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伯樂林暐哲

在台北火車站旁巷弄穿梭，老舊樓梯鐵門打開，散落七、八雙球鞋，狹小的空間裡，擺著紅色小沙發，上面橫躺著一把吉他，若不是牆上貼著蘇打綠的海報，猛然一看，會以為來到男生宿舍。

「這是我媽的房子，二○○○年離開魔岩唱片時，我想找地方一個人做音樂，就選在這棟老公寓二樓窩著。」留著小瓜呆瀏海的林暐哲，睜著惺忪的眼睛，為了十二月十一日蘇打綠「故事未了」演唱會，他與德國來的製作團隊日夜討論，「德國人超專業的，連麥克風與小巨蛋牆壁之間的音波距離，都要測量。」

25年前在野百合學運唱著抗議歌曲的林暐哲(左)，如今站在自己一手打造的音樂社，他說自己熱情不滅：「心裡仍住著一個憤青。」（圖/杭大鵬提供）

異數》學運世代 街頭搖滾歌手

「暐哲老師常常會把自己與蘇打綠逼到陌生的絕境，看能不能再提煉出純粹的靈魂。」幫蘇打綠拍ＭＶ音樂帶的導演李伯恩觀察，會把蘇打綠拉到德國柏林，與古典交響樂團「幹架」，再拉回台灣辦跨界演唱會，這種氣魄要夠膽大。

「我本來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林暐哲是流行音樂的異數，在台灣戒嚴前後，他與陳明章等人成立「黑名單工作室」，出版《捉狂歌》專輯，是八○年代街頭抗議活動必播的經典。

林暐哲對政治的憤怒來自母親深層的傷痛，「從小，家裡餐桌上的話題，都是用台語罵蔣介石父子，與學校課本完全不一樣。」

母親張秋梧曾是二二八和平促進會祕書長，身為受難家屬，她曾在馬英九總統致詞時剽悍嗆馬。「媽媽十二歲時，外公就失蹤了（張秋梧父親張榮宗，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朴子區隊長，二二八事件罹難），媽媽的人生有很多無法彌補的黑洞，在她心裡一直住著那個悲傷的小女生」。林暐哲的爸爸林明德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曾任台師大歷史系教授，當初父母期待他往學術發展。

「高中時，媽媽見我玩音樂不念書，有一天把我的黑膠唱片全部扔了」，後來林暐哲考上淡江物理系，他說：「不是興趣，是剛好分數在那裡。」

二○○○年之前，林暐哲擔任魔岩唱片國語事業部二部部長，做過莫文蔚、楊乃文、陳綺貞等歌手製作人。「過年我們到老闆家拜年，老闆突然宣布：『我要調職了』，大家一愣，原來魔岩要解散了。」

那是唱片產業崩裂的前兆，林暐哲離開跨國公司，回到媽媽的老公寓，創立「林暐哲音樂社」，他把字體印在門口玻璃上，心裡做了準備：「就算唱片行關門，音樂還是可以活下去。」 

但獨立音樂工作者，受到整體唱片業下滑之累，還是漫無頭緒，創業的辛苦，讓林暐哲一度為憂鬱症所苦。

直到○三年夏天，兩件事情，讓林暐哲在陰暗隧道，看到曙光。

體悟》看準潮流 力挺獨立創作

八月，他先是擔任五月天當兵復出，在台北體育館舉辦「天空之城演唱會」的總監。「我第一次看到，這一小群年輕人，居然能靠音樂，搞定台下四萬個年輕人！」演唱會創下單場人數最高紀錄，也讓林暐哲感受到年輕創作帶來的震撼。

接著他在海洋音樂祭碰上清新、搞怪的蘇打綠，「就是這一組了」，他發覺創作歌手，將會是未來音樂主流。蘇打綠主唱青峰說，「林暐哲是蘇打綠生命中的伯樂，接納並支持創作應有的樣子。」

有一回，林暐哲看完〈冬未了〉歌詞，半夜上廁所打電話，憂心地問青峰：「一定要寫得這麼沉重嗎？」青峰回說：「沒辦法，我不這樣，就不叫創作。」這個拒絕，讓林暐哲手機頓時掉入馬桶，他趕緊拾起手機，擦乾後回撥電話，對著話筒那頭的青峰嘆一口氣說：「好吧，聽你的。」

十一年來，林暐哲音樂社只有蘇打綠一組歌手，獲利情況卻不輸大型製作公司。「我是一個保守的冒險者，以前是資金與規模不大，無法留住其他歌手；但現在想想，生活的快樂來自很多面向，我是口袋塞五千元就很有安全感的人，蘇打綠也是這種隨緣個性，所以我們才能合得來。」

如今蘇打綠與林暐哲花了六年，繞完全球四座城市，在低迷景氣中開出唱片紅盤，對於這一趟音樂的魔幻旅程，他想說的是：「如果你害怕撞牆，那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