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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富比超級拍賣師 一槌天價的祕辛

西蒙.德.普里、威廉.斯德蒂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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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期

2017-02-09 11:58

他是第一位在蘇聯鐵幕舉辦拍賣會的拍賣師、第一位將平價商品帶進拍賣會的拍賣師,
曾是蘇富比拍賣行歐洲區主席的西蒙.德.普里,締造出橫掃歐美亞的紀錄。

一九八七年電影《華爾街》裡,麥克.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那句慷慨陳詞:「貪婪是好事。」可說是市場需求的最好寫照。華爾街貪婪,當代藝術市場亦然。一些老古板可能會問,比如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那只塞滿菸蒂的菸灰缸,除了唯利是圖的華爾街人士,還會有誰想買此類作品。那只菸灰缸,是我二○○一年在菲利普斯(編按:作者當時任職的拍賣公司)以六十萬美元、刷新世界紀錄的價格拍賣出去的,自此以後,赫斯特的一百三十七件作品──數量仍在增加中──成交價屢屢創下拍賣市場新高。

藝術市場裡,貪婪是好事

沒錯,貪婪是好事。藝術市場始終錢潮滾滾。就舉佳士得一三年春拍來說,那是多項拍品競價一路飆升,連番創下新高價的又一場名留青史夜拍。那一晚,佳士得的氣氛不像一間拍賣行,而是像一座賭場。玩家們,或說藏家們,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從俄羅斯、亞洲和波斯灣來的富人,以及美國當地富豪。那晚成果豐碩,我所預期的「豪賭」絕不是誇大其辭,當代藝術拍品總成交額達到驚人的四億九千五百萬美元(約新台幣一百四十八億五千萬),總計刷新十五位藝術家的拍賣成交紀錄,並創下史上最高的拍賣會總成交額。

當晚拍出最高價四千八百萬美元的作品為巴斯奇亞的〈癮君子〉(Dustheads)。時代正在改變,而且速度出奇地快。不過一年半前,我身為唯一能和雙巨頭蘇富比、佳士得抗衡的菲利普斯拍賣行總裁,站在拍賣臺上主持巴斯奇亞另一幅作品的競價,拍出一千六百三十萬美元,創下該藝術家的全球拍賣最高紀錄。如今,新締造的成交價不只是我當初的雙倍,而是三倍。我原本以為自己非常優秀呢。我喜歡締造新紀錄,紀錄是藝術經紀商和拍賣師的命脈。

不過就在數年前,菲利普斯拍賣行締造了這位藝術家的三項世界紀錄。

第一項紀錄創於○七年,巴斯奇亞的〈格里歐〉(Grillo),一幅獻給其母親家鄉波多黎各的巨幅畫作(約九公尺寬),以八百八十萬美元成交。更早的十年之前, 我還是蘇富比歐洲區主席時, 就迷上了該幅畫。畫作的主 人, 以色列藝術經紀商米奇. 蒂羅基(Micky Tiroche)允諾有一天會把它交給我賣。我原以為他不過是說說而已,畢竟在藝術界,承諾通常只是社交辭令。出乎我意料的是,米奇說到做到,我親自出馬主持拍賣, 給足他面子。

藉電話競標,常隱姓埋名

該幅畫在紐約拍賣會以高價落槌,再一次,又是透過電話競價的神祕買家得標。這些令人歎為觀止的天價成交價,其中許多都是透過電話競價的買家所創造,儘管他們多為知名人士,卻堅持一擲千金時隱姓埋名。

○八年在紐約的拍賣會上,巴斯奇亞自己的勝利女神,那幅〈墮落天使〉(Fallen Angel)畫作,由我拍出一千一百萬美元新高價。該幅畫繪於一九八一年,他的奇蹟年分。他當時尚未結識沃荷, 兩人友誼還未開始。那一年是他創作生涯高峰的起點,該年的所有作品卻也是他畢生最出色的傑作。〈墮落天使〉是由一位義大利人委託出售,而再一次,又是由透過電話競標的神祕買主得標。

巴斯奇亞的作品行情不斷往上攀升。○九年,蘇富比拍出他作品的新高價,這激起我的競爭心和所有腎上腺素,於是我更加倍努力。到了一二年,他的〈無題〉,一幅頭頂光環、火紅骷髏骨的黑人男子肖像登上菲利普斯拍賣會。這一幅畫也是出自最佳年分,一九八一年的作品。畫作主人羅伯.萊爾曼(Robert Lehrman)是華盛頓特區的低調收藏家。那是一個與前衛藝術沾不上邊的城市,而他是律師暨巨人食品超市(Giant Food)的繼承人。他當年以每件五千美元,買下兩幅巴斯奇亞畫作。

演技,讓客戶們甘心抬價

一般人對拍賣會的想像是有眾多競價者,人們在場內此起彼伏地舉牌,但〈無題〉的拍賣截然不同,僅有三名競標者,且沒有一人現身我們在雀兒喜區的拍賣場。一些拍賣會有滿場爭相出價的競標者,但這一場不是。儘管如此,質重於量,人頭攢動的現場仍洋溢著激昂興奮的氣氛。羅馬人到競技場看流血廝殺,紐約客專程來菲利普斯看金錢橫流的盛況。雖然匿名藏家都透過電話,委託菲利普斯專家代為出價,但每位競價者都看著網路直播,我身為拍賣官,職責就是假裝他們都坐在臺下,讓他們產生競爭心,卯足勁出價、抬價。

