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大學的管理階層普遍有一種無力感，因為制度與系統是他們無法改變的。
眼看著台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逐漸弱化，問題出在哪裡？
教育部即將提出「高教創新轉型方案」，但有用嗎？且看《今周刊》的分析。
全球化浪潮下，高等教育不進則退。（攝影／陳俊銘）
鄰近台灣的香港與新加坡，過去十幾年來積極國際化，在世界排名中急起直追，不少對全球化浪潮十分焦慮的台灣學子與家長，不再像過去大學畢業後再去國外讀研究所，而是在大學就採取行動出走台灣。
香港學生求職積極 大一就開始找實習機會
這是一位大一升大二時，從台灣知名國立大學企管系，轉學到香港中文大學計量金融學系學生的心聲：
我會到香港是因為在台灣讀書時覺得不夠國際化，在中大我感受到巨大落差，從大一開始，學生一到放假就在找實習機會，同學的職涯追求很積極。這是因為商學院的學生都以學士為最終學位，沒有人要念碩士、博士，認為專業證照比碩博士重要，專業場域的競爭比在研究所還激烈。
系上和商學院的職涯中心每天會寄獎學金、實習機會、職涯講座、公司參訪等就業市場資訊給學生，院級中心提供的實習機會很難拿到，可以到中國大陸去，競爭很激烈。反觀我原來就讀的大學，大多是三年級以後才有實習機會，很多人是研究所再去煩惱就業問題，台灣的同學傾向於在大學追求小確幸。
當台灣同年齡的大學生還在溫室般的校園裡生活，這位轉學生已經早一步感受社會的脈動，爭取到外商公司實習機會。
職業生涯考量以及國際化不足的問題，促使台灣優秀學生出走，而學生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統計數字會說話。
台灣二十五至三十四歲人口中，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比率已達六成，領先美國、香港、英國，高於ＯＥＣＤ國家平均值三九．六五％，但台灣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失業率也高達五．二六％，高於ＯＥＣＤ國家平均值四．八％。台灣大學生的就業市場愈來愈險惡。
內需市場不足，那畢業生有辦法到海外工作嗎？這時就凸顯台灣高等教育的封閉性。即使頂尖大學台成清交政，外籍生占學生總數只有二％至五％；而台灣高教師資追求內需市場，不願把門打開，外籍老師也很稀少，一四年教職員國際化程度排名，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分列二十二、二十三名，但台灣頂尖大學中，台大、成大才四百名，清大、交大也僅二百多名。
台灣好老師留不住 香港用五倍待遇搶人才
如果，世界各國都像台灣一樣封閉也就罷了，但令人憂心的是，鄰近國家為競爭優秀老師，已經將觸角伸到台灣來，即使我們大門不開，城牆已破洞百出。
政大研究特優獎得主、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副教授李治安，與太太兩人都是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博士，二○一○年取得學位後，香港中文大學提出台灣國立大學五倍的待遇禮聘，但李治安當時認為自己領公費獎學金讀書，應該回饋台灣，毅然返台任教。但中大不放棄，一再提出邀請，一四年李治安的太太也獲得香港城市大學聘書，而且連孩子教育都被安排好了，李治安夫婦最後選擇前進香港。
台灣在世界人力資源爭奪戰中節節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教授薪資低又沒彈性，無法給頂尖教授國際級的待遇。
「問題出在，全台只有一所大學─教育部大學。」不少大學管理階層談到高教問題，都異口同聲地如此說。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校長就說，台灣的問題是管制太多，規畫太多，經常用資源與標準化作法來規範，跟不上世界快速的腳步。
問題1.教授薪水沒彈性 搶國際人才的致命傷
台灣目前有三成教授年齡已達五十五歲以上，其中國立大學教授年資超過十五年以上高達七二．八六％，由於教授年資滿二十五年即可申請退休，十年內，國立大學要換掉的老師勢必超過五成。
就拿國內名列前茅的政大商學院來說，十年內有一半老師、約八十人要退休。但是，人才哪裡找？事實上，這幾年只要美國知名商學院畢業的台灣人才，都面臨要與香港、新加坡甚至澳洲同時競爭的情況。
月薪差鄰國兩三倍 大學向企業界募款補貼
