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參加一個會議，很多生技界的資深前輩與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灣是否有創新能力？」因為在全球生技產業風起雲湧的當下，創新能力，似乎成了決定競爭大賽輸贏的關鍵。
還有一位學者提到，台灣缺乏開發能力，無法進行後段的技術移轉與商品化工作，以至於到目前為止，台灣在全世界生技產業上，交不出什麼亮麗的成績，另一位經驗豐富的長輩則說，台灣一直在做技術與資源的整合，但整合了二十年，卻看不到什麼成果。
大家都在腦力激盪，思考究竟問題的根源出在哪裡。在學界九年多，出來創業也近一年，依我的觀察，其實，台灣產、官、學界不是不願意整合，而是找不到東西可以整合，換句話說，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我們的創新成果好像始終差人一截。
台灣人才那麼多，為何獨獨缺乏創新能力？這個現象，可以從好幾個層面來探究。
首先就來談談人的「質」的問題。從台灣科學家在國外時所發表的論文品質及其在國內發表的論文數量，以及眾多研究成果來看，我們必須承認，本地人才濟濟，「創新的本質都還在」，也許，私底下都有一些創新的概念或想法，只是因緣際會未搬上台面，大家都不知道罷了。
難道，這些科學家與研究人員都不願從事「創新」的研究工作，對人類社會做出一些貢獻嗎？答案當然是「不可能」。但是回顧這二十年，影響全台灣，甚至全人類的偉大創新發明，少得不成比例，令人相當洩氣，卻是赤裸裸的事實。
既然人才沒有問題，就表示環境一定有問題囉。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有一些在國際間十分出色的學者，在國外總能有一些創新的研究成果，一旦回到了台灣，卻好像沒啥表現，就此沉寂？」我想，這和台灣的整體「環境」因素息息相關。
那麼，台灣的整體環境到底出了哪些問題，剝奪了我們重要的創新能力？有些人認為是卡在「經費」這個環節，我卻有不同的看法。畢竟，經費少有經費少的做法，不是每一項研究都需要大筆的經費，才能產生驚人的研究成果，況且，台灣某些實驗室的經費，常高達上千萬元，說「經費不足是阻撓台灣創新能力的主因」，那是沒有說服力的。
還是研究人員的數量不夠多呢？在國外，一個計畫主持人(專案負責人)手下，可能只有一位技術助理人員，所以，「人多，也不見得是成功創新的因子」，千萬別將研究人員的總數量等同於創新能力。
說到這兒，台灣創新能力的「石頭」已呼之欲出。捫心自問，我在學術界那麼多年，回台灣之後，總覺得自己很差，雖得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但總覺得沒做出什麼太了不起的研究，而常引以為憾，「覺得自己可以更好」的念頭，也在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
不僅我有切身的經驗，最近我到某醫學中心演講，談到此問題時，與會的所有教授皆有同感，相信其他學者或多或少也有類似的感慨。為何有此「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我的經驗顯示，關鍵之一是，台灣缺乏像歐美一般完善的研究分工制度。
在歐美，計畫主持人必須研讀很多的文獻，和同事、朋友之間也要互相討論，然後再去整合所思所想，在研究與技術上有所突破。一般人看歐美學者，總覺得他們好像很輕鬆，一天到晚都在喝咖啡聊天，一副悠哉的模樣，殊不知，這些學者其實在交換意見激盪思緒，好爆發出智慧的火花。
反觀國內，計畫主持人每天忙得要死，沒有充分時間研究資料，找人討論，偶爾只能一年出國一次參加研討會，看看學界先驅的成果，回台後大鳴大放一下，然後「積極跟進」提出類似的研究計畫，卻不知這些東西國外早已做了一、兩年，才會在會議上有所報告。
若我們一味只跟著國外的腳步去做，不但沒有利基，根本是一點競爭力也沒有，令人憂心的是，類似這種取經方式，在學研界很常見，雖然它不見得最有效。
