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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銳導演陳志漢:愛與決定讓死亡變得偉大

陳亭均

焦點新聞

1054期

2017-03-02 15:30

新銳導演陳志漢拍了首部紀錄長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這部片的主題是「大體捐贈」。

過去,陳志漢拍片是為了有趣,想要記錄,但經歷了這段凝視生死的過程,
他理解了一些關於死亡的事,更理解了一些關於生命的事。

拍攝紀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導演陳志漢,領著我們從輔仁大學大門口,朝著佇立在輔大最尾巴的醫學綜合大樓走了過去。這天陽光是靜默的,鼠灰色的天空還灑著水,春雨濛濛綿綿濡成一片,像霧,冰冷地纏著人。

陳志漢在寸草不生的光頭外包了層棉帽防寒,臉上帶著冬夏常青的笑容,人爽朗,虎相,塊頭又高大,行於冷風中沒半點淒迷,反而顯得精神奕奕。

到了醫學大樓,陳志漢招了招手,要我們坐上運貨用的大電梯。電梯有縱深,恰好容得下一具單人病床,他踩踩電梯鐵地板:「這就是醫院運送大體的電梯。」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拍的就是大體捐贈的故事,陳志漢對這兒當然熟悉。然而早在兩年前,他就把片子的素材都拍妥,接著幾年都在處理剪接、後製這些事,如今電影完工待映了,陳志漢許久沒踏入這畝舊地,故此帶錯了幾次路,好不容易才找到門道。

「其實,人走了就剩下一具軀殼,活生生的人,不動也看得出來他是活著的,遺體卻只是一具沒有生命的軀殼。」陳志漢邊走,邊回想。

迴廊燈暗,儘管是白天,室內仍顯得陰陰幽幽,轉哪兒都是這樣。他招呼著我們,拐上幾彎,抵達一邊間入內。他臉上還是掛著微笑,卻很俐落地把頭上的棉帽脫下。「這裡就是大體解剖實驗室。」說完這話,他脫帽的動作就變得有些肅穆了,似乎還有了致敬的意味。

夫婦深情讓他感動
妻子大體存兩年 丈夫每月開車北上看

陳志漢談到為什麼要拍《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總會回溯兩個緣由。其中一個是他國中的故事,當年他成績差,在升學班裡總是最後一名,升旗時,全班同學全考進校排百名,全上台領獎,就他一人留在原地,老師還曾對著他落井下石地罵:「我要是你媽,出生就把你掐死!」讓他萌生死意,拿著美工刀向手腕比劃。

另一個緣由是,他和他媽去爬山的故事。「小時候,我媽都爬得很快。」但母親年紀到了,越爬越慢,氣喘吁吁,他心裡感傷。但死別的事尚未臨頭,這些緣由都還只是模糊的概念,沒長成完整概念。陳志漢大學念的是日文系,他從小就愛看人,參加系學會後,也拿起攝影機拍著,拍久了,他迷上了影像與記錄,從此就踏入紀錄片導演的行業。拍片對他來說,就是件「有趣,也有點意義的事」。

他拍這部片最直接的原因,也像他拍紀錄片的理由,有點意義,但不明確。當年剛好有電視台找上門,給了選項,所以他就選了「大體老師」。

教室很大,冷氣也開得強,陳志漢走向幾張不鏽鋼打造的解剖檯,「這裡面還躺著大體老師。」四張解剖檯上,鐵罩子緊緊密合著,看不出裡面有人,但檯緣掛著名卡,標記著暫住者的相片與身分。鐵檯後方掛了張基督聖像畫,耶穌背著十字架,腦勺後張了一輪光暈,雖然只是畫,但也把周遭照暖了點、照得莊重了些。

確實,人都有一死,所以說到底,死亡就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死亡始終不能「稀鬆」,人該怎麼活、該怎麼走,還是得有所講究,那是馬虎不得的。《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就記錄了一場很素樸,卻很隆重的死亡。

在拍這部片子前,陳志漢離「死亡」終究是有段距離的。「我國小三年級時,曾祖父過世,我從學校回來,一堆人在後面哭。」他印象最深的是,姑姑哭得最慘,但是他只覺得,「我有放假,不用上課。」

「死亡」或許就是這麼回事,它像種聲響,離得遠,細若蚊鳴;離得近點,聲音才會大些;再靠近點,它就會發出轟隆巨響,無論從時間,或是空間的角度上來看都是這樣。陳志漢拍攝這部關於「大體老師」的紀錄片,總算湊到了它身旁,凝視著「死亡」的模樣。

陳志漢原本想拍的主題有點狗血,「醫學系學生參加解剖課,要解剖的是自己親人。」但死亡又不是八點檔,這種過度戲劇性的案例,根本不可行。等到他真的開始尋找拍攝對象時,只有林惠宗一人欣然接受,完全沒得選。