台灣高教經費占ＧＤＰ二．七％，遠高於香港一．一六％、新加坡一．○七％，與韓國二．六％、美國二．七％差不多，與國際相較並不低，但高教經費仍不足，每位學生享有的教育經費並不多。即使是頂尖大學，台大一五年總預算是九十四億元，但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達五○六億元，香港大學也高達二九九億元，台大平均每位學生才分到二八．五萬元預算，新大學生則可分到一三六．八萬元，港大學生也可分到一一○．七萬元。
這當然與台灣目前有一六一所公私立大學，分配預算的大學太多有關，導致高教資源稀薄化，連帶使大學教師無法受惠。
台灣助理教授月薪約六萬多元，副教授約八萬多元，教授約十萬元。近年來，韓國教授平均月薪是台灣的二至四倍，新加坡、香港、美國、英國約台灣的兩、三倍，若換算物價平準後的教授薪水，新加坡、香港、韓國也都還是台灣的二、三倍。
平均薪資落後，加上毫無彈性的給薪制度，是台灣難以在國際上搶人才的致命傷。
台灣的公立大學待遇比照公務員規定，而私立大學又大多比照公立大學，制度限制讓大學動彈不得。
先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與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任教的學者杜本麟指出，亞洲的學校以公立為主，也都會受到規範，但這些國家的政府會給予學校彈性。他舉例，澳洲有四十所大學八成都是公立，澳洲與台灣教授的底薪約差三、四倍，正教授以下的薪水有分級，但正教授只規定最低薪資，薪水可與學校談。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葉家興也說，香港助理教授薪水可比正教授高，因助理教授比較有生產力，「政府只給一個月五萬元港幣，若這個人開十萬元港幣，學校會募款補差額。」
不少頂尖大學透過向企業界募款，解燃眉之急。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一一年提供二千多萬元經費，讓政大商學院得以補貼新進助理教授與副教授一個月二至四萬元，但期限只有三年，目前這筆經費已用掉三分之二。台大數學系與財金系也獲得四、五位校友廠商捐款贊助，國泰人壽即捐贈一千七百萬元給財金系當聘才基金。只是，短期的補貼政策，終究非長久之計。
問題2.系所進場不自由 審查程序曠日廢時
隨著科技進展，傳統就業市場崩解，跨領域人才夯。國外也紛紛用新設系所或跨領域學程來跟上這波腳步。
台大成立研究中心 但畢業學位仍是原系所
台灣系所進場與出場不自由，申請新設系所要先經過校內審查程序，再到教育部審查同意，歷時三至五年，「輪到你時氣都沒了，可能市場已過，且教育部最後可能不會同意。」一位國立大學校長無奈地說。
但市場不等人，台大就想辦法用跨領域學程來突圍。
譬如，近年機器人研發很夯，台大就成立智慧型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心，整合跨五個學院系所相關教授，「這樣做是自己找出路，讓研究的靈活度寬很多。」台大副校長陳良基說。但因研究中心不能單獨招收學生，學生跟著老師做，畢業學位還是原本的系所，畢業證書上看不到學生在這個研究中心的學歷，就可能影響學生未來職涯發展，學生投入的動力也會降低。
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政雄指出，教育部對所有大學的學生、老師人數、系所都在管制，課程幾乎動彈不得，在總量管制下，原本的系所要減少才能新增系所，這會面臨校內反彈，很多大學認為一動不如一靜。
頂尖大學與台灣同樣是公立的香港，雖接受政府補助，但作法彈性。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推出優配學額制，十分重視績效評估，葉家興說明，香港每年都會調查大學畢業生一年後的就業與薪資情況，來判斷學生是否具備競爭力，情況不佳的科系退場機制明確，每年會減少二至五％的學生名額預算，三年累積下來的額度會回撥給學校，就可用來開設新系所或學科，但學校仍須提出申請，經教資會依社會需求審核決定，強迫教育市場更新。
大學學歷貶值，各大學與畢業生壓力都很大，想辦法要避免學用落差。（攝影／聶世傑）
問題3.經費使用太僵硬 防弊機制跟不上時代
全球化要與國際接軌，但台灣的管理制度妨礙國際交流與競爭，一位大學教授向我們抱怨，拿公費出國在支用上會覺得矮人一截，譬如各國教授一起租車從飯店去研討會場，台灣教授就要猶豫能不能報帳，「我要自己出錢，還是我不要參加？很多人只好自掏腰包解決。」
