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見明天

說不出口的MeToo 看不到的傷最痛

呂苡榕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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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期

2019-05-02 14:50

他們在人群中揣著祕密生活,如他人無異一般行走。
外界的指摘與歧視,讓受害者害怕一旦說出口,
就像是穿上刺有紅字的罪衣那般,得受人打量、遭遇羞辱。
「#MeToo」運動席捲全球,但在台灣,害怕築起了一道牆,
讓受害者無言,只能無言。只是傷痕仍會在夜寐時竄出,如此喧囂。

有一陣子雨齊(化名)會頻繁接到不同友人的電話,有人和他徹夜扯淡,直到天方露白才止;有人則是壓低聲音斷斷續續,只敢在深夜裡釋放陳年的祕密。幾位友人身上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去年爆發的高雄市體操教練性侵案受害者。

 

去年二月,高雄地檢署接獲一名當事人檢舉,告發位於高雄光華國小擔任體操教練二十年以上的梁姓男子,長年藉著訓練、比賽外宿時性侵選手。接獲告發後,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和地檢署隨即介入調查,並透過告發當事人逐一接觸潛在的受害者,拼湊這一起性侵案的圖像。

 

祕密塵封多年,如今才被揭起。當年體操隊的孩子多來自經濟狀況一般的家庭,練體育的小孩靠著拿獎後一路保送上學,甚至就業。所以對許多家長來說,這位教練等於保證孩子的未來。雨齊說,教練不只在國小教課,還會和國中合作,由他負責訓練,拿獎則是榮耀歸諸學校,所以不少孩子跟著他一路從國小、國中到高中。

 

金牌體操教練性侵案

受害者不只一位,揭教育界未爆彈

 

到了國中,教練才會開始下手。「像是外宿時,教練會說:『你們房間浴室不夠,可以來我這邊洗澡。』聽到這話,你有辦法拒絕嗎?」那些性侵的時刻總是隱晦,卻也不乏機會,「有時候連有家長陪同的外宿行程,教練一樣找得到縫隙。」雨齊語氣忿忿:「有的性教育教孩子遇到危險時要喊、要叫、要逃跑。連有家長陪同的時候,他都找得到下手機會了,我想請問是要怎麼叫、怎麼逃?」

 

對受害者來說,國小開始練體操,到了國中已有四、五年資歷,在校有一半時間都花在練習上,學科已跟不上同齡孩子;投入的時間長了,也捨不下前面的心血,對受暴當事人來說,選擇隱忍似乎「很合理」。「他們也怕說出來沒人信—教練不只教體操,還會陪孩子寫作業,很多家長都很信任他。」雨齊的另一位友人,年幼時也曾想過向老師提起這件事,「但看到老師跟教練有說有笑,就不敢講了。」

 

曾經有位性侵受害者在學時舉發了教練,「但那是還沒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年代,學校不用召開性平會,也不用調查。最後學校找來教練與家長和解了事,孩子則是轉學離開。」雨齊說,看到這種結果,其他伸著脖子等待有人能救救自己的受害者,心裡已經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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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密結成了一張網,困住受害者的人生,早年不敢開口,多年後更不知怎麼開口。「而且很多人現在也同在體育、教育界工作。這位教練是金牌教練啊!受害者擔心出來指認,萬一自己被曝光,會不會反而遭到報復,工作就此不保?」雨齊語氣無奈地說。

 

檢調的調查,在受害者間造成震盪,驚懼擠壓著受害者—一旦被認出是「受害者」,現有的家庭會不會受到衝擊?丈夫有沒有辦法諒解?生活是否崩解?陸續接到地檢署電話後,雨齊的幾位友人開始出現精神症狀,「像有個朋友會一直暴食,接著催吐。」為了防堵親友發現,有些受害者透過社福團體收受法院文書;有些人則是憤怒自己已經改名、搬家了,為何又被揪入這場噩夢。

 

 

性侵在日常並不罕見

巨量黑數下,受害人選擇噤聲隱沒

 

性侵事件登上媒體版面的那陣子,雨齊的友人們不敢看新聞,害怕看到底下網友嘲諷的留言,「我看過有人罵受害者是『一群討錢的婊子』,忍不住上去筆戰。我真不懂為什麼可以這麼輕易地用性這件事訕笑別人?」

 

外界的標籤和眼光太灼烈,許多人至今仍瞞著父母和丈夫,不願讓家人知道自己也曾受害。雨齊原先也不知友人是這起事件的受害者,「我朋友只在新聞播出後,輕描淡寫地說:『這人以前也是我的教練』。」看到雨齊在社群網站上發文希望外界不要譴責受害者,他的友人才對他掏出陳年往事,坦承當年自己也曾受害。

 

