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宣布爭取2020的民進黨總統提名人後，綠營內部掀起一陣紛亂。有人對挑戰同黨現任總統連任期期以為不可，認為既可能造成跛鴨效應，也會分裂泛綠陣營；但也有人呼籲捍衛民進黨的民主傳統，遵循民主機制。初選還沒開打，硝煙已瀰漫在各自的社群網路裡，莫衷一是。
以正反為界，剛好反蔡與挺蔡的界線，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論述都是以擁護自己屬意的候選人出發，並沒有碰觸到所謂政黨「初選機制」的演進與目的，讓這些近乎直覺反應的論述自我矛盾。若非只是表態選邊，難有說服力。
例如，何謂跛鴨？那第二任已不得連任的總統，是不是註定有一年多的跛鴨任期？又何謂民主機制？到廟前擲茭也能做到公平公開，算不算民主機制？就算以獨派的思維來分析，支持蔡總統連任的認為，只有沉穩不躁進的蔡總統才能爭取最大的中間選民，保住綠營執政。既然如此，全民調初選不是正有利於蔡總統勝出，且能在綠營內部取得更大的正當性嗎？應當大力支持啊！
另一方面，反對蔡總統連任的認為，去年1124選舉已證明民意已失去建國的信心，需要新的候選人重新激發人民建國的熱情。若是如此，如何指望用1124的最新民意為基礎，選出一位更往獨立光譜靠的候選人？不是更應該全力反對全民調初選，而由黨內機制協調出更有獨立色彩，更能夠打破現狀的候選人或競選政綱嗎？
至於比較不關心統獨議題的中間選民，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既然有競爭，就照程序走，此乃民主風範。部分深綠意見領袖基於反蔡的立場，對此一說法立刻一拍即合，把醞釀中的協商或傳言中的「霸王條款」批得一文不值。
乍聽有理，卻忘了這種程序至上的主張，在其他的議題如核四與和平協議公投的討論上，常被汙名為不問目的理性的「程序控」。然而程序只是工具理性，用來解決不同意見的遊戲規則，但不是辯論目的唯一的前提，何以在挑戰蔡英文時又變成不問政黨初選的目的，只求在程序上得到一個機會，而不管由誰來丟骰子？沒有更好的方法嗎？
那麼政黨初選的目的什麼？消極的意義是解決黨內互不相讓的競爭者，積極的意義是透過黨員、黨工與黨內領導者的互動，形成黨的執政方向與最佳的選舉策略。
每個人都可以隨便想出一個公平機制來達到消極目的，例如美國一些州，如果經過一輪又一輪的初選仍無法決定提名人，當一切的政治手段都失效時，最後竟是以丟銅板決定，十分公平，願賭服輸，這的確是民主的表現，卻是最後手段。之前一輪又一輪的投票與協商，才是要達到初選積極目的的過程。若說美式初選沒有協商，沒有政黨頭人（party bosses）的利益折衝與政治交換，真不知是從何而來的想像？
不妨我們先來大略了解一下民主老大哥美國的初選過程。美國制憲時政黨政治尚未形成，因此聯邦憲法並沒有規範政黨總統提名人的初選辦法。然而政黨很快就自然產生，政黨的總統提名人初選辦法，經過快兩百年的演進才成為今天美國初選的樣貌，由各州以其法律自理。政黨提名成為大選年的重大政治新聞，則是20世紀之後的事。
兩大黨的初選辦法有很大的不同，各州的初選辦法也差異極大。簡單講，候選人照著排定的行程到各州向黨員競選，爭取黨代表支持，誰能在全國黨代表大會拿到最多選票，誰就能代表該黨競選。參與的人有數千萬人之多，以投票或辦論的方式來決定3000多位黨代表的投票意向。
以2016年民主黨初選結果來看，柯林頓．希拉蕊拿下2842黨代表的票，桑德斯拿到1865張，其餘競爭者則陸續退出，將其支持者轉向這兩人。共和黨則有四人進入全國黨代表大會，川普從2326張黨代表票中拿下1441張，清楚勝出。兩大黨在全國黨代表選出正副總統候選人，是大選年政治新聞的焦點。
共和黨的選舉規則相對單純，黨代表的支持對象由黨員在各自的選區投票，贏者全拿，但黨代表保有改變支持對象的權利，為政治協商留下空間。民主黨則較為複雜，除了採比例代表，還保有超級黨代表的設計，保留給從政黨員或高階黨工，獨立投票。1968民主黨提名人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完全放棄各州初選，靠超級黨代表勝出，雖不是後來敗選主因，但引發麥高文（George McGovern）改革民主黨初選，削弱建制派的影響。
