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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偷不走我的人生!101天找回75位學生的重生之旅

癌症偷不走我的人生!101天找回75位學生的重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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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

2015-01-05 13:46

我知道癌症遲早會搏倒我,但還有很多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我都會好好活著的。如果我能接受別人的幫助,衷心感謝出手相助的人,心裡不再為此有不滿情緒,或許那就表示我接納了自己,我早已跟自己不久人世的事實和解。

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


我確實很幸運。在二○○六年的時候,我的教書生涯正值顛峰,卻被診斷出腦瘤,只剩幾個月的壽命。七年後的現在,我坐在紐奧良的家裡,腿瘸了,眼睛幾乎失明,而我何其有幸,仍然可以欣賞在我窗外美麗的粉紅色木蘭花,見得到摯愛的人,與朋友共同歡笑,還得到了跟大家分享個人經歷的機會。

我是講究實際的人,我能夠活到今天,根本沒有道理可言。

我的病情從來不允許我忘記,這場意志之戰的最後贏家將是它,不是我。我知道癌症遲早會搏倒我。

儘管我的視野縮減,世界日漸黑暗,雙手無力到不能舉起叉子自己進食,兩條腿在我的身軀之下日漸衰弱,但我選擇在僅存的日子裡,以我所知的唯一方式走完人生。並且心懷喜樂。

以前我可以在講台上教書,現在不行了,希望我在此分享的經驗跟心得,能提醒大家生命的可貴,尤其我已經邁向死亡。如今我的時日不多了,我從沒有比現在更能感激生命。

我或許很倒霉,但還有很多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


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我都會好好活著的。



花了101天的時間,走了31個城市
我用僅餘的生命去拜訪曾經教過的75位學生

 

旅行三個星期左右時,我碰上了感恩節。我的病情已確診六年了,這不但是我人生遭逢變局的週年紀念,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沒有和家人過節。

我頻頻想起寶拉,思考著她對我的思念是不是和我一樣深,但我們聯絡時,我沒有問她。我沒有告訴她,只要她說一聲想我,我就搭下一班火車回邁阿密,但她根本沒有半句透露思念的話。

 

她沒有說我的旅行太長,或她要我回家,或她擔心我,但她跟我聊她的課和她的學生,我則跟她說我的旅途經歷。每次對話結束,我都試圖說服自己,我們跟天底下的夫妻沒兩樣,如果我們不一樣,然後呢?我想都不敢想。

感恩節那天,我是在旅程中的亞特蘭大這一站,跟以前的學生卡拉•保羅、她的伴侶艾瑞克及他們兩歲的雙胞胎女兒共度。在那個晴朗、有風的佳節午後,我們在附近的遊戲場消磨時間,我在一邊的長椅上看著雙胞胎在立體攀爬鐵架上玩,覺得自己徹徹底底是個局外人。那是闔家同歡的美麗日子,充滿風箏、氣球跟孩童的笑聲,全場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小孩。

 

自從寶拉嫁給我,我就想要生兒育女,但寶拉老是覺得時候未到。看著卡拉餵女兒們吃點心,見到她們享受彼此的陪伴,我無緣體驗親子之情的事實頓時令我悲從中來,我當爸爸的機會已經沒了。

艾瑞克必然察覺到我陰鬱的心情。他問我要不要玩拋接足球,我開心地接受他的提議。雖然我很喜歡找事情散心的點子,但我不曉得自己還有沒有玩球的本錢,畢竟我身體有殘疾。結果,我用右手丟球的本事還不賴,接球則是另一回事。

每次艾瑞克把球丟向我,球都從我胸口彈開,每次我去追球,都會很糗地摔跤。我開始覺得那一整天,老天都刻意讓我目睹自己錯過了什麼,但也許那正是給我的教訓──醒悟到自己錯過什麼。

