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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大學崩壞

搶救大學崩壞

鄭閔聲,研究員/洪依婷,製作人/郭淑媛、楊紹華

教育

攝影/劉咸昌

990期

2015-12-10 14:43

很長一段時間,擁有大學文憑,就等於擁有競爭力;然而,在不知不覺中,台灣的高等教育,因為政府的浮濫開放,逐漸失去人才分流功能。
供過於求的大學院校,更因人口結構變化,面臨生存危機。
少子化與招生懸崖,只是台灣高等教育長期弱化的引信,更非只是後段班大學退場轉型,就能徹底解決。

「比起十年前,我們學校的學生總數少了四分之一。我們知道學生數如果繼續下降,學校很可能會開始裁員;所以這幾年(老師)都會自發組團到附近的高中職招生,比較勤勞的人還會跑到外縣市去。就算這樣,學校的收入和支出,還是只能勉強打平。明年,真的不知道會怎樣。」


坐在堆滿零件機具的研究室裡,一位私立科技大學的資深教師,正訴說著少子化衝擊下,第一線教師如何為了生存而搏鬥。


深秋午後四點的陽光,用貼近地平線的折角,照在陳舊的鐵櫃玻璃上。長日將盡前的餘暉,正是許多私立大學現況的寫照。

 

警訊:註冊率暴跌 三校四系掛零 半年內恐有大學撐不下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核定全國五十一個大學系所自二○一六年起停止招生,其中包括三所一般大學共七個科系,以及二十所技職院校共四十四個科系。招生狀況不佳,正是校系遭勒令停招的主因。


十二月四日,教育部又公布二○一五學年大專院校系所的註冊率,包括四年制大學、四技二專及五專,全台三○三八個科系當中,有六十七系註冊率未達三成,其中有三校四系註冊率掛零。儘管註冊率不佳的科系,絕大多數來自私立技職院校,但公立大學也有包括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在內的三個科系;在在顯示台灣的高等教育,正因人口結構變化,準備走進最漫長的黑暗期。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近期接受《今周刊》專訪時,也大膽預測:「未來半年,就會有學校有所動作(轉型、退場)。」


大學供過於求的現象,究竟惡劣到什麼程度?


目前國內共有一五九所大專院校,包括一二四所大學、二十一所獨立學院,以及十四所專科學校。一四年,教育部核定的全台大專院校招生名額(含進修部、不含五專)約為三十萬人,缺額則有五萬人。事實上,這一年全國的十八歲人口,也就大概是三十二萬人;意思是,只要你「有心向學」、財力無虞,幾乎就能上大學。


上面幾個簡單的數字,已經充分說明現階段的台灣高等教育,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隨著學齡人口不斷下降,未來情況只會更趨失衡。一六年九月新學年度開始時,台灣的十八歲人口,大概會比今年減少五萬六千人;以此推算,明年的大一新生,大概會比目前縮水一三%。雖然十八歲人口在一七、一八年會小幅回升,但自一九年起,又將巨幅下跌至二十五萬人,直至二八年的谷底十七萬人。


招生懸崖意味著什麼?對學校與老師來說,「人人有學生教」的好日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再維持下去了。學生少了,首先是學費收入縮水;接著,註冊率不佳,更讓學校難以獲得等量的教育部補助經費。學生,因此成了指望繼續生存的學校,最稀有的資源。


於是,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台灣高等教育已經出現了五大危機。

 

台灣高等教育

 

危機一:大學供過於求 課業門檻降低 老師無奈坦言「賣文憑」

 

當大學教育成為學生的「買方市場」,學校為了招攬學生而降低錄取門檻、放寬課業要求,也就成了無奈的理所當然。


「填志願的時候,學生通常會打聽『這所學校好不好念?』為了招生率,我們不會對學生太嚴格、不隨便當人。你要說販賣文憑我也承認,但那只是對無心課業的學生;對想學的孩子,我一定認真指導,所以我對得起良心。」一位私立大學教師毫不諱言,自己任職的學校,為了留住學生,往往在打分數時「加倍呵護」。


「面對少子化,大家普遍看到學生素質不如以往,但有沒有想過,可能是學校沒有提供學生適當的補救教學;甚至,為了讓學生能早點過關,把標準拉低?」虎尾科大校長覺文郁一針見血點出大學供過於求,進而導致品質下降的後遺症。


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更感嘆,在台灣,念大學太容易了,高中生會直覺地想,「反正畢業就繼續念書吧!」當上大學變得太容易,再加上讀書才能出人頭地的傳統觀念,許多學生與家長不再思考「上大學」以外的選擇。進了大學,也不會感覺自己放棄了其他機會,而更加珍惜,結果就是花了四年時間,卻沒學到什麼。


顯然,台灣的高等教育不須等到招生懸崖出現,就已處於重大危機當中,連國立大學也難以置身事外。追根究柢,造成這場高教危機的最深層原因,正是供過於求引發的「太容易」心態。

 

台灣高等教育

少子化浪潮下,大學供過於求,幾乎人人都能上大學。

 