「我曾提議找社福團體協助後續司法問題,但很多人實在太害怕被認出來。最後是由我出面和社福團體談,會談時一邊用LINE連線,讓他們在線上提問。」但即使是以如此迂迴的方式尋求協助,雨齊說,有些人仍舊拒絕了,因為實在太多恐懼。「成為一個陪伴者才知道,追求正義這件事是我們想像的,但那正義,卻可能賠上受害者的生活。」雨齊嘆氣說道。

 

雨齊開始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許多性侵相關資訊後,陸續出現其他人向雨齊透露自身遭遇性侵的經過。連雨齊都訝異,至今已有十位友人向他透露曾受到性侵的過往,原來性侵竟是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日常。

 

的確,若從通報統計來看,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五千件通報量,換算後,大約每三十五分鐘就有一起通報案;全美最大反性暴力組織RAINN(Rape, Abuse and Incest National Network)統計也發現,截至二○一六年為止,美國平均每兩分鐘就有一人遭遇性侵。而今年二月,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調查發現,從一九九八年至二○一八年,加拿大共有二二二名教練被控性侵,六百多名十八歲以下青年受害。性侵在日常,並不罕見。

 

統計數字看來驚人,但這還僅是真實性侵案件量的冰山一角。根據一二年衛福部委託台灣大學社工系進行的「我國性別暴力現況調查」, 遭遇性侵後曾提出求助者僅占十九.六七%,其中求助對象包括家人、朋友、宗教和警方,非正式求助管道超過五成,可見實際發生的案件量,遠比進入通報系統的數量來得龐大。

 

一七年十一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公布一項數據:全世界約有一千五百萬名青少女遭遇強迫性行為,卻僅有一%會求助;日本內務省一四年統計,僅有三.四%性侵受害者會向警方求助。巨量黑數下,是噤聲的受害者隱身在人群裡。

 

如此常見,卻又如此罕見,正是性侵案件的特徵。

 

 

權勢性侵魔爪無所不在

外界僅見自願表象,不見深層權力

 

一七年美國女星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使用「#MeToo」標籤,鼓勵性侵受害者在社群網站上勇敢說出自身受暴經驗,以便讓世人理解性侵是如此頻繁發生。此後「#MeToo」風潮捲起千層浪,美國奧運體操隊選手出面控訴隊醫納薩爾(Larry Nassar)性侵隊員,遭重判一百七十五年,是「#MeToo」風潮後第一件指標性案子。一七年《時代雜誌》年度封面人物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為題,邀請五位性暴力受害者登上封面。雖然「#MeToo」席捲全球,但開口坦承受暴,對當事人來說,仍有難以跨越的鴻溝。

 

「因為我們的社會一直有『完美被害人』的想像。」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洪雅莉苦笑,根據統計,八成以上的性侵是熟人所為,面對熟悉或信任的對象施暴,多數人需要長時間的心理準備才有辦法說出口,「但這個準備期,卻會被視為『意有所圖』,因為完美的被害人應該全程反抗、受害後第一時間趕緊報警,只要你不符合這些標準,就會被視為是『假的』。」

 

協助不少成年受害人的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督導陳麗安,同樣深感這社會對受害者的諸多不友善,「像很多人會質疑:『門就離你兩步遠,為什麼不能衝去開門逃跑?』卻忘了事發當下,有些人的反應可能是被嚇住。」但這些驚嚇反應卻會被視作「有違常理」,進一步懷疑受害者的真實性。

 

更不用說許多不對等權力關係下發生的權勢性侵,即使加害者不使用強暴、脅迫等暴力手段,但在心理上仍對受害者造成巨大壓力,這壓力迫使受害者只能屈從,但外界看來卻解讀為「自願」。

 

同在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擔任社工的劉孟婷說,曾有個案遭遇工作上的關係人要求發生性行為,當事人為了可以保住工作而忍耐,「外界會覺得,這人又不是上司,為什麼要屈服?可是對中斷就業二十年,離婚後成了單親媽媽,得要獨力養孩子的女性來說,她不能失去這個工作,她寧願忍也要保住工作啊。」

 

外界只看到「自願」的表象,卻沒看見深層的權力。

 

除了陌生人的質疑,即使是受害者的親人,也可能囿於加害者形象而否定受害者的證詞。曾在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協助性侵受害者的社工宋孔葳說,不少受害者早年受暴時都有說出來,但卻沒人相信。「那是金牌教練耶」、「那是社區裡受人尊敬的老師」⋯⋯,面對這些形象,「很多家長會跟孩子說:『你想太多』、『別亂講』、『一定是你不乖,老師才⋯⋯』。」

 

「受害者不會告訴你,除非他知道你會相信。」雨齊說,外在譴責太沉重,受害者禁不起更多質疑,而沉默不語是為了保護自己。

 

 

把人際看得比正義重要

挺身告發非英雄,反成「抓耙子」

 