林惠宗是個樂觀大方的游泳教練,過去賣車,退休後不只教游泳,還學了救難的本事,他太太徐玉娥一二年因癌症去世,生前就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

「我真正對死亡感到震撼,正是因為林先生夫婦。」陳志漢說,他站在鐵製手術台旁,躺在裡頭的大體老師,已經被解剖,又被粗線給縫合,再過一陣子,他們就會被裹上白布。

大體老師其實不是立即被解剖的,祂們剛送到醫院,會先做一年的防腐維持大體的完整,接著才會配合醫學院的課程,放上解剖檯。徐玉娥的大體存放了兩年,住在嘉義的林惠宗每隔一個多月,就會開車上台北,和老婆說說話。

「從嘉義開到台北大概要三個小時。」林惠宗說,「每次開車過來,心情都很亂。」老婆過去常跟他一起去露營,罹癌後,從前不唱歌的她開始跟朋友去唱歌,那些事都像跑馬燈。

大體老師教他的生命課
「我也會捐出去,我和太太都會捐」

解剖前夕,林惠宗最後一次探望老婆,他走進大體存放室,老婆被擺在鐵架上的塑料袋裡,林惠宗凝視著她的臉⋯⋯。

老婆走後,林惠宗只夢過她一次,「我知道她現在已經在享樂了!」他與老婆徐玉娥很早就想捐出大體,他們都認為,肉體只是皮囊。但是悲傷不知怎地一下子全決了堤,讓他泣不成聲,「我一早出門,越想越捨不得,因為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林惠宗很知道生者的痛,他去年參加台南因地震倒塌的維冠金龍大樓救難,「在瓦礫堆裡,我們找到了母女三人。」他哭了起來,「她們死的時間完全不同。大姊身體是暖的,母親稍微僵了,最小的妹妹身體都硬了⋯⋯,」他哽咽又說,「最晚過世的,心情一定很難受⋯⋯。」送人最難。

就像陳志漢說的,軀殼是死亡的軀殼,靈魂已經遠颺。但那些晚走的人,既要經驗死,也得連別人的份,一起活下去。

林惠宗是這樣,陳志漢也是的。他拍紀錄片時,纏著林惠宗到處跑,更緊跟著徐玉娥,經歷了解剖室裡的一切,他涉入太深,與林氏夫妻熟得很,成了朋友,早已做不成局外人,當初「解剖自己認識的人」的設定,反而應驗到他自己身上。

「解剖室裡的第一刀,是從背那裡切下去的,我當時看到,馬上退到房間後面,腦袋想著,這是怎麼回事,鼻頭就酸了。」解剖室裡,學生有時嘻笑,他就生氣;學生對大體老師展現敬意,他就欣慰,回到家,他一個人又不自覺地思考著生死。

大體實驗室進門左側,有排人類切片標本,非常薄,一片片夾在鑲金屬框的壓克力板子裡,灌了蠟防腐,醫學系的老師說,這種標本多半是從第三世界如非洲等地取得,所以異常高大。

在電影中,他拍了徐玉娥的臉,那是解剖前的一刻,「我想為她留下點什麼。」與林惠宗一樣,他捨不得,但死亡卻如此巨大。

每一片壓克力板都可以扳動,我們把兩片扳成窗型,請陳志漢到那拍照。窗型的口子,像是生與死的夾縫,看過去是牆,牆前面又擺了一排腦的剖面標本,陳志漢站在那,沒笑,像在想著什麼。

他到底還是沒辦法定義「生死」是什麼,但他說:「大體老師,讓死亡變得偉大。這部片想傳達的就是『愛與決定』。」他說,因為拍攝這部片,他看見了林惠宗夫婦捐贈的決定,也看見他們之間的愛。

陳志漢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但他斬釘截鐵地說,「我也會捐出去,我和我太太都會捐。」他繼續講:「拍完片後,我認為我也決定了什麼,這部片改變了我。」

新作品讓他更懂珍惜
「活著就有可能,我希望改變社會」

改變了什麼?他說他想繼續拍片,即使拍紀錄片是件貧窮的工作,陳志漢還是想拍。「我老婆之前嫌我沒錢,跟我媽媽告狀,我媽哭著打給我匯了十萬元⋯⋯。」死亡很痛苦,活著也不大好受。但他沒怕,「沒死就有很多可能性,活著就有可能,我已經不再思考換工作什麼。我希望能改變一點社會⋯⋯。」

他靦腆地講出這番壯志豪情,再為光著的腦門戴上棉帽,趕往下一場訪問,邊笑邊搔著腦袋說:「頭好冷,好冷。」然後走入雨中,回到家後,他在臉書放上解剖實驗室的照片,留言:「舊地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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