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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終身成就獎》侯孝賢刻意「背對觀眾」、不為任何人創作,一個起手就驕傲台灣

金馬終身成就獎》侯孝賢刻意「背對觀眾」、不為任何人創作,一個起手就驕傲台灣

鄭閔聲、何欣潔

個人成長

劉咸昌攝影

2020-11-20 10:00

編按: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在11/21舉辦,今年「終身成就獎」頒給侯孝賢。對於獲頒這個獎項,侯孝賢說:「我喜歡電影,我拍電影,這就是我的信念。」

想更了解侯導的電影人生,來看《今周刊》2015年6月的這篇專訪。

 

▲侯孝賢說:「我喜歡電影,我拍電影,這就是我的信念。」(圖/金馬影展TGHFF臉書)

 

曾經,侯孝賢是台灣電影最耀眼的一顆明星,有無數來自全球各地的影迷,透過他自然不造作的鏡頭,認識台灣。

 

隨著作品銳減,侯孝賢不再受萬眾矚目,但他沒有動搖。

 

除了耐心勾勒新作,他用更多時間,從事國內電影產業基礎建設;電影之外,他四處聲援社運,為弱勢團體發聲。

 

侯孝賢拍起電影,從不考慮他人目光,最難過的一關,就是自己。

 

這回,他真心相信的作品又一次震撼了國際影壇,也再一次令台灣驕傲。

 

他,電影《刺客聶隱娘》細火慢燉七年,堅持創作要過自己這一關。

 

當電影結束在聶隱娘逐漸遠去的背影,工作團隊姓名開始以跑馬燈速度在全黑的銀幕上流動,坎城影展主廳爆滿的兩千三百名觀眾,再也按捺不住激動,爆出尖銳的歡呼與掌聲。坐在前排的侯孝賢與演員,依慣例起身鞠躬致謝,首映會場氣氛卻毫無冷卻跡象。一分鐘過後,還跟著觀眾鼓掌的侯孝賢悄悄轉過頭,用閩南語問身邊的演員許芳宜:「現在要怎麼收場啊?」

 

構思多年的武俠片 長年堅持的藝術成就,帶領台灣電影重返榮耀

 

法國坎城,一向是三大國際影展中,媒體光環最耀眼的那一個,也許已經是第七次置身此地,侯孝賢在密集的鎂光燈下,表現得像個不掛懷俗務的入定老僧。首映過後三天,他憑著《刺客聶隱娘》(以下簡稱《聶隱娘》)奪下年度最佳導演,在舞台上的面容依舊淡然沉靜,就像電影裡的聶隱娘,外人只能從臉上細微的線條與光影變化,揣測他內心是否藏著暗湧。

 

曾經,侯孝賢就是台灣電影的代名詞。一九八九年,他以《悲情城市》奪下義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是第一位獲得三大影展首獎的華人導演;他獨特的寫實風格與長鏡頭美學,不知影響了多少憧憬大銀幕的年輕電影人。但受大環境不景氣所累,二十一世紀以來,侯孝賢創作量銳減;過去八年,更像從市場上憑空消失,即使國片票房自二○○八年起明顯復甦,他依舊沉默不語。

 

其實侯孝賢並沒有離開,只是隱身幕後,靜靜雕琢構思多年的武俠片,謀定而後動。從不為任何人創作的他,一個起手,就帶領台灣電影重返榮耀。但侯孝賢令人敬佩的,並不只是長年堅持換來的藝術成就;不計代價嘗試提升國內電影創作環境的努力,才是各界尊他為一代宗師的真正理由。

 

接受《今周刊》專訪這天,侯孝賢戴著工作用的白帽、腳踏招牌的白布鞋現身。剛坐定時,他迎面送來一個露出上排牙齒的溫和微笑,細長的眼角連同眉毛微微往雙頰傾斜。但話匣子一開,他的雙眼突然睜得如銅鈴般渾圓,談起武俠時,來個勁道十足的甩手比畫,彷彿讓人看見早年那個脾氣火爆卻又熱情直率的侯孝賢。

