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個事業不是良心事業呢？如果每一個事業都該是良心事業，那麼身在每一個行業裡的每一個人，是不是，都該把「良心」的標準提高呢？
什麼是問題背後的問題呢？那是一個連我也給不出答案的問題。
我試著問姐姐：「如果今天考試，坐在你旁邊的同學作弊，你會不會跟著一起作弊？」
姐姐飛快並且斬釘截鐵的回答我：「不會啊！」
「為什麼不會？」我追著問。
「因為作弊不對啊，不誠實啊……」姐姐毫不思考的，搬出了她10年生命歷程所累積到的滿口仁義道德。
「好，那如果你前後左右的同學都作弊呢？」我再問。
「還是不行啊……」這一次，姐姐想了一秒鐘吧，還是決定維持原來的答案。
「那如果全班都作弊呢？而且老師根本不在教室裡，所有同學利誘你甚至威脅恐嚇你，如果你不跟他們一起作弊，就……」我繼續問。
「那……應該還是不可以吧！」
「為什麼不可以？確定不可以嗎？即使全班同學都排擠你甚至誣賴你，你都堅持不可以嗎？」媽媽很壞的演了起來，和姐姐玩起各種可能情境的角色扮演，這一次，姐姐猶豫了，回頭問媽媽：「媽媽，那你會一起作弊嗎？」
我很坦白的回答女兒：「媽媽不知道！」
然後，我們又一起，假設各種狀況，應對狀況，討論和交流各種，母女兩個人可能的想法和做法。
身為母親，我為什麼不知道？我可以不知道嗎？如果連我都沒有答案，又如何引導孩子碰到問題該怎麼解決，進入情境該怎麼判斷和行動？……一連串的問題反覆在心裡問自己，但是，我，真，的，沒，有，答，案。而這萬般兩難的情境，是不是也如同孩子問我：「媽媽，為什麼那些人在食品裡加壞東西，都沒有人站出來報警呢？難道他們不怕灶王爺跟玉皇大帝告狀嗎？（我們家孩子還相信的童話故事）」我回答孩子：「有可能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是壞東西，或者，他們雖然知道這是壞東西，但是不認為有那麼壞……」
我不是要替食品業者辯解，在整個食安風暴過程中，我也站在踢爆和討伐的行列中，但同時，內心卻一直有個小小的聲音不斷回頭問自己：「現在的我，當下做的每件事，和他們有不一樣嗎？」這成了一個緊箍咒，每當我有所懷疑時，就利用這玩意兒，來檢視自己的說與不說，做與不做，又該說到什麼程度，該做到什麼分寸，以及該用什麼方式說、該用那種方法做……
身在媒體，雖然不像食品業會吃死人，但仍然可能會害死人。那一個事業不是良心事業呢？如果每一個事業都該是良心事業，那麼身在每一個行業裡的每一個人，是不是，都該把「良心」的標準提高呢？這樣，許多台灣結構性的問題，是不是就找到出口了？但事實卻是，大家不是集體無知，就是集體良心的標準太低，人到40，我才更深刻的理解，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怎麼回事！
但就此放棄了嗎？就此對台灣絕望了嗎？「不！」我告訴女兒，如果每個人都會反省，如果每次危機的發生，都能因為過程的反省帶來正面的轉機，那麼每一個危機的存在，都有著它必然存在的原因和意義。就像，嚴厲批判食安的我，不得不提高自己心裡對媒體道德和良心的標準線一般。
或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江湖裡，總是藏著那一點點的小小希望，一如黑暗森森裡透出的點點星芒，慢慢的慢慢的，帶來溫暖與光明……這是無數次討論後，我唯一有把握，並且唯一給女兒清楚和肯定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