危機二:教育資源被稀釋 念大學的人多 學生分配到的預算就少


數字可證,台灣的大學之門的確比其他先進國家寬敞許多。根據教育部二○一二年統計,台灣二十歲人口的高等教育淨在學率(實際在學人口除以該年齡總人口)為七三%;美國約五二%、英國約三九%、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平均三八%。台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高居全球之冠。


高等教育普及率偏高,卻不代表學生都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品質。一四年,每位受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分配到的教育經費僅六千三百美元,遠低於OECD會員國一二年平均的一萬五○二八美元。


每位學生平均教育經費的巨大落差,固然與各國經濟規模及大學學費水準有關,但也不能排除台灣大學生比率過高,稀釋了教育資源的可能。吳思華就分析,考慮購買力平價(各國物價因素)後,台灣的每生教育經費與國際差距,會比數字呈現的縮小一些;但他也坦言,「其他國家念大學的人沒這麼多,我們的學生比較多,經費就分散了。」


除了平均經費之外,學生獲得教師指導的機會,也是觀察高教資源分配的重要指標。然而,過去二十年,台灣高教的學生人數除以教師人數的比率,並沒有明顯進步。一九九六年,公立大學的平均師生比約為一:十二(一位老師教導十二位學生),二○一四年則惡化至一:十九。

 

台灣高等教育

 

危機三:難靠教育翻身 政府經費集中少數「頂尖大學」

 

也許你會認為,教育原本就是公共財,盡可能讓所有人公平享受資源,也沒什麼不妥。但這樣的觀點,忽略了「高等教育」與「基礎/義務教育」性質應有區隔;況且在台灣,每個人「都有機會」念大學,並不等於每個人擁有「同等的」受教育機會。


所謂「同等受教育的機會」,指的是任何人可能靠自身努力,爭取進入大學殿堂,並獲得改善家計、翻轉命運的機會。然而,政府為了降低競爭壓力,選擇廣設大學,結果不僅使資源稀釋、犧牲教育品質;更因政府將有限資源投注在少數「頂尖大學」,形同在大學間創造階級,當然更加深階級翻轉的難度。


高等教育間的階級差異,只要從政府補助的經費與學校財報著眼,就能一目了然。台大、清大、交大、陽明等頂尖大學的每位學生每年分配經費,皆超過一萬美元;私立大學及科大的每生分配經費就呈現絕對弱勢,大多在三千到四千美元。


造成巨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經費投入。例如過去五年,教育部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二階段,每年編列新台幣一百億元預算,其中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學府,每年就拿走六十八億元;相較之下,教育部自一三年開辦、專門補助技職科大的「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獲補助的十二所學校,每年僅能分到十二億元預算。


也就是說,從教育資源與教學品質的角度來看,能夠創造「翻身效果」的管道,從以往的「大學」窄門,變成了更狹窄的「一流頂尖大學」。中研院社會研究所長期進行的社會變遷調查就指出,一九九七年至二○一二年,私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收入,僅比專科畢業生高出兩百元。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這顯示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沒有促進階級流動;將私立專校升格為學費較高的私立大學,卻沒有提升學生在勞動市場上的價值。


立委鄭麗君表示,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已比經濟弱勢的學生更有機會進入前段大學,但國家又拿最多的資源補助「頂尖大學」,讓高等教育成了「反財富重分配」;弱勢學生很可能花了四年時間、付了幾十萬元學貸,卻沒有因為教育改善生活。


樂觀者或許認為,教育資源被稀釋的現象,未來必將隨著學生人數的減少而獲得改善;但別忘了,人口結構變化的結果除了「少子化」,還包括了「高齡化」,而高齡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則是教授老化現象。也就是,台灣高等教育面臨的不只是「招生懸崖」,另一端的迫切危機,是「教師退休潮」。

 

台灣高等教育

大學系所怕招不到學生,為了學校能繼續營運,紛紛出招搶學生!

 

危機四:教師退休潮 人才出走又聘不到人 雪上加霜


根據教育部統計,目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內大學院校教師,年齡高於五十五歲;也就是說,未來十年,這四分之一的教師,將陸續退休。


教師退休潮的解方,無疑是在保留優秀教師之餘,大力吸引國外優秀學術人才來台任教;但台灣僵化的敘薪制度,與繁瑣的評鑑升等程序,不僅讓大學難以對外爭取優秀學術人才,更讓原本留在國內的人才,一一被高薪挖角。


「台大今年有十幾位老師被挖走,電資、管理學院等系所都有。」台大校長楊泮池今年八月接受《今周刊》專訪即說,這些優秀老師被香港、新加坡、澳門的大學,以五倍薪水挖走,「無法聘到好老師,讓我更擔心學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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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五:學用落差大 不僅不懂實作 連基本表達能力都不夠


監察院早在一一年就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學用落差之現象嚴重,青年族群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失業率,有明顯增加之趨勢。」監察院更點名教育部,「在大學科系設置之政策方向,僅仰賴總量控管,未能扮演主動及引導之角色,也未能結合經濟建設等國家發展需求。」