那晚,我們一夥人到克勞蒂雅家吃大餐。克勞蒂雅是卡拉的姐妹,房子很漂亮,位於一個草皮修剪整齊的社區,孩子們在人行道上玩耍,大家車子都停在正確位置。他們家族全員到齊,我安靜地聽他們閒聊鄰居、學校、姻親和工作。飯後,他們播放了最近去迪士尼世界的家庭旅遊錄影帶。

 

我靜靜坐著,意興闌珊地看影片,假裝感興趣,當時卻暗自想著媽媽自製的蘋果及覆盆子餡料該有多麼美味,我還想著卡拉一家人對我這麼親切又熱情,我卻連每個人的名字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在這裡幹嘛?我問自己,一邊聽米妮、米奇跟孩子們沒完沒了的歡叫聲音。我覺得跟自己所知、所愛的一切相距一千五百萬哩路,而我大可跟親友團聚的。

在那一刻,我的親人大概正坐下來享受盛宴,繞著桌子對每個人說出自己這一年來的感恩。我對很多事感恩──發現原來我還能投球,即使我接不到;我狹窄的視野讓我好歹可以稍微窺見人與地的樣子;這麼多老朋友及旅行中認識的新朋友對我展露的豐沛關愛。

我想至少抽出片刻時間,告訴我的親友我惦念著他們,因此我暫時告退,打電話到佛羅里達的老家。媽媽接起電話時,我在背景聽到了我們家族的愉悅聲響。

 

「少了你就是不一樣。」她說。「你覺得如何?你幾時回來?」這通電話只有短短幾分鐘,但已經久到令我空前思念我的家人。我心想,絕對別又在感恩節離家了!

那天晚上,我跟著卡拉和艾瑞克回他們家,將孩子們送上床後,我們圍著廚房桌子坐下,聊著我們的生活點滴。艾瑞克首先發難,他想迎娶卡拉,但她不肯,儘管他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有兩個孩子,卡拉仍然擔心婚姻會抹除她的個人身分。我試著揣摩他們雙方的立場,但我忍不住要想,如果他們兩人發現死亡近在眼前,他們的想法會不會改變?

看著卡拉和艾瑞克,我發現自己嫉妒他們共享的生命。從他們互動的方式,看得出他們極為親暱。當卡拉望著艾瑞克,她的眼神流露出濃情蜜意,我最後一次用艾瑞克凝視卡拉的眼神望著寶拉,又是何時?我赫然發現,在我和寶拉的婚姻中,絕大部分時候我們的關係是單純作伴,以愛為基石的時間反而短得多。

 

我守著寶拉,以防自己陷入孤單,因為我害怕沒有一個分享事物──不分好壞──的對象,然而我卻在這裡,見識著在我離開佛羅里達之前絕對想像不到的人與地,大限近在眼前,已婚卻孤單。

 

我一向以獨立自豪,我誰都不需要,我才不是那種人咧。但卡拉和艾瑞克顯然互相依賴,感覺上,那種關係很自然,而且恩愛。我不得不謙卑地承認,做為一個自立自強的人,不代表我不需要愛。我需要愛,我也希望生命中有愛。

當我坐在從亞特蘭大到華盛頓特區的火車上,我開始思考喪失獨立感,如何令我覺得自己不成人樣。在亞特蘭大車站時,卡拉陪著我等火車進站,一陣強勁的寒風颳過來,是那種會令人屏住氣息的風。當時我看著卡拉,瞥見她眼中的擔憂。我看穿了她的心思。

 

如果在亞特蘭大就這麼冷,我繼續北上會冷成什麼樣子?「你會平安無事嗎?」她問。我沒有答案。在那之前,路程上總是有人陪伴我,我一直不是隻身一人。現在我要坐十四小時火車,只有我和我衰敗的身體,幾乎全盲。

我看著喬治亞的鄉間景色飛馳而過,想到亞特蘭大的人全然接受殘障的我,但我呢?我一向最信賴自己的直覺,當我再也信不過自己的能力與感官,就覺得身體背叛了我。慢慢的,我懷念起以前的老樣子,怨恨起自己的新面貌。