法國社會學家傅柯(Paul-Michel Foucault)以三六○度無死角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為題,闡述監視的目光對囚犯造成的心理壓力,以及壓力讓人規訓的過程。

 

在性侵議題上,外在的標籤和批判正是一座「全景監獄」,畏懼於無處不在的批評,讓受害者只能隱藏自己。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督導潘含恕說,反而只有等到受害者人生走到一個階段,可能是離婚、分手,或孩子長大—她回到「一個人」的狀態,少了顧慮羈絆,有辦法開始處理自己的問題時,才會來求助。否則當她還要顧慮伴侶、婆家、孩子時,受害者只會把自己的問題埋起來。

 

外界眼光之外,另一個造成黑數的原因,則是人際網絡壓力。「這個社會把關係看得比正義重要,很多人明明知情,寧願不報,因為不想破壞關係。」許多第一線服務的社工不約而同都有這般體悟。人際網絡的壓力,甚至讓站出來告發的人,反而成為眾矢之的。

 

○九年,花蓮一所國小爆發老師性侵學生事件。出面告發的女童本身便是受害者,因為擔心學妹也受害,才站出來指認。

 

「那名老師本身就是部落裡有頭有臉的人,上法院時,他帶著牧師一起出庭,受害者的家長看見牧師,便不再多說什麼。」協助此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憶起這件事,總是氣憤難平,「事後整個社區反而覺得出來告發的女孩是凶手,怪她害老師丟了飯碗!」

 

去年揭發花蓮啟能中心集體性侵事件的護理師吳思韋,同樣面臨人際壓力,當時啟能中心主任得知她已通報社會局後,「還叫受害的孩子跟我說:『一切是誤會,不要通報』。」中心內其他知悉性侵的工作人員,礙於工作和同事關係,沒有人願意一起出面作證。

 

媒體上,吳思韋被封為英雄,但現實中,當她轉換工作時,卻被扣上「抓耙子」的印記。「有些人會因此不想聘雇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心寒吧?」

 

多數老師拒當性平委員

法不入校門,自責成了最沉重情緒

 

二○○四年上路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曾在一一年進行大幅翻修,增列責任通報人連帶通報義務和罰則,藉此避免校園內因礙於同事人際關係,對於性侵事件的知情不報。之後校園內的通報量相較十年前,的確大幅增加。

 

不過,同事間的人際壓力仍舊存在,「校園裡許多參加過性平委員培訓的老師不願、甚至拒絕擔任性平委員,因為他們怕擔任委員後,若進行性平事件調查,難免影響同事情誼。」擔任高雄市性平委員的高雄中正高工輔導教師卓耕宇說,最常遇到的狀況是,整個校園內僅有一、二位老師參與過性平委員培訓,多數人根本不想碰。

 

外界的責難,轉化成受害者心中的問號,「自責」成了受害者身上最沉重的情緒:會不會是自己的錯?會不會是自己沒保護好自己?為什麼事發當下,我卻沒有反抗?

 

長期協助受害者的勵馨基金會觀察,性侵受害者的復原之路相當漫長,僅僅停止自責就得花上好多年,「很難有『好』的一天,光是要能與傷共處,就已屬不易。」洪雅莉說道。

 

尤其受暴經驗對當事人身心狀態的影響,可能連帶工作和生活狀況都受累。宋孔葳說:「像地方政府的社政單位發現許多生活經濟狀況有問題的婦女,都可能是潛在的性侵受害者。」聯合國婦女權能署(UN Women)一六年的報告也指出,換算廣義的婦女受暴後付出的社會成本,平均約占美國GDP的二%。

 

 

尊重孩子身體自主權

倡導「沒有同意的性行為,即是性侵」

 

如何翻轉檢討受害者的氛圍,讓受害者能勇敢求助?對此,洪雅莉、張萍等人不約而同強調「尊重身體自主權」的重要性,要從小教育孩子身體界線和互相尊重的正確觀念。這幾年,勵馨基金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也不斷倡議「Only YES Means YES」,強調性關係裡的積極同意權—沒有同意的性行為,即是性侵。

 

「另外,過去總教孩子『不要晚歸』、『不要獨處』,這種句型的性別教育也須調整。」卓耕宇說,這樣的教育方式最容易讓受害者出事後感到自責,「他會覺得是自己違反這些『不要』,才會遇險,所以自己也該負責。但這往往困住受害者,讓他無法開口求助。」

 

卓耕宇總在教學現場,以不同情境引導學生思考遇事時該怎麼辦?「我會告訴學生,未來在職場同樣會遇上許多性平事件,你必須理解這些狀況,才能真正地保護自己。」他也感受到,性平教育走過十五年,的確影響了下一代,「許多學生在目睹性騷擾發生的當下,能勇敢站出來成為『相挺的人』,而非沉默。」