台大財金系教授管中閔擔任政務委員時,曾公開表示,台灣正面臨著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及國際人才競逐失利四大危機。台灣每年培養出的大學及研究生,不僅創新尖端研究的能力普遍不足,就算到工廠工作,也不會操作機器。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第一線的教師這麼觀察:「科大電子系學生只要會操作馬達、考到一張室內配線技士證照,出社會月薪至少都有五萬元。但一班四十個學生畢業後,進入相關行業的,常常只有六、七個符合這些標準,其他人做的都是低階服務業。」華夏科大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王順德這麼說。


台科大校長廖慶榮則表示:「大學畢業生不懂實作之外,學生的語言、文字、口語表達等『基本程度』太差,也讓企業必須花更多時間培訓。」上述說法,等於宣告大學教育無論在專業實作與通識教育的訓練上,都已全面崩壞。


一位資深外商人資主管就分析,「前段國立大學畢業生,可能比過去更優秀;但有更多中後段畢業生,連該做什麼都不清楚。」


這段話,一方面呼應前面提到的「翻身功能失靈」問題,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台灣高等教育整體性的弱化。顯然,過去二十年來,在政府廣設大學政策下,極速擴張的台灣高等教育,在「培養尖端人才」、「增加就業競爭力」、「提升國民整體素質」,皆未達成預期效果,幾乎可以說是一場失敗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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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班大學退場已是必然趨勢,但政府的配套機制在哪裡?

 

荒謬一:市場決定退場機制 私立、偏鄉大學 恐被迫提前出局


往者已矣,如今台灣大學院校在少子化衝擊下,勢必面臨一波縮減與重整;危機,或許也是一次轉機。但令人憂心的是,教育部近期陸續公布的大學退場機制與轉型方案,似乎仍深陷於總額管制的框架中,失敗教改的覆轍,恐將再次上演。


為使大學退場有法可循,教育部今年已提出《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草案,法案仍待行政院核定與立法院審議;但從草案名稱與內容可以發現,教育部提出立法的重點,是針對大學申請創新轉型的方案,提供獎勵機制,以及轉型或退場後的財產處分問題,並未涉及「如何」整併及退場。


關於哪些大學應該退場,教育部最明確的一次政策說明,是一三年九月提出的四項管控指標,內容包括:全校學生不滿三千人,且新生註冊率低於六成;大學評鑑成績太差;長期積欠教職員薪水;有掏空校產及買賣董事席位等違法事實。一四年,教育部則宣布,將縮減註冊率不佳學校的補助金;連續兩年註冊率不滿七成的學校,即勒令停招。


大致上,公立大學不會在這波大學退場整併浪潮中遭受波及,只有學生數較少的公立大學,將與其他學校「合併」,但招生名額仍將維持原狀。簡單來說,除了特殊案例之外,教育部設定的退場標準,就像是一場「飢餓遊戲」,讓私立學校在市場機制下,憑招生實力,決定自己能否在殘酷的整併潮中存活。學生的理性選擇,就成了市場運作的核心。


「公立、一般大學獲得的教育資源,原本就高於私立、科技大學;都會區學校招生,當然比偏遠學校容易。」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指出,若光憑市場機制判定誰能生存,大學退場即可能呈現,「先私立後公立、先科大後一般、先偏鄉後都會」的情況。如此一來,國內相對脆弱的技職教育可能加速崩壞,進一步惡化學用落差;偏鄉學校退場潮,也將使教育機會集中於都會,不利區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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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二:人數也是退場指標 導致大學不再篩選學生 碩士班連筆試都免


「不是所有國立大學系所,都能符合社會產業及需求,教育部應該檢討國立大學招生結構,將教育資源做更有效的運用。」一位台灣師範大學校務主管分析,直指教育部退場方案的盲點。


除了將退場交給市場的荒謬,教育部以學生人數及註冊率,當作大學退場與否的指標,也備受學界質疑。


政大歷史系教授薛化元分析,註冊率被視為辦學品質重要指標的結果,就是大學不再有篩選學生的動機,「這幾年常聽見碩士班招生只需要資料審查,面試、筆試都不用,就是因擔心註冊率低,被教育部減少員額(招生名額)。大學是教育單位,不能從學生多寡,判斷一個系所好壞。」


「如果三千人以下的學校要優先退場,那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也該退場了。」廖慶榮也認為,學校規模大小,沒有絕對的優劣,重點是每一所學校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台灣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問題,根源都來自大學過剩。大學數量供過於求,導致「學生篩選學校」與教育品質下降;有限的教育資源,因學校過多被稀釋,且未合理分配,讓後段學校學生無法獲得基本的教育服務;教育品質低落,導致過多大學畢業的「專業人才」無法順利求職,進一步削弱高等教育促進階級流動,以及提升就業競爭力的功能。台灣高教就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不斷退化。


對國家而言,教育系統是攸關國力興衰的百年大計;對個人而言,接受教育則是追求安身立命的途徑。高等教育二十年來的混亂摸索,讓台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今,停在另一個關鍵十字路口的我們,還要繼續低頭盲目前進嗎?



台灣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資源稀釋、品質下降,搶救大學崩壞不能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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