為什麼計畫主持人每天會忙得要死，是我們第一個要檢討的。說得更露骨一點，我曾住過德國、瑞士和美國三地，看來看去，「台灣官方及學研界最會開會」，大部分計畫主持人把許多時間浪費在沒有營養的會議上，每年談的都是類似的話題，少有建設性可行的結論，最多只有一些口號原則，哪有多餘的精力與體力去思考研究題材，在知識上及技術上有所創新呢？
第二個要檢討的是研究技術人員，台灣整體的研究助理制度，真的令人寒心。國科會礙於規定，研究助理的薪水，到了第三年就是頂級，不能再往上加，這造成了嚴重的後遺症，這些訓練好的研究助理人才，即使有心在工作崗位上繼續打拚，但微薄的薪水又不能繼續往上調升，無疑扼殺了這些人的前途與出路。
很少有人願意當太久的助理，因此，每年都要教一批新的研究助理，就長達多年的研究計畫而言，自是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時間成本，因為，研究方法、操作步驟都得重頭教一遍，計畫主持人不堪其擾，研究助理也沒有辦法累積專業知識，就算研究機器與設備再昂貴也沒有用，還常由於新人操作不當，徒增損壞的頻率。
台灣貴重儀器之多，足稱是一種經濟奇「機」，但有幾台能用及有多少研發功效，與長期專職負責的技術員之有無，絕對大有關聯。
在國外，一個研究計畫常常是分工得宜，計畫主持人負責大方向，往創新之路努力思索邁進，計畫執行者常由博士後研究者來擔任，或再將細部工作分配給研究助理來共同處理。
台灣，沒有優質的博士後研究者，更缺乏專業的研究助理，進行良好的分工，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由學生與短期待訓的助理一手包辦，學生們正在進修中，需要很多時間讀書學習，而短期待訓的助理也還在學習中，就是碩士級助理對新的研究主題也得重新學習，計畫主持人哪有真正專業的研究技術助理人員可分工合作呢。
至於研究助理人員，我可以證實，台灣本地碩士班畢業的學生，素質比起國外絲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台灣碩士生大多有豐富的實驗經驗，也必須寫出論文才能畢業，不像國外修修學分通過考試就拿到學位，有的連實驗的經驗也沒有。
然而，這些研究助理與技術人員，在台灣所受到的待遇與尊重，卻沒有國外來得好。像我當年留學德國，所需的研究技術正是技術人員教我的，並非由計畫主持人教導，而這些技術人員的薪水，也不會比一般資淺的博士差，地位也很被尊重，在美國的研究室，資深專業研究助理人員比博士後研究員還權威，許多技術都是靠這些人來教的。
可見，「用手的和用腦的一樣重要」，這個觀念在國外行之有年，台灣則有待加強。再看看中研院的例子，不少人說中研院的「研究環境」制度，應該是國內首屈一指的，他們有編制內的助理人員，情況應該好多了吧？
實際的情況是，中研院的創新成果，在質量與速度上，還是無法和國外重要研究機構相提並論，歸結原因，還是牽涉到最重要的薪資和福利制度。
生技產業蓬勃發展，常常業界稍微一出高薪，中研院的優秀人才就被挖角，充其量，許多好的助理人員也只把助理工作當成出國申請學校的暫時性工作，並無長待的考量，致使流動率相當高。最近，中研院某研究員在報紙投書，引起相當大的回響，文中談到中研院「有將無兵」的現象，正是出自此因。
因此，給這些研究人員一個良好的分工「環境」制度，是迫在眉睫的事，這個問題沒解決，怎能談創新，怎能談技術開發？業界如想與學研界合作，如無法先克服這個問題，就貿然投入研究經費給學界，成功機會是可預想的，試問每年國家投入學研界的科研經費也不少啊，但成功機會呢？
舉個例子，台醫嘗試給研究及技術人員一個均衡的「合作環境」制度，我們看到的成果是，以往在學校或研究單位必須做上好幾年才可能有初步成績的研究，台醫同仁只花了半年就可以完成，進度與學界比起來是十分驚人。
