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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鄭文堂:我想保有菜鳥精神

導演鄭文堂:我想保有菜鳥精神

陳亭均

個人成長

攝影/林育緯、鄭文堂提供

987期

2015-11-19 11:30

導演鄭文堂的新片《菜鳥》日前上映,片中揭露了警界黑幕,也在善惡中找到稱之為「人性」的東西。
鄭文堂這輩子在街頭、殿堂遊走了幾遭,他拍過人間煉獄,煤礦礦災、雛妓的臉龐都是揮之不去的噩夢,但對他來說,改變世界的衝撞性情卻更不能放棄,「我想要保有『菜鳥精神』!」他說。

其實我只是隨波逐流而已,會做某些事,純粹因為碰巧。」導演鄭文堂說起話來沒有什麼氣勢,圈內人多半稱他「阿堂」,身形瘦削、個兒矮,身上穿著袖緣像被狗啃過的黑色T-shirt,駝坐在椅子上,整個人看起來細細縮縮的。

但他的眼睛,偶爾會放出某種很有生命力的光芒。

阿堂說自己「隨波逐流」,不熟識他的人,單從外表判斷或許真會認同,畢竟是個周身沒有顯露半分野心的大叔;但若對他小有了解,「隨波逐流」的形容就顯得有些荒謬了。

他走的路一直很特別,至少他選的方向與一般人不太一樣。一九八四年,他加入「綠色小組」拍攝社運紀錄片(編按:解嚴前後成立,以簡便攝影機拍攝、記錄社會運動的小眾媒體),一九八八年,阿堂進入民進黨新潮流勞支會負責工會組織工作,後來拍了《夢幻部落》、《眼淚》等電影長片後,又接下宜蘭縣文化局長的工作。

他的新電影《菜鳥》最近上映,內容敘述一個有正義感的菜鳥警察,猛然衝撞警界陳舊腐爛、不黑不白的失序規則,又是一個生猛灰暗的寫實故事。從街頭到殿堂;從政治到藝術,阿堂什麼東西都碰過。


莊凱勛

莊凱勛(左)、宥勝在《菜鳥》中飾老鳥、菜鳥,詮釋警界黑幕。無論多少年,我都認為自己是菜鳥,怎麼樣也得抱著「菜鳥」的態度。


阿堂點的是熱咖啡,我點的是冰美式,冰美式裝在玻璃杯裡,空氣在杯壁上凝成一顆顆小水珠,他說:「我最會拍這種玻璃杯。」沉吟半晌,阿堂像在腦袋裡搜尋一些很久沒提起的記憶,「我一開始工作的地方是奧美廣告公司。」

一九八四年、阿堂二十六歲,蓄長髮的嬉皮青年,那時他還沒做導演,日子卻過得挺好。「我從文化戲劇系影劇組畢業後,在職場繞了兩、三年,先進了奧美廣告公司」,當時他也順利討了老婆。

「說真的,奧美算是福利很優渥的公司。」阿堂同事身上那些蜥蜴皮、鴕鳥皮皮鞋、漿過的白襯衫和精選的公事包,都說明了這地方是進入「上流」或「準上流」的台階。二十六歲的阿堂在奧美已待了三年多,頭銜掛的是「製片」,月入五萬以上,「三十多年前,這種收入相當豐厚,我在民生東路大樓裡還有間專屬房間,可以隨我意思布置。」

 

挑戰高難度細節 一滴水珠、一縷雲氣,都絲絲計較

 

鄭文堂

鄭文堂在拍攝《無聲》時,對每個細節都相當考究。鄭文堂是導演,但他在電影中深埋理念,永遠在問:「為什麼受苦的都是窮人?」


當年的代表作是「麥斯威爾咖啡」廣告,「咖啡杯哪有那麼好拍!」他開始回憶,攝影機要拍出咖啡的蒸騰雲氣,霧絲要用「根」為單位計算,千絲萬縷都得斤斤計較;冰鎮的時候,也煞費工夫,「我們要拍出凝結在杯子外頭的細小水珠,等著其中一顆,順著杯邊弧度流下。」

風雅地說,那叫拍出「慾望的質感」、「渴求的品味」,「我當下忽然覺得怪怪的,大學時我讀杜思妥也夫斯基、陳映真,現在卻身處講究『生活品質』的時尚圈。」

幾乎同時,台灣發生多起重大礦災,一九八四年六月,土城海山煤礦因粉塵爆炸,七十二名礦工瞬間喪命;同年台灣發生多起重大礦災,共有二八九人死亡。「媒體當時做得很小,只當作一般事件處理。」貧窮工人在他們眼中只是美好世界外的邊境住民。阿堂在奧美公司想著,「我到底在幹嘛?」隔了幾天,阿堂遞出辭呈。

透過關係,他借了台攝影機,跨上摩托車前往災區。「我進去完全沒被攔阻,因為拿著攝影機,人家就以為我是記者,一下子就進到不能去的地方。」礦井是個黑幽幽的洞,炭車正費力地朝洞口升起,車子上屍體成堆,家屬被隔離在外頭。一張張緊閉雙眼、或者還沒瞑目的臉孔離阿堂越來越近,阿堂別過臉,又忍不住回頭看,「那天早上是礦場發薪水的日子,每個人口袋裡都裝著錢。」

