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美國企業界流行合併其他的小公司，組成一個龐大的綜合性公司；可是後來實務證明，規模過於龐大的組織，往往效率也相當低落，獲利也是一年比一年差，美國股市也因此直到七○年代都沒有出色的表現。
那時有一種人，稱之為「 Corporate Raider (企業游擊兵)」，他們專門在市場蒐購綜合公司的股份；這些公司因為經營效率低，因此股價也很便宜，而且股權分散，所以 Corporate Raider 只要吃下少數的股權便擁有足夠的實力威脅經營者。不過 Corporate Raider 的自有資金有限，所以蒐購股權的資金成本並不低，所以只要他們有能力拿下公司的經營權，便會在最短時間內將綜合公司的子公司、非本業的事業部門，或是其他值錢的資產處分掉，以取回現金償還先前購買股權的借款。
此外，在 Corporate Raider 蒐購公司的過程中，投資銀行及券商扮演融資及仲介的角色，賺到多得令人難以想像的錢，而 Corporate Raider 更是賺得飽飽的。在這同時，被出售的子公司或事業部門員工極可能會遭到裁員的命運；而當這類 Corporate Raider 插手的案例一多，社會整體的失業率也就多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
八○年代初期我正在紐約的金融市場工作，還記得當時華爾街的證券金融公司招考員工，當主管在進行面談時，會問應徵者為什麼要來應徵這份工作？如果他們的答案不是「要賺很多很多錢」的話，大概就不會被錄取。那時華爾街流行的口號是：「 Greed is Good! (貪心是美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貪心、不貪財的人就別想在華爾街混。在這樣的氣氛下，那些 Corporate Raider 便成了眾人又愛又恨的對象；因為大家看到他們賺大錢又快又容易，因此十分羨慕他們；同時只要是被他們相中的公司，員工往往也得面臨失業的恐懼，所以也有很多人稱呼他們為「機會主義者」。
八○年代的美國，還有一種現象稱為「 Green Mail 」。一般的恐嚇勒索信函被稱為「 Black Mail (黑色信件)」，但是這些 Corporate Raider 只取得公司五％、八％的股權，便拿來威脅經營者，揚言要入主經營權後，再開除那些績效欠佳的舊主管；原經營者便被迫不得不以高價買回 Corporate Raider 手上的股權。由於美國的鈔票是綠色的，所以我們把這種行為叫做「 Green Mail 」，以與黑道的勒索信「 Black Mail 」有所區隔。然而這些公司原本的獲利就不好，這下子更逼得他們舉債以高價買回 Corporate Raider 的股份，使得財務負擔更重，績效也就更差了。這也是「 Greed is Good! 」的行徑中最惡劣的一種。
「 Green Mail 」不但對員工不好， 對其他的股東也不公平； 因為 CorporateRaider 可以強迫公司當局以高價買回其持有的股份， 可是其他的長期投資人不但無法享受這種特權，反而還得繼續承受遭到 Corporate Raider 蹂躪過後，財務負擔加重的公司，所以 Green Mail 十分惡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也不得不佩服這些 Corporate Raider 會想出 Green Mail 這麼厲害的招數。
我認識一名 Corporate Raider， 是英、 法雙國籍人士， 大名叫做 Sir JamesGoldsmith，不但英國女王授予爵位( Sir )，而且還人如其名，對跟金子、金錢有關的事務特別敏感，也做過很多類似 Green Mail 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一例是 Goodyear (固特異輪胎)，後來逼得 Goodyear 的經營團隊買回他手上的持股；這位老兄也因此一炮而紅。大約十年前，有一次我和他共進晚餐，他特別提到 Goodyear 一事，那時證券媒體都有不小的篇幅報導。
那一回他到美國來，在進海關檢查的時候，海關人員檢查得特別仔細，又問他是不是承做 Goodyear 的那位 Sir James Goldsmith；那時他心想完了！因為他是歐洲人，而歐洲人普遍存有社會主義的心態，所以對 Corporate Raider 這檔事存著負面的觀感，視之為掠奪者，因此他心想可能過不了美國海關，無法入境了。
沒想到美國的海關官員不但讓他入境，還很興奮地問他：「我有榮幸和你握個手嗎？Goodyear 那個案子你實在太厲害了。 」原來與歐洲相比，美國人對資本主義的正負面影響都採取比較開放、接受的態度，也比歐洲人有彈性，所以當天我們這位 Sir James 就決定將其事業發展重心移到美國。
Corporate Raider 這種現象是好是壞，其實還很難論斷。 當時美國的經濟環境是，失業率高達七、八％的水準；雷根政府大幅改革稅制，使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造成財富日趨懸殊，形成社會上兩極的心理，股價漲了不少；而更重要的，因為有了六○年代的合併趨勢，才會有七○年代的空頭市場；而有了七○年代的空頭市場，才會產生八○年代機會主義的掠奪者；而有了八○年代的掠奪者，才會有九○年代美國經濟的復興與重生。這些因素彼此環環相扣，很難單獨分割看待。
不過八○年代的掠奪者刺激了整個美國的經濟成長卻是事實，怎麼說呢？因為當時很多公司的經營者知道，如果沒有把公司經營好，沒讓股東的投資回報率達到最高水準的話，便很可能引 Corporate Raider 入室，屆時自己便會被掃地出門；所以經理人必須更用心在公司的經營上。另外，有不少公司的整個部門或關係企業被出售，產生不少的失業人口，這些人年紀不大又有經驗，會想盡辦法找尋其他的出路，而這些釋出的人力資源所創造出的新生事業，也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創新。
台灣現在雖然不像美國當時有那麼多規模大而無當的綜合公司，不過也有很多企業的經營團隊沒有能力增加經營績效，當然其中有部分的原因是規模太小；另外， 台灣的企業經營上有一點歐洲社會主義的味道， 在經營文化上比較不能接受Corporate Raider 的作法。 但是儘管歐洲公司沒有美國企業從六○年代到八○年代的那麼混亂狀況，可是他們的失業率始終居高不下，經濟成長率也一直低迷不振，各方面都比美國遜色不少。所以到底 Corporate Raider 的作法是好是壞，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
台灣企業近來不斷從事一些改革的舉措，尤其在合併的法規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法令上仍舊有意無意地阻止 Corporate Raider 進行 Hostile takeover (惡意收購)。一般的情況下，如果管理團隊績效不彰，市場或小股東的力量並不足以對原有經營者形成太大的改革壓力。當然台灣的上市公司中，經營者通常也是最大的股東，這也讓惡意收購的難度更高。不過就算經營者本身所占的股分最大，可是他對員工、其他小股東以及社會還是有責任，所以法令與主管機關沒有道理一味地護著他們。
最近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老闆將股票拿去銀行抵押，由於股市低迷已久，一旦這些質押的股票遭到斷頭處份，這些老闆便可能會失去對公司的控制權。所幸現在台灣股災最危險的時候大致已經過去了，政府應該可以對相關的法令規章採取更開放的態度，這樣才能刺激經營者把心思放在本業上；不然看看過去那一段日子，有很多公司好像沒有人在管理似的，績效不佳，只會炒作股票及資產而已。尤其股票斷頭賣壓仍重，大老闆套牢嚴重，公司也沒有能力再向銀行借錢發展。所以我比較擔心台灣會像七○年代的美國，或是九○年代的日本，到時候誰願意等台灣等上十年呢？
當然我絕對反對 Greed is Good，但是我同意 Boring is Bad；當企業經營得乏善可陳時，一定要來點不同的刺激。正如同少了風的刺激，船在海上就動不了了，現在台灣的經濟和股市都應該要來點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