓，使台灣從被害者變成加害者，政府能不痛定思痛嗎？

事發十天後，政府才設立單一回應窗口，外交部再度召開國際記者會，並透過駐外單位積極說明，才逐漸扭轉這種不利的國際形象。文宣、心戰都是非常重要而專業的工作，政府不應再掉以輕心。

最後的「善後」，目前談判陷僵局，一直拖而未決，對雙方都不利，個人希望台菲政府都能以務實、冷靜的態度自我克制，讓雙邊沸騰的民意降溫，降低談判的難度。美國尤應善盡國際責任，促成台菲合作調查，只有釐清事實真相，才能取得雙方認可的結論，再根據事實來追究責任，爾後再談道歉與賠償；最後洽談漁權，依序解決問題，逐步建立長久可靠的漁事協議。

最後建議馬政府藉此重新檢討國家的南海及護漁政策，提升海巡署的護漁能量，使漁民能真正安心從事捕魚工作，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