紅紅綠綠的新台幣被小石頭一疊疊壓著,腳尾錢隨風飄擺,「我終於回到人間。」阿堂說。

「看到這個畫面前,我沒那麼確切知道自己要走這條路,看到以後,我覺得我做對了,我想把這事記錄下來,為什麼受苦的都是窮人?」阿堂出身宜蘭羅東鎮,小小的平房灰撲斑駁,隱藏在窄巷曲道裡,「旁邊住的不是妓女就是流氓。」阿堂苦笑:「我爸爸是典型宜蘭男人,穿山越嶺到金瓜石、九份,再到台北賣蛇膽、壯陽藥。」最後拋妻棄子,結了個「細姨」,從此別說養家,連面也見得斷斷續續。

阿堂的老家約三十坪大,「我們分租給很多人,房子裡頭塞了十五間房,有間房裡住著一個警察,他們一家五口擠在兩坪的狹窄空間裡。」阿堂和母親最親,媽媽常跟他說:「你窮,人家為什麼要疼惜你?」

「窮」這檔事,對出身底層的他一點也不陌生,比起燈紅酒綠的台北,這種生活狀態跟阿堂更加親近。

 

衝撞社會不公不義 礦災、雛妓拍到無奈無力,喝醉就哭


海山煤災讓他憶起兒時底層生活的苦楚,阿堂又笑說:「我是隨波逐流啦,要是海山煤災前,老闆如果升我當經理,我可能就做下去了。」但底層的生活是他的根,對歹命人的同理心,驅使他走上街頭。

隔了幾年,阿堂女兒鄭宜農出生,老婆出去賺錢,阿堂還是待在綠色小組。身處人間,衝撞偶爾有點虛偽的天堂,只為了記錄下那些被忽略的生命,「每天看著人受苦。」阿堂說。

「我拍過被賣到華西街的原住民雛妓;也拍過為了蓋飯店,挖布農族祖墳的工地,野狗在旁叼著人骨。經濟每天發展,犧牲的卻是這些人。」在綠色小組裡,「我們每天晚上喝酒,酒醉就哭,感到無力,吼著:『拍這個幹嘛?又無力改變!』」

「我後來想想:『不拍了!』」阿堂加入民進黨新潮流勞支會,成了「組織工作者」,「我背著白色或綠色的書包,到處幫人組工會。」這是他走上「殿堂」的第一步;接著他擔任立委盧修一的三重辦公室主任,「大家都認為我會被培養成政治人物,有人勸我選國大代表,但我考慮後覺得不適合,畢竟我還是一個『浪漫派』。」

接下來幾年,阿堂回歸創作,二○○二年,他的電影《夢幻部落》獲得第五十九屆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周獎,以及第三十九屆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六年的《深海》獲得第三十三屆布魯塞爾獨立國際影展大獎。一○年他拍《眼淚》,更展現了寫實的張力,無論是冤獄、刑求、小市民與警察的無奈,所有贖罪和懺悔都在邊緣的故事中被凸顯,該片也拿下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

也就是在那一年,長期在街頭、創作領域衝撞世界的阿堂,受當時的宜蘭縣長林聰賢之邀,正式進入宜蘭縣政府,任職宜蘭縣文化局長。「我擁有權力,一直想做的就是,讓小朋友上學時有一條能看到不同風景的路。」文化局長主導所有公共藝術、文化建設,「我也有權力讓清寒、邊緣的人參與公共建設,給他們工作機會。」

他舉例,宜蘭童玩節工讀生四十幾天大概能賺四萬元,「總共有一百多個名額,背後動關係、說話的人也不少。」但他卻先把位置保留給清寒家庭學生。從街頭跨入殿堂,阿堂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眼淚》男主角蔡振南說阿堂說得挺精準,「他看起來話不多,一群人時總是『惦惦』的,但他內心的想法卻比誰都清楚。」蔡笑說:「他要去當文化局長,我們都在打賭能做到何時,後來我見到他說:『拍電影啦!別做了』他笑笑回我:『等我完成目標再走』,很堅定。」

 

Freddy:他永遠站在邊緣,對抗當局


樂團《閃靈》主唱、同時也是政黨「時代力量」草創者林昶佐(Freddy)也說:「他平常吃喝玩樂,絕對隨和,什麼都好。」但有兩件事,阿堂從不妥協,Freddy說:「一是拍片,人家拍拳腳都用借位,他拍我們的MV,要我們拳拳到肉。二是『理念』,他永遠站在邊緣,對抗著當局、掌權者,這種態度,他一直非常執著!」

電影《菜鳥》的鏡頭對著善惡之間的灰色地帶,「那個地方腐爛了,卻也充滿人性。」曾在五湖四海、街頭殿堂攪和過的阿堂笑說:「無論多少年,我都認為自己是菜鳥,怎麼樣也得抱著『菜鳥』的態度。」他說:「我雖然『隨波逐流』,但我也想成為一個浪頭。怎麼說也想做點什麼,不想變得腦滿腸肥。」這才是阿堂的真心話。


鄭文堂小檔案
出生:1958年
現職:導演
經歷:奧美廣告製片、宜蘭縣文化局局長等
學歷:文化大學戲劇系
主要作品:
紀錄片《在沒有政府的日子裡》、《台灣魂》等
劇情片《夢幻部落》、《經過》、《深海》、《眼淚》、《菜鳥》

 

鄭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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