 

少年時期的侯孝賢,成長在高雄鳳山城隍廟一帶,中學時期日日賭博、打架,血氣方剛的他,可以為了「挺朋友」,二話不說就抄傢伙到廟口械鬥,成年後他也常說,「賭,我非常厲害的」;而私底下的他常偷拿著歌本學唱流行歌,連日本歌、英文歌也照唱不誤,就是夢想著有一天能成為歌星,大放異彩。高中畢業後,原本打算就讀軍校,卻因為遞情書給暗戀的女生時,對方回了一句「等你考上大學再說吧」而改變心意。

 

原本就沒打算念大學的侯孝賢,第一次參加聯考,毫不意外地以落榜收場,隨後就接到了兵單;在陽明山當憲兵的兩年,他一有空就到台北市看電影,因為一部充滿階級意識的英國片《十字路口》而立志投身電影業,並在退伍後以第一志願考進了國立藝專(現為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科。

 

獨門的長鏡頭美學 打破既有框架,拍出最寫實影片

 

侯孝賢一九七二年自藝專畢業時,國內的電影產業並不興盛,他只能先找到一份電子計算機業務員工作,過著每天打領帶上班、向客戶遞名片推銷產品的上班族生活,直到八個月後接到學校老師電話,獲得在導演李行新片裡擔任場記的機會,才算正式入行。進入中央電影公司工作後,他一路從場記升為編劇、副導,終於在一九八○年初嘗執導滋味,拍出第一部作品《就是溜溜的她》。

 

雖然侯孝賢早期編劇與執導作品都是以賣座為考量的商業片,但他始終對電影演員一成不變的表演方式感到不解與不耐,一找到機會就想打破既有框架;正是在這段摸索過程中,找到他獨門的長鏡頭美學。

 

「那時候的台灣沒有專業演員,只有職業演員,他們那種固定的表演模式,讓我很沒辦法。我從當編劇或副導就開始找非演員。但如果鏡頭靠太近,他們會緊張,只好把鏡頭固定在一個最好的位置。」侯孝賢認為,寫實是電影的基礎,戲劇性必須以實際生活狀態為依據,因此他不給演員情緒強烈的對白,也從不彩排、試戲,只設定好情境,其他讓演員自由發揮。

 

一九八三年上映的《風櫃來的人》,是侯孝賢充分發揮個人特色的實驗性作品,劇情就只是三個因等當兵而百無聊賴的青年,在故鄉澎湖與高雄遊蕩,甚至不是個完整的「故事」。這部電影雖獲得法國南特影展最佳影片,但台灣觀眾難以接受,國內評論也以負面居多。儘管侯孝賢透過這部作品,明確看見了未來的創作道路,卻也就此與「主流市場」漸行漸遠。

 

▲侯孝賢從不為任何人創作,一個起手,就帶領台灣電影重返榮耀。

 

勇敢挑戰禁忌議題 關注台灣議題,《悲情城市》獲影壇肯定

 

此後三十多年,侯孝賢電影在島內的票房表現是寂寞的,《悲情城市》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的例外。

 

這部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藉描寫台灣家族,還原台灣光復初期生活樣貌的作品,因為在解嚴後不久的社會氛圍下,勇敢挑戰禁忌議題,又有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加持,在國內掀起一波狂潮,全台票房接近一億元。但除了商業上的空前成功,《悲情城市》對侯孝賢更重要的意義是獲得當年金馬獎最佳導演,因為這是他頭一次以導演身分,受到台灣影壇肯定。

 

「當時台灣電影界存在一股反對侯孝賢的力量,有部分影評人認為他『盡拍些讓人看不懂的電影,只不過在國外得了幾個小獎罷了。』但到了《悲情城市》,舊勢力已不足以阻擋強大的社會浪潮。」當年與侯孝賢一同鼓吹「新電影」的作家小野分析,這座最佳導演獎,是確立侯孝賢影響力的分水嶺。

