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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聽到別人說「我愛台灣...」 導演李安:愛不用一直說

時報出版/陳文茜

個人成長

今周刊攝影團隊

2018-11-22 15:08

中國男人通常不談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認為很多脆弱時刻,讓他找到了力量,看見了某些溫暖。



陳文茜:中國男人通常不談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認為很多脆弱時刻,讓他找到了力量,看見了某些溫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種中國文明裡特殊的謙虛,以及任何文明裡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裡,他提示了每個不同生命所面臨的難題,變成了最會說別人故事的人,某種程度也將自己的人生故事處理的極好。為什麼你覺得脆弱對你那麼重要?


李 安:事實上,我經過很多失敗,脆弱是我的本質,但不曉得為什麼我用戲劇的方式反而表現了我的強項,成為一個成功的示範。


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來,也因為從事藝術的我有這種真誠,所以才會動人!我因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別人的脆弱。而戲劇是檢驗人性、哪壺不開提哪壺的藝術,強的東西不太容易動人,你脆弱時,大家就會替你著急,幫你演戲,而這時是最動人的。我常跟演員說:「如果你表現這麼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讓別人幫你著急,幫你演戲,因為你再怎麼演,也沒有觀眾的腦筋演得好。」


我小時候是個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碰到什麼事都要哭,是很沒有用的一個人。看電影如果是哭戲,我會哭到整個戲院都在笑說:「你看,那個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還是停不住抽泣。小時候,我就對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


我父親是校長,但我還是很害怕,不曉得在怕什麼,書也念得不是很好,也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四十多歲以後,我竟拍一些別人不敢拍的東西,就是很喜歡!


其實在拍「理性與感性」那部電影時,我一個英文句子都還講不全,但手上卻有英國最好的文學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劍橋、牛津畢業最頂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講上話,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們的表情,也把它拍出來,還提名七項奧斯卡,事情就這樣一直發生。我常常拍完以後,有一種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覺,所以,我的人生其實很矛盾,但後來我也認命了,覺得你們喜歡就喜歡吧!


陳文茜:這句話突然感覺有一點驕傲?(現場一片笑聲)


李 安:因為太多的謙虛看起來會有虛偽的感覺。不過,謙虛是我的本性,不是我做出來的,有時我要很體面,因為想為台灣、亞洲人爭面子,這樣就能壯大自己的勇氣,不斷給自己不同的理由讓自己體面一點。


有些台灣人從小到大都在輸的環境、害怕的狀況下長大,內心很脆弱,長大以後,也不是說要強硬,而是你的真誠不光是面對自己的脆弱,有時膽氣壯一點也是真誠的一部分,我盡量訓練自己,不要那麼怕。我有挫折的地方,也有做作的地方,就是你們覺得我還不錯的樣子,那些其實是我做出來的,因為我本性其實是害怕、喜歡躲起來的人。


我一直拍到「斷背山」,我的第九部片子,才覺得其實我還滿不錯的,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處理掉,還挺會拍片。我一直拍到第八、九部才有這種感覺,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環境,可是後來就變成必須要學我很怕的東西,不然好像就不夠真誠,後來也有這種心情在裡面。不過,那是一種反求諸己,必須要真誠面對害怕的事情。但拍電影應該要有新鮮感,就像瑪丹娜唱的 「Like a virgin」,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做」的那種感覺。
 

陳文茜:你從小在台灣長大,很愛哭,一直都是輸的感覺,可是到了美國,你怎樣在一個讓你更脆弱的地方,慢慢找到了自己?


李 安:自信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天生的,這個我比較少;另一個是外來給的肯定,當大家給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會產生「自己也不錯」的樣子,有一種自信心。像當總統也一樣,一開始可能很害怕,但閱兵幾次以後,那個樣子就出來了,市長也是,幾次會議、演講,樣子就出來了,做導演也一樣,剛開始不敢講話,後來也不曉得為什麼自信就會漸漸出來。


陳文茜:你這麼愛故鄉、愛台灣,在奧斯卡金像獎得獎時刻,謝謝台灣、謝謝台中,對故鄉的感情那麼深,既複雜又糾結、脆弱,但是,你選擇在美國,而且也知道如果你要在世界的電影占有一席之地,要把基礎放在紐約、好萊塢。對很多人來說,這是兩個不同的結論,你會不會告訴年輕人,愈愛故鄉,不見得要留在故鄉,可以大膽走出去,不管走出來的答案、地點,只需要勇敢的去闖蕩,故鄉永遠都會等待你回來,給你很好的擁抱,就像媽媽一樣?


李 安: 我很害怕大家說「我很愛台灣」,其實壓力好重。不管是愛國、愛鄉,嘴巴講已經讓我覺得很不自然,因為愛家鄉是很自然的事,不需要講,你本來就會。拿出來講時,很可能是家鄉有問題,或是你有問題!這是真心話,不是謙虛,每次聽到「李安愛台灣」、「台灣愛李安」,就會覺得好緊張。像美國開始講「愛國主義」時,就是國家開始出現問題,會考慮是不是還要住在這邊。


陳文茜:我可能沒有講清楚,我很想鼓勵台灣年輕人走出去。


李 安:走出去很好,因為台灣很小,是海島國家,本來就該走出去,尤其現在世界已經全球化,尤其現在通訊、交通這麼發達,心胸應該很開闊。在全球化的時刻,全球會更尊重你的地方性,因為你是特殊的,我認為不要怕,走出去有好處,在美國有一句話說:「你可以把男孩拿到中國城以外,但你不可以把中國城拿到男孩的心以外。」台灣的存在可以具像,也可以抽象,這個世界很大,我們需要和外面學習、交流,互相幫助。
 

陳文茜:我想幫一般年輕人問一個問題,某個程度來說,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面臨的大環境很不好。你在紐約蹲點那麼久,在那個過程中,是什麼使你堅信自己的理想,不去選擇別人的價值?


李 安:我們這一代經歷了抗戰、內戰,到日本把台灣交還國民黨,而我們父親那一代在抗戰時期長大,經歷風雨變色,他們的憂患意識非常強,也有強烈的大中國情結,當然也有固執的一面,可是傳給我們的是生存力和韌性,也就是很能受氣、吃苦、有骨氣,我父親不喜歡我做電影,但他給了我一種骨氣,所以,我從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氣,但我沒有傲氣,外圓內方和生存力、競爭力這些都是他們那一代教給我們很重要的東西。


我父親不喜歡電影,會覺得電影很虛幻,認為若是共產黨打過來怎麼辦?靠什麼活?因為他們經歷過血洗的經驗,是犧牲的一代,也是傳承的一代,當然也將他們的不安、恐懼傳給我們。我們這一代既有憂患意識,也覺得明天會更好,想出國得到更高的學位,學別人的優點長處,不管是在外面發揚,還是回來為國服務,都有「家、國」的觀念和骨氣在心中,我不敢說我們這一代很優秀,但還不錯,在做事方面不像父親那一代那麼古板,比較開通,也受美國、日本、各方面的影響,觀念上比較開通。
 

但是,我看到台灣這一代的小孩,就比較軟一點,很善良、可愛,可是生存意志比較軟一點,有時你要提醒他們,擔心他們,但素質都非常好,善良又聰明。一個人會反映父母那一代,我們的小孩則反映我們是怎樣的人,而我們反映出的是父母,這個世界已經在變,台灣也一直在變,我希望台灣愈來愈好,生存意志和競爭力不要往下滑,光人好沒有用,要有生存力、競爭力,還要能表現。


書籍簡介:我害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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