1972年麥高文靠著基層的支持擊敗捲土重來的韓福瑞，代表民主黨挑戰尼克森，結果民主黨建制派懷恨在心，不積極助選，導致1972民主黨幾乎滅頂，只拿下麻州與華盛頓特區。說來諷刺，被視為接近草根黨員的麥高文，他在初選中的普選票數還低於捲土重來的韓福瑞70萬票。
初選又分開放式初選與封閉式初選。對於開放式初選，只要是合格選民就能登記參加初選，但只能選擇一個政黨的初選登記，也就是說不能在同一選舉參加多個政黨的初選。封閉式初選則必須是登記黨員才能參加該黨的初選。也不是每一州都辦投票初選，這些州就是所謂的Caucus States，而由一系列的黨團會議取代，候選人向黨代表發表政見，或折衝協商，比較像早期民進黨的做法。
這只是相當粗略的介紹，細節相當繁複，以美國之大，50州加上特區，由此我們不難想像美式初選是如何龐大的政治工程。能從初選中勝出的政治人物，其政治能量斷非只是會顧好形象，等問卷調查的結果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民主共和兩黨有很大的差別，共同的一點是現任總統幾乎不可能被挑戰。
以西方的價值觀，同黨挑戰現任總統連任根本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畢竟這是黨員的權利，但初選挑戰現任總統成功的只有五例，全在十九世紀，而最終贏得大選的只有一位，1856布坎南（James Buchanan）挑戰皮爾斯（Franklin Pierce），且那是在內戰前，民主黨分裂出去的時代。其餘四位均失敗坐收，導致政黨輪替。
美國 初選挑戰現任總統成功的只有五例，全在十九世紀，而最終贏得大選的只有一位，1856布坎南（James Buchanan）挑戰皮爾斯（Franklin Pierce），且那是在內戰前，民主黨分裂出去的時代。其餘四位均失敗坐收，導致政黨輪替。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二十世紀後再也無人在初選挑戰現任總統成功，整個黨機器的設計是往保護現任總統作修正。例如總統能隨時撤換各層級的黨團主席，以利黨團的運作與總統同步，雷根甚至指派自己的女兒成為共和黨全國副主席，白宮也透過黨宣傳總統的政績。執政黨存在的最大目的就是支持現任總統連任，也被戲稱為總統的政黨。
當然，為了種種原因，執意挑戰同黨總統連任的也不算少，雖然無法出線，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讓現任總統連任失敗，損人不利己。初選的競爭必定會指向現任總統的缺失，看在選民眼裡，一定是對現任減分，這與在野黨的初選形況完全不同。
戰後1952與1968民主黨出現兩個一樣的例子，基福弗（Estes Kefauver）以韓戰挑戰杜魯門，麥卡錫（Eugene McCarthy）以越戰挑戰詹森。雖無威脅，但分別迫使杜魯門與詹森退出連任競選。基福弗與麥卡錫最後還是沒有取得候選人資格，但足讓民主黨失去政權。1976雷根挑戰正在收尼克森爛攤子的福特，福特最後敗給卡特。
1980甘迺迪（Edward Kennedy）挑戰卡特，兩人素來不對盤，甘迺迪質疑卡特的伊朗政策，廝殺到最後，甘迺迪年輕時車禍女友溺斃的事再度被討論，甘迺迪氣到敗選後拒絕握卡特的手以示團結。之後卡特敗給雷根。1992年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挑戰老布希的波灣戰爭，貿易政策，雖然一場初選也沒贏，但在共和黨大會上趾高氣揚演講，極右的言論排擠了老布希的溫和路線，反而造成柯林頓時代的來臨。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挑戰者除雷根是州長外，全是參議員。儘管同黨，立法與行政之間的衝突難免，州與聯邦的看法也經常出現落差。這些挑戰者或有私人因素，但挑戰的理由可以言之成理，斷無自認負責下台的白宮幕僚長挑戰總統這種事。何況行政院長是比白宮幕僚長享有更高的行政與人事權的中央最高行政首長，若對現任總統的施政不滿，那昨日自謂「難辭其咎」辭職，今日立刻「江湖相逢」的前行政院長，將如何自處？