 

在這之後,侯孝賢繼續關注台灣歷史議題,其中以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前半生為背景,重現日治時期台灣的《戲夢人生》,為他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特別獎肯定。但相對於國際影展的連連告捷,台灣觀眾對侯孝賢作品的反應十分冷淡,《悲情城市》至今,只有一部片子國內票房破千萬,連侯孝賢自己也不諱言:「《悲情城市》之後,我的電影票房一落千丈,幾乎是沒有人看。」

 

刻意選擇「背對觀眾」 不違背自己理念,不屈身迎合市場

 

其實,侯孝賢自認並非不了解市場與觀眾需求,只是他從來不願妥協,甚至刻意選擇「背對觀眾」。他說:「如果我對著觀眾,這個人要什麼,那個人又要別的,我又不是賣百貨的。身為導演,我無法為了取悅觀眾而做什麼,除非我找到一個不違背自己、觀眾又能接受的方法,但這很難。」

 

不屈身迎合市場的傲氣,也展現在商業廣告上。曾有酒商看上國際名導的廣告效益,捧上千萬元代言費請侯孝賢入鏡客串演員,卻被他斬釘截鐵地回絕,「要我拍可以,但我絕對不代言。影像技術可以賣、個人形象不可以賣,我為什麼要用這張臉賣東西?」

 

儘管過去作品在國內沒有太多共鳴,但侯孝賢從沒有讓投資者賠錢,就連製作成本新台幣四.五億元、創下生涯新高的《聶隱娘》,也在坎城首映後陸續售出全球版權,還沒在兩岸三地上映就已大致回本,「不走商業路線,只要你夠認真拍,通常也不會賠錢,除非是你拿了輔導金、假借藝術名義亂拍一通,這種事我完全不能接受!」侯孝賢瞪大雙眼,雙手一揮,氣勢十足。

 

這幾年國片市場展現了久違的生命力,侯孝賢卻遲遲無法推出新作,難道內心完全沒有焦慮?「不會。拍片是自己覺得可以就可以了,不行的就想辦法調整,怎麼樣都不行,就停下來不拍了。」侯孝賢的回答傳遞了一個明確訊息:在他的電影世界裡,除了作品能否達到自己的標準以外,沒有其他外力干擾。

 

侯孝賢拍片,習慣與固定班底合作,但過去幾年,他個人作品量銳減,反倒是他的合作夥伴攝影師李屏賓、美術設計黃文英、剪接師廖慶松等人都已自成一家,成為其他國際名導爭相網羅的對象。但當侯孝賢一說《聶隱娘》即將開拍,這群夥伴就像電影《少林足球》裡的同門師兄弟,各自挪出檔期、甚至放下手邊工作,同時「歸隊」。

 

「對我來說,侯導就像是神一樣,只要他願意找我,我一定把他的工作擺在最優先。」黃文英提起和侯孝賢的合作經驗,語氣中滿是崇拜。多次與侯孝賢合作配樂的林強也說,「每一次和侯導合作,都會有自我提升的感覺,你會認為他是有意在教你。」對於自己究竟有何魅力,能讓這些頂尖人才心悅誠服?侯孝賢只隨口回了句:「大概我平常對人不錯吧。」

 

他,提攜後進,敦厚如山,且使命必達。

 

不只親近的合作對象,侯孝賢對每一位懷抱夢想的電影人,都拿出如同創作一樣的熱情態度。他從二○○七年起,連任四屆以「挖掘新銳」為宗旨的台北電影節主席。○九年,他又接下金馬影展執委會主席,致力於建立華語電影的公平競爭平台,同年也創立金馬電影學院,自己擔任校長,每年招收年輕華語導演參加短期工作坊課程,促進各地電影交流。

 