我的工作並不輕鬆,說起來,我毋寧像一個傳教士,正在說服一群 獵頭族改宗皈依。我的福音結合了超驗的默示(transcendent inspiration)與永 恆價值(eternal value)。我清楚知道準買家身分,知道臺下那些員工手機通話的對象。

每次有牌子舉起,我會盯著我手下代為出價的這位專家,暗示他的客戶往上加價,盡量加高,否則很可能失去這件珍寶。暗示的方式很簡單,或是蹙眉,或是多注視他一會兒,或是改變說話音調;無論如何,我的挑戰是以配得一座奧斯卡獎的高超細膩演技來傳達訊息,身為上司的我想告訴他們:你得讓客戶再抬價。

我重返蘇富比日內瓦辦事處的歷程,就跟我初到法沃利塔別墅一般充滿艱辛。

我每周仍為提森男爵工作一天,曾陪他到莫斯科與戈巴契夫夫人(Mrs. Gorbachev)共進午餐。那是一九八八年初,我已到機場準備返家,才黯然發現自己把護照遺忘在飯店櫃臺。男爵從不等人,他把我留在機場,吩咐我取回護照後再自行搭商業班機回去。隨行的文化部官員好心載我回市區,在路上,我向他建議,若在莫斯科舉行一場藝術品拍賣會,應該會很振奮人心。畢竟從沙皇時期以來就不曾有過這類活動。令我驚訝的是,文化部官員也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點子。當然,他不知道我做起事來有多瘋狂。

他說:「再研究看看。」 此前不久,我也曾到莫斯科一遊,陪同朋友保羅.喬勒(Paul Jolles,雀巢前總裁,亦是往來全球各地搜尋藝術品的獵犬),到幾處祕密工作室拜訪幾位「非官方」(但日後都享譽全球)的藝術家:埃里克.布拉托夫(Erik Bulatov)、伊利亞.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奧列格.瓦西里耶夫(Oleg Vassiliev)。這種祕密結社的地下藝術,通常隱身在莫斯科郊區那片宛如孟買或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以某幢破敗、簡陋的農舍為據點。但那些工作室是蘇聯境內唯一創作出藝術──真正藝術──的地方。畢竟所謂的「官方」藝術, 能讓一個人晉身到「藝術家聯盟」的作品,都是國家核准的黨宣品,諸如列寧半身像、史達林肖像、描繪幸福工人和幸福農場的畫作。

我醞釀許久的想法是把這些藝術家帶到光天化日之下,領他們進入收藏圈。我見過他們;他們的作品非常出色,能吸引真正的收藏家──那些沒有意識形態窠臼的人。

等我回到紐約,向上司提出這個拍賣計畫,我其實不太樂觀,畢竟有物流問題要解決,又缺乏顯而易見的獲利。當時蘇聯還沒有家財萬貫的寡頭,還不存在私人財產,我們若拍賣非官方藝術品,當地有誰會購買呢?

木槌,從此成為我的護照

最後成果堪稱是史詩級的巨作。我們的拍賣會納入蘇聯前衛藝術家,諸如羅德琴柯(Rodchenko)、斯特潘諾娃(Stepanova)、烏東薩瓦(Udaltsova)等人的作品,以便展現新秀藝術家崛起的歷史脈絡,比如新人卡巴科夫是一位飽受壓迫的猶太裔藝術家,他必須替「官方」兒童書籍繪製插圖才勉強得以維生。我們在紐約和倫敦舉行了預展,也替藏家安排前往莫斯科的包機,畢竟沒有他們的金錢投入,不可能有一場真正的拍賣會。我們邀集了七十五位富豪,多數來自歐洲和美國,也邀請了眾多媒體到場採訪(好萊塢任何名人婚禮或離婚記者會所吸引的媒體都沒有我們多)。會場在蘇文聖塔國際飯店,那裡只有外國遊客能出入, 多數蘇聯人都不得進入。

我主持了蘇文聖塔國際飯店的這場拍賣會。我很緊張,誰不會呢?臺下有三千人。我走上拍賣臺時,可以看到電話競標臺還未接上線,我所有同事都在瘋狂撥號,但徒勞無功。這就像一段走上斷頭臺的漫漫長路,但是,就在鍘刀即將落下的瞬間,我看到「接線生」們一臉喜色。拍賣就要開始的這一剎那,電話總算通了;莫斯科的奇蹟!

在蘇聯的這場拍賣不僅為該國藝術界帶來變革,也徹底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我迅速累積出名聲,主持的拍賣會也被賦予神祕光環。整個世界都進入公關宣傳時代,而且毫無趨緩的跡象,我恰巧在對的位置,擁有對的媒介。我的木槌成為我的護照, 推動我馬不停蹄到處跑。

(本文摘自第二、十五章,吳廷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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