核銷制度過於繁瑣 荒謬制度嚇跑頂尖教授
國立大學財務會計管理比照政府機關，僵硬的制度，與先進國家相較十分荒謬，讓大學老師在研究教學之餘，必須耗費心力面對繁瑣的行政作業，妨礙研究發展。一二年爆發的大學教授以不實發票詐領國科會（現改名科技部）補助款案，就因當時國科會經費核銷方式過於繁瑣，上千名國立大學教授與研究人員被調查，一○七人被起訴貪汙，最後只能修法解套。
荒謬的制度，已成老師出走原因。台大曾有位頂尖教授，是校方花很大力氣從美國禮聘回來，他為了台灣的家人，接受只有原來三分之一的薪水，但一直無法接受研究經費申請與核銷的繁瑣程序，在國科會補助款案爆發後，這位教授雖未涉案但深受衝擊，不久辭職返美。
除核銷制度僵化，負責分配資源的教育部為求公平，使用經費規定都是齊頭式平等，譬如人事成本不能超過五、六成，依學歷給薪水等，「這使得你在做事需要人時綁手綁腳，例如需要跨領域專長的人，但能給的錢有限，很多工作助教最懂，但他只能領一份薪水，用錢上的限制，把學校的生命力綁死。」一位要求匿名的學者說。
國立大學自籌經費約占五成，但使用上也受限制。台大教務長莊榮輝就說，曾經收到五十萬元的捐款，但礙於會計制度限制，不能當成人員薪水來補貼，只能拿來報餐費、買便當，十分可惜。
而學校內部為了防弊，也會自我設限。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教授指出，教育部給的預算要依教育部規範，有些學校自籌經費是校內可以自由運用，但是沒人敢負責，怕出事，因此規定嚴格，譬如一筆研究經費能不能拿一些出來用餐，必須上簽呈給校長，校長准了才能用。有些是Ａ帳規定餐費五百元，但Ｂ帳規定八十元，而且教授與副教授可以用的餐費也不同，各項規定亂成一團。一個研究案子是總包制，原本負責人可以彈性運用經費，但校內主計人員為保護自己，都會要求教授上簽呈，上面准了才可以動用。
教育部與學校重視防弊，但過度防弊不但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學校想興利也很困難，過時的防弊機制已跟不上時代了。
學用落差日益嚴重 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香港、美國與歐陸等國家，大學畢業即就業是普遍現象，但台灣廣設大學與研究所政策，讓研究所已成延長教育，台灣一二年畢業的博士生高達三八六一人，足足是ＯＥＣＤ國家的八．五倍，而且ＯＥＣＤ國家的博士畢業生當中，有五十六％是國際學生。
另據統計，台灣一二年有高達六九．九％的十八至二十一歲青年正在就學，但是，大學教育雖普及，學用落差情況卻日益嚴重，一三年擁有大學學歷畢業生失業率達五．八一％，反而專科畢業生失業率三．一一％最低。
「這與高等教育偏重學術研究，產學鏈結不足，大學生普遍實作能力不強，不耐操等因素有關。」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說。另一位大學校長也說，知名麵包師傅吳寶春就跟他說，剛到高雄餐旅大學兼課時，發現老師不會做菜，都在教行銷。
大學學歷貶值，各大學壓力都很大，這幾年終於開始覺悟，想辦法要透過產學合作來降低失業率。
為解決學用落差，政府近來鼓勵校園創業，但依規定，老師只能掛名公司股東、顧問，不能掛名經營，問題在於，創業的技術核心與經營者可能是老師，業界投資也是因為老師，校園創業仍雷大雨小。而在香港與美國等地，只要沒有利益衝突，大學支持研發成果公司化，這是為了讓學界與產業界密切結合。
不改變，台灣高等教育會走入死胡同，但改變又受限於教育部的種種限制。無論讓後段班的學校轉型成特色或技職院校，或讓頂尖國立大學成為帶動產學創新的火車頭，只要「教育部」大學存在，就沒有實現的一天。
教育部回應 制度逐漸鬆綁，給大學更多彈性
對於高等教育發展的諸多限制，教育部政務次長陳德華表示，目前有些制度會逐漸鬆綁。
陳德華說，大學教師每個月拿到的薪水確實不高，但台灣特殊之處是有退休金制度，退休領到的錢可能比在職還高；過去幾年來有討論彈薪方案，只是哪一所大學有這麼大的魄力，敢以很高的薪水延攬一個人進來，這樣其他老師怎麼辦？
陳德華承認，目前研究經費使用規定確實彈性不夠，科技部正計畫調整，給教授一筆經費讓他彈性運用，教育部也會比照修正。
陳德華說，大學新設系所是總量管制，政府管制當然要愈少愈好，但相對要課以大學責任，大學應該要去思考未來培養的人要做什麼。產學合作制度需要突破，未來要修訂相關法律來鬆綁，給大學更多彈性，如開辦衍生企業、創新創業老師掛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