「我從沒看過一個影展主席這麼事必躬親,在金馬學院那段期間,侯導不只陪學員勘景、討論劇本,甚至還陪大家熬夜剪片,有時候連我這個年輕人都快受不了了,但他還是樂在其中。」曾擔任金馬學院導師的導演楊雅喆,對侯孝賢全力以赴的精神印象深刻。

 

創立金馬電影學院 提攜後進的使命感,不吝提供機會

 

侯孝賢是個無法一心二用的人,不少朋友擔心他花太多心力辦影展,卻忽略了自己的拍片進度,不時會用半開玩笑的方式提醒他:「侯導,該回來拍自己的電影嘍。」此時的他,聽完只是露出一抹淺笑,事後還是繼續投入影展事務。

 

侯孝賢是不拘小節的,他接掌金馬執委會後第一件事就是調整編制,把「祕書長」改為「執行長」,所有公文都由執行長決行,主席不再過目。但充分授權不等於袖手旁觀,曾有政治人物不滿中國電影獲獎太多,揚言要政府停辦金馬獎,侯孝賢第一時間就跳出來捍衛評審專業,還怒嗆對方「有種站出來」,「只要我們需要侯導,他一定準時出現,是最值得信賴的靠山。」影評人、現任金馬影展執行長聞天祥說。

 

其實,侯孝賢傳承技藝的渴望,早在《悲情城市》奪下金獅獎之後就已萌芽。小野回憶,當年才四十多歲的侯孝賢,曾不只一次對他說:「這個時代,該換我們這輩做點什麼了吧!」而他最想做的,就是辦一所實務導向的電影學院。

 

也因此一路走來,侯孝賢始終隨時留意著身邊有沒有具潛力的電影工作者,並且不吝主動提供機會。

 

二○○三年,剛以生平第一支短片奪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導演侯季然,突然接到一通來自侯孝賢製作公司的電話,詢問他有沒有意願談談紀錄片拍攝計畫。侯季然抵達現場,只見侯孝賢與其他工作人員坐在會議室裡,接著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製作團隊,「在那之前我不認識侯導,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覺得我做得來,我一點經驗都沒有。」如今侯季然已然成為獨當一面的導演,作品曾入圍柏林影展青年論壇。

 

▲侯孝賢以《刺客聶隱娘》拿下法國坎城影年度最佳導演。(圖/光點影業提供)

 

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聶隱娘》後製與特效,全數由台灣團隊執行

 

「他是既世故又單純的,平常不來噓寒問暖這套,但總是在關鍵時刻伸出援手。」黃文英指出,侯孝賢若發現圈內人工作或生活遇上瓶頸,常會想辦法為他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既扶了對方一把,又不傷人自尊,「一般人可能只知道侯導拍片時很嚴肅,但他其實也是非常細膩的。」

 

儘管直接合作的機會不多,但只要一空檔,侯孝賢總會對著一班年輕人訴說自己的創作理念,而最常提起的一句話就是:「還沒有做好的東西,絕對不要拿出去。」讓人感受到他的自我要求。

 

這次《聶隱娘》的後製與特效,侯孝賢堅持全數交給台灣團隊執行,也是為了提升台灣電影製作的競爭力,「台灣以前這方面做得太少,通常都交給日本。但數位化以後是不可逃避的,所以就算技術不成熟,我還是堅持台灣公司做,至少是一個開始,大家一起把這塊做起來。」這句話,侯孝賢反覆說了三次。

 

侯孝賢經常告訴年輕導演的另一句話是:「可以走路,就不要搭車;可以搭公車捷運,就不要搭計程車。」因為在他眼中,唯有長期累積對人與事的深刻觀察,才能寫出真實的角色與劇本。

 

他,為不平不義情事跳上火線,有如怒目金剛。

 