當我的學生們因為外表的問題而自尊低落,我會提醒他們那是一時的。痘痘會從他們皮膚上消失,牙套會取下,但我覺得自己面臨的處境是生命停止給我恩賜,並且將恩賜一一帶走。

 

我在理智上明白罹癌沒什麼丟臉的,但生病令我覺得虛弱、無足輕重、無能。所以,我不肯讓寶拉陪我去接受治療──我不是不想麻煩她,我是不要她將我看成一個虛弱、朽爛的人。

我自詡為一個強悍、打不倒的傢伙,緊緊攀附著這個身分認同不放。我這輩子始終堅守我絕不需要任何人的想法,以致我信不過人,不容許自己仰賴別人。我是不是也這樣對待寶拉?我是不是將她逐出我的生活,在我迫切需要她的時刻把她封鎖在外?不夠信任她,以致我不認為她想要守著我?我是不是趁著她還沒想到要跑開時,就先逃離她?

獨自搭乘十四小時的火車,會讓你有很多思考的時間。隨著美國鐵路公司的班車向北疾駛,我醒悟到在這趟旅程中,我一直容許別人扶持我,我一直在學著信任別人。在每一站,我讓學生跟陌生人幫助我。我恍然大悟,原來我抱持的世界觀不適合如今的我,我不再是一個需要證明自己男子氣概的鐵漢。

如果我能接受別人的幫助,衷心感謝出手相助的人,心裡不再為此有不滿情緒,或許那就表示我接納了自己,我早已跟自己不久人世的事實和解。我的新課題將是接受這就是我今後的生活方式。



把癌症偷走的自信找回來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五十二小時的火車行程始自明尼蘇達州,穿越壯麗的遙遠北方──北達科塔、懷俄明、華盛頓──然後從奧勒岡轉為南下,抵達我的最後一州:加州。下車時我不辨東西南北,人也累了,但這時我聽到熟悉且旋律優美的聲音嚷著「蒙納許!」,我瞬間恍如回到了教室。一轉身,就看到學生蒙娜•塔賈里奔向我。「蒙納許!」她又叫道,親熱地把我抱個滿懷。

那時候,當蒙娜在我班上時,她和母親剛到美國來,她們是來自伊朗的政治難民,不久前她的哥哥才死於伊朗當局之手。她親身體驗到女性在父權社會面對的挑戰,雖然她在自己家裡是個強健的女性人物,但她知道自己的文化期許女性該有什麼樣子。在青少女時代,蒙娜相當柔順,待在家庭的私領域。在一九九七年,當她到了我班上,她相當地害羞,努力地在自己的文化及新國家對女性的期許之間取得平衡。

現在,蒙娜的婚姻幸福,還有個八個月大的兒子班尼,同時是博士候選人,鑽研人類學,研究重點是中東文化裡的女性。她與一個組織合作,該組織撰寫並舉辦反制貶抑女性的工作坊,讓想改善個人處境的女性提升自覺。她甚至跟人合寫一本國會兩性比例的書,目前已被譯成了五種語言。

蒙娜在火車站接到我以後,就驅車直奔金門公園。我在三個月前啟程時的目標是橫跨美國,要是我能以殘餘的些許視覺看到太平洋,我就會知道目標圓滿達成。當我坐在那裡,凝視著在夢裡眺望過很多次的宏偉金門大橋和太平洋的靛藍海水,我覺得頭暈暈的,感受到幾乎令我沉醉的純粹勝利感。

 

「我辦到了。」我說。「我辦到了。」我真的辦到了,我辦到了把癌症偷走的自信拿回來的目標。錦上添花的是蒙娜在那一刻站在我身邊,她活出了我對全部學生最大的希望與夢想。



把紅色舒壓球捏個痛快吧!