在此，我急切地呼籲政府單位，必須正視這項問題，設法在學研界建立長期專業研究技術人員制度，我們應該讓這些研究人員處身於良好的研究分工制度下，所有生命科學相關系所畢業的人，即使是當研究助理都能在各個研究單位得到完善的福利，使他們認為「只要好好做，工作一定受肯定、受尊重」，而不會為以後的出路煩惱，一天到晚只想轉換跑道。
國外甚至有專門訓練這些研究技術人員的學校與單位，台灣在這一點雖然比不上，至少，在環境制度上我們可以多使一些力量，否則，就算開再多的會議，設立再多的生技園區，每年投入再多的錢，缺乏有創新能量的學研界支援，只靠業界，都只是枉然。
也許，由於行政流程的關係，政府的改善動作會比較慢，但我衷心希望，業者能加緊腳步，把研究分工制度建立好，「政府做不到的，我們自己來，學習電子業前輩的精神」，民間積極的力量，還是非常可觀的。
假設環境制度因素完全改善，本地學者的創新潛力得以發揮之後，接下來，如何去整合、如何去開發，也是另一個台灣能否達成創新目標的因素。
整合，說起來很簡單，好像就是大家坐下來聊一聊，就各自擁有的資源與技術，進一步地去整合。實際情況複雜多了，整合後的成果要如何分配，利潤要如何分享，事先都要詳細說明白，才有機會整合。倘若利益分配得不恰當，反倒可能造成各自為陣的後果，最後大家反而什麼也沒撈到。
想要整合達到「雙贏」的局面，最佳方法是「各讓一步」，盡可能以最終利益著想。但這真是「知易行難」，台灣人有種習性，「嘴巴上雖然不計較，其實內心卻計較得要命」，如何事先將利益關係說得清清楚楚，或白紙黑字地寫下來，且心態上要先有能當配角的智慧，確實是一門大學問。
另外，在技術開發人才方面，台灣十分缺乏，導致就算有創新能力，最後也不見得能從實驗階段，變成實際的有用技術或量產產品。美國擁有開發能力的人才不少，台灣電子業如 IC 設計業的開發能力與經驗也不少，無論業界或學界都得積極培養，能從研發成果開發成有用技術，或量產產品的人才。
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台灣的幼苗都很不錯」，如何將這些幼苗栽培成國家所需的棟梁，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再看看台灣各大學所謂「生技」課程的教科書，內容令人有些失望，大部分探討的是研究技術層次的問題，說白一點，與其他生命科學課程幾乎一樣，對於後段且十分重要的技術及產品開發能力，卻沒有太多篇幅的討論。
美國生技產業讓人刮目相看，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對於開發能力非常重視，而當年我在德國上的生技課，大部分章節談論如何落實開發能力的方法。從教育這個起跑點上來看，我們就輸人一截。
我曾評估過，各公私立單位中，以工研院最具有開發經驗，因為它啟動及延續了台灣最堅強的電子業精神，若工研院能把訓練開發人才的經驗資源分一些出來，或許是到各大學去上課，或許是和業界合作，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看到以往未曾出現的成果。
這些開發人才真的很重要，實驗室的操作步驟不全等於業界的執行方式，知道產品量產方式與實用價值，也才能創造經濟效益，把所謂的「知識經濟」演變成業界生產能量，這不是每位研究學者都能做的。政府口口聲聲說要發展「知識經濟」，就應同時解決開發能力人才不足的嚴重問題。
說了那麼多，大體上，目前亟需的人才分為三方面，在有完善分工制度下，一是懂得隨時進修，聽取同仁意見勤於討論的計畫主持人(目前國內已有此人才，只是忙於雜事)，其次，是有執行能力的專業技術執行者(目前國內也有此人才，只是無法安於這類工作)，再來就是負責商品化的開發人員(目前國內缺乏此人才)。
這三種人才，不僅一家生技公司需要，學界也求才若渴，在現階段人才分工不均的窘境下，學界和業界只有多多合作，共同想法子克服，免得官方行政單位還來不及翻身，來不及修法，我們的生技產業發展和國外相比下，卻已望塵莫及了。(林榮華為台醫生技董事長暨執行長，電子郵件為 rhlin@abgenomics.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