也許是長年觀察的累積,電影之外的侯孝賢對於社會議題,經常投入超乎常人的關注,他曾在一九九二年參與中華社會民主黨,二○○三年與朱天心、夏鑄九共同發起族群平等聯盟,還曾因此被貼上「政治立場泛藍、偏統」的標籤。但二○○四年以後,他以四處聲援社運議題的瀟灑身影,活躍在許多弱勢者心中,從樂生療養院、三鶯部落到RCA工人,他抗爭時總是不假辭色,沒有絲毫偏頗。

 

投入社運不遺餘力 「落髮」挺三鶯部落,幫助樂生修繕重建

 

三鶯部落抗爭者江一豪曾這樣記錄,二○○八年,當新北市政府強力拆遷部落平房,年逾花甲的侯孝賢,不但與族人一起「落髮」明志,更與大家手勾手衝撞警方架設在國民黨部前的盾牌防線,「過幾天見到侯導,他先苦笑著說自己全身痠痛,但接著話鋒一轉說:『下次抗爭戰線不能拉那麼長,要專攻一個點,才衝得進去。』可見侯導抗爭不是只做做樣子。」

 

樂生療養院院民也對侯孝賢印象深刻。工作人員林秀芃回憶,曾有一場記者會出現十幾家媒體,都衝著侯孝賢而來,等著聽他放炮批評,「但侯導刻意保持沉默,讓攝影機跟著他繞過、拍攝院區一圈,才在記者會上發言。」因為細心的他知道唯有如此,記者才會留在現場多關心院民訴求。

 

一三年,侯孝賢獲頒國家文藝獎以及一百萬元獎金,他在典禮上突然宣布,「百萬獎金捐樂生,協助修繕重建」,並怒嗆政府不重視樂生保存,任憑靈骨塔屋頂漏雨。當時台下的行政院長江宜樺、文化部長龍應台尷尬不已,全場觀眾卻報以熱烈掌聲,事前不知情的樂生院民、學生更是紅了眼眶。

 

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獲悉此事以後,曾私下對參與樂生保存運動的學生說:「他自己都快發不出員工薪水了,這筆捐款你們還收!」學生聽了一度考慮將這筆錢以樂生名義回捐給侯孝賢,卻被侯孝賢友人勸阻:「千萬不要提這種話,他肯定翻臉氣死!」

 

「在我們廣東,先人骨灰泡在水裡,是何等嚴重的事,其他人都會以嚴厲的眼光看著那家子孫。」侯孝賢捐款的原因,帶著濃濃的華人文化色彩,與一般人以人權、古蹟角度切入樂生截然不同。就連聲援RCA工殤案,侯孝賢也有自己的故事要說。

 

一九六九年,剛考上國立藝專的侯孝賢,白天上課,晚上在RCA當作業員。忙碌的生產線上,侯孝賢與一位女工發展出若有似無的情感,常在換班時把紙條裝在半導體紙盒給她,但兩人連一頓飯也沒吃過,像極了《最好的時光》裡,阿兵哥張震與撞球場計分員舒淇的六○年代青澀戀情。

 

兩年後侯孝賢離開工廠,兩人也斷了音訊。後來才輾轉得知,女孩一直在廠裡工作,嫁人、生子、當上主管特助,卻不幸罹癌去世。侯孝賢娓娓道來的故事,讓人彷彿跌進時光隧道,回到那個經濟起飛、充滿無限可能的美好年代,也看見勞工的辛酸與病痛。

 

聽著侯孝賢天馬行空的故事,就像是看了一場他的電影,每個鏡頭都美得值得讓人再三回味。採訪結束後,侯孝賢戴上白帽、扛起後背包,瀟灑地揮揮手後,獨自走入中山北路的人群裡。

 

無論是在五光十色的坎城星光大道,或是乏人聞問的社運現場,侯孝賢總是用篤定的態度,不疾不徐地走在自己相信的那條路上。

 

侯孝賢

出生 1947年

現職 導演、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

經歷 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理事長、金馬獎執委會主席

學歷 國立藝專電影科(今為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

家庭 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圖/光點影業提供,劇照師蔡正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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