其實這些同黨總統的表現並沒有出現重大的問題，政績甚至可說相當不錯。例如老布希的波斯灣戰爭打得相當乾淨俐落，一掃越戰的陰影，美國國威如日中天，但挑戰者單一且過於簡化的質疑，等於替日後反對黨在大選中背書。1992之後再沒出現同黨挑戰現任總統的情況，反而是小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出現重大誤判，但在全黨擁護下連任成功。爭議中的川普明年或許會成為本世紀第一位遭同黨挑戰的現任總統，值得觀察。
最大的問題是意見領袖不斷地汙名化政治協商，殊不知政治協商本來就是政治活動極為重要的手段。在無合理的初選機制下捨此不為，以有更大問題的全民調做最為政黨初選的唯一基礎，在理論上就大有問題。圖片來源：華視新聞youtube
回頭看台灣這次大選的情況又大為不同，與美國的政治現實差異極大，且美式初選過於複雜，幾乎不可能立刻移植台灣，何況國民黨不配合辦理也無從學起。然而最大的問題是意見領袖不斷地汙名化政治協商，殊不知政治協商本來就是政治活動極為重要的手段。在無合理的初選機制下捨此不為，以有更大問題的全民調做最為政黨初選的唯一基礎，在理論上就大有問題。
美式初選就算採開放初選，大選跑票的比例非常低。有此一說，民主黨認為川普如果出線鐵定無望，所以跑去共和黨的場灌川普，但這是無稽之談。去登記共和黨初選就喪失參與民主黨初選的機會，幾乎沒有經常參與政黨活動人會幹這種事，而且參與初選的成本非常高，時間與金錢的投入可觀，一般人大概也沒那麼閒去破壞對方。
但如果剛好接到一通電話就不一定了，很難掌握策略性回答的比例。就算策略性回答的比例可以忽略，若以1124的大選結果來看，可能有過半的選票最後不會流向民進黨，這樣意見的參考價值在哪裡？就算做對比式民調，一來藍營的動向目前仍不清楚，二來受訪者的心理可能會一旦受訪，就不希望自己成為無效樣本，而真心選一個他們較喜歡的綠營候選人，但他們的支持最後一樣不會反應在大選上。
另一個問題是遊戲規則必定會決定候選人的立場。以美國來講，候選人必定先在黨內的初選靠向黨的核心價值，說服黨員他是實踐這個核心價值的最佳人選，勝出後再於大選中靠向中間，極大化支持者。
但全民調初選剛好相反，繞過黨員的檢驗，直接由外部決定候選人。這樣的遊戲規則在初選中最安全的打法，就是靠向中間。這其實是民進黨2008敗選後，起心動念把排藍機制去除的原因，就是要弱化候選人的獨派色彩。這是獨派樂見的嗎？如果獨派的不滿是對蔡總統的維持現狀有意見，而對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前院長有無限想像，那麼這種初選就是想像幻滅的時刻。
賴院長對務實的台獨工作者的新詮釋與擱置統獨的談話不是偶然。當然不是他的信用有問題，而是遊戲規則使然。這也是一直以來民進黨公職人員只要能顧好大眾的胃口，保證全民調出線就好，完全可以不理會黨綱黨員的約束。
政治協商需要一定的政治手腕與政治實力，一個好的協商，不但能雙贏，更是政治議程推進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確的做法不是雙方競相向1124的民意貼過去，而是透過協商取得對方的承諾或讓步。
以深綠的角度出發，獨派最有利的位置是和總統談出一個可接受的立場。如承諾公投，這是最大值，或許不易，但可退而求其次，要求承諾反對和平協議，這只是基本要求；或許重申兩國論，或宣示轉型正義啟動究責，等等。外人無從知道能拿到多少，要靠政治實力。如果完全沒有實力，只能放手，不然加入華獨比賽，為的只是要蔡難看，這是下下策。
任誰都知道，全民調只是亂槍打鳥，就算有統計上的意義，也全無政黨化的過程，只是兩派人馬廝殺，消息真真假假，結果一定是輸的不服，亂七八糟的陰謀論四起，這樣要保住綠營執政，恐怕難矣。
作者李中志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本文獲《思想坦克》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