 

「許久,我捫心自問:『是我太天真嗎?是我的錯嗎?』現在,我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這不是我的錯。』我不會、也不該承擔屬於納薩爾的罪行。」去年一月,美國奧運體操小天后拜爾斯(Simone Biles)在社群網站上使用「#MeToo」標籤,發文公開坦承自己也曾是遭隊醫性侵的倖存者之一。她的告白,為萬千受害者帶來勇氣。

 

但仍有無數受害者隱身於世,讓傷痛無聲無息,「我們總說時間能治癒一切,其實真正能被時間治癒的,只有少數得天獨厚的人。」潘含恕說。

 

夜晚,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糾纏的受害者,闔上眼,便是受暴情節湧現。過於孤獨的恐懼,還在等待一雙願意理解的眼。

 

 

治療無數人,卻無法拯救女兒⋯⋯


每周六在皮膚科初診門診前,林炳煌會花上6、7個小時對著病患演講,從皮膚保養、時事評論無所不包。兩年前開始,演講內容多了一大部分,圍繞著他的女兒林奕含。

 

演講中,林炳煌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中國引起的回響,反覆念著書中的段落;也談權勢性侵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語帶悲戚地喊著女兒的名字。間或穿插著各種觀念不一定正確的性別教育,並吆喝著台下看診患者,必須留心性侵發生的可能。

 

他說,林奕含過世後,一位認識的友人告訴他,自己曾被老師兼上司性侵的過往;有位母親聽完演講後,帶著女兒哭著向他道謝,說自己的女兒曾遭遇猥褻,「我跟女孩說:『不是你的錯,是那些王八蛋做壞事!』」

 

還有一位看診的女生,告訴林炳煌過去參加營隊時遭遇性侵,但在司法訴訟上頻頻受阻。她讓林炳煌把她的故事告訴大眾,於是演講時,林炳煌會在投影螢幕上秀出女生的社群網站,請台下的人上去為她打打氣。

 

台灣一年平均有1萬5千件性侵通報,未知黑數更是通報量的數倍,多數受害者不願開口,因為整體社會仍彌漫著檢討受害者的氛圍,對受害者貼上標籤並拋出諸多質疑。

 

但林奕含過世後,前前後後約有七十幾人向林炳煌透露自己曾經受暴的經驗。他成了這些受害者的情緒出口,宛如受害者們渴望卻未能擁有的,能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親友。

(呂苡榕)

 

「男」言之隱  讓性侵黑數更甚


根據內政部統計,性侵受害者男女比例大約2:8,但男性受害者黑數更是驚人。「因為這個社會從小教育男生要有『男子氣概』,這讓男性受害者更難開口求助。別人會覺得,你不是男生嗎?為什麼會被欺負?」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社工督導陳靜惠分析。

 

過去曾協助中部某體育教練性侵男選手事件的張萍感慨,當年多名選手的家長堅決否認孩子遭到性侵,「因為他們覺得男生被性侵很丟臉。」直到十幾年後,其中一名男孩的父親擔心法律追訴期即將屆滿,跑來向人本教育基金會諮詢法律意見。

 

「我們到他家時,看到這名父親蒐集了一堆性侵相關資料,告訴孩子發生這件事『絕對不是自己的錯』。這麼多年來,他把孩子照顧得很好,但卻因為自責而罹患憂鬱症。」張萍無奈地說,好在當年的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不少人願意站出來作證,才讓教練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這樣的案例卻是萬中選一,「多數男性受害者的家人,除了羞於啟齒,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擔心——他們害怕自己的孩子是同志,所以才發生這種事。」陳麗安說道。

 

「在過去服務的個案中,男性受害者光是要建立關係都很難,曾經有人一整年只以信件聯繫,完全不願出面跟我們談。」宋孔葳說,當受害者背上的包袱如此沉重,開口的能力也愈加薄弱。

(呂苡榕)

 

美、日、韓受害者勇敢發聲,為萬千受害者帶來勇氣


 

 

 

曾於倫敦奧運出賽的美國體操選手韋伯(Jordyn Wieber)指控隊醫性侵,
揭開美國體操界的黑暗面。
(圖片來源/達志)
 

 

 

 

韓國Youtuber楊麗媛曾遭20名男性猥褻、強拍裸照,
出面指控後獲得大量聲援。
(圖片來源/達志)
 

 

 

 

日本記者伊藤詩織挺身控訴,
並寫書揭發性侵經歷。
(圖片翻攝自 FCCJ channel 影片)

 


 

 

去年勵馨基金會發起台灣「#MeToo大遊行」,
但台灣多數受害者對於自身經歷依舊不敢啟齒。
(圖片/勵馨基金會提供)

 

2017年《時代雜誌》邀請5位性暴力受害者登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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