艾麗•奧坎波是那種以不安全感和羞怯掩飾潛力的孩子。在班上,她常被自己的想法嚇倒,以致說話結結巴巴,人就越來越內向。一天,我們舉行一場模擬辯論會,艾麗急著要說出話,就口吃了,言詞錯亂起來,有幾個其他學生開始竊笑,我喊道:「暫停辯論!」我在傾盆大雨中跑去我的車子,在幾分鐘後回到教室,整個人濕答答地拿著一顆某次化療時醫院給我的紅色泡棉舒壓球。

 

我把這顆球交給艾麗,她以看到瘋子的眼神望著我。「捏個痛快吧,」我說,「然後講出妳要說的話。」你猜猜怎麼著?那顆球發揮了神效。

直到那個學年結束,我都把那顆球放在我桌子最上面的抽屜,每次一上課就交給艾麗。她會一捏再捏,捏到她能夠定下心發言為止。學年終了時,她已是榮譽英文課裡口才數一數二的學生。不久,她就到波士頓就讀著名的伯克利音樂學院。她高中畢業時,我送她那顆紅色舒壓球,做為我以她為榮的證明。「妳創作音樂的時候可能會想用這個。」我說。

當艾麗打電話問能不能趁我在西岸時見個面,我豈可拒絕。我到她位於好萊塢山的美麗住宅見她。原來,艾麗是一個熱門鄉村樂團的主唱,收入頗為豐厚。她的音樂家男友是個名叫賈許的吉他高手,他們倆隨著他們的樂團巡迴表演,錄製音樂到深夜,與迷人的藝術家與搖滾明星往來。

見過面後,艾麗開車送我到機場,安檢人員允許艾麗將我推送到登機門。在道別之前,她從皮包裡拿出那顆紅色的舒壓球。「自從你給我這顆球,我大概搬過五次家,到現在我還是收著它。」她說。「偶爾碰上壓力很大或很焦慮的時候,我都會用一下。」

我忍不住要想,在我旅行期間,我不再為人師表,卻變成學生,透過我的孩子們見識到嶄新的種種領域及閱歷。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有緣目睹他們每個人身上依稀帶有往年在我班上的微光和影子。

如今,我的學生們看到了我真實的樣貌,瘸得厲害,拄著盲人的手杖,意外踩到他們的寵物,撞上他們的孩子,打翻他們的貴重物品。儘管如此,他們款待我、接納我,不在乎我的身體狀況和行動不便。在他們身邊,我仍是他們的老師,是他們愛戴、思念的傢伙,能夠再次成為那個我的感覺真好,即使時間很短暫。

當我行程結束,返回佛羅里達不久後,我回門診移除胸部的化療人工血管,我的朋友兼舊學生珍妮佛充當司機,帶我回到已經太熟悉不過的門診,我曾做過十六次化療的地方。進去前,我警告過她,化療部門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我放棄治療去旅行的決定。我不確定進去後會怎樣,但我們一踏進去,就聽到從走廊傳出掌聲。

「怎麼回事?」我問,珍聳聳肩膀,我們穿過走廊,到診療室一探究竟。我們進去時,裡面所有的病患、護士、醫生突然起立,一邊繼續鼓掌,足足過了一分鐘我才恍然大悟,他們是在為我鼓掌。連幾乎站不起來的病患也盡力撐起身體,很多人張開手臂擁抱我,或是在我經過時跟我擊掌。最後,我最喜歡的護士頒發一張證書給我,表揚我完成旅行。

我在此行花了一○一天,造訪了三十一座城市,拍攝一千八百四十張照片,錄音六十二小時,見到七十五位以前的學生。

當初我決定停止治療、離開家門──等同於《飛越杜鵑窩》裡的酋長打破精神病院的窗戶,重拾自由──很多人都懷疑我瘋了,現在他們為此而向我鼓掌,這一刻,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本文摘自《教室外的最後一堂課》,平安文化出版,大衛‧蒙納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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