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失業率最近不斷創下新高紀錄，對於一向習慣享受高度經濟成長的台灣人民來說，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尤其這一次的失業對象，從傳統產業勞工到電子產業的從業人員都有，更加令人覺得情況相當嚴重。
拿日本來說，他們把勞工的就業責任放在企業身上，直到不久前才從終身雇用制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終身雇用制使員工安心為公司效命，不會跑來跑去，而員工的穩定性高，也使得公司願意花大錢栽培、訓練員工。
在制度完善的公司工作，員工可以很明確地知道多久可以升到什麼職位、薪水可以增加多少、到幾歲退休時可以領多少退休金；基於這些確定的前景，員工可以做好生涯規畫，如幾歲買車子、幾歲買房子、幾歲生小孩、幾歲退休等等。
但是問題來了，年輕人出社會後的第一份職業，不一定是他最理想的工作；而公司某項職位的現任者，也不見得是最合適的人。年輕人剛從學校畢業，公司與個人都看不出彼此的相容度或相斥性，這得經過幾年的時間才看得出來；但是在日本的經營環境裡，公司不能開除員工，因為它對員工有照顧的責任；而員工也不能離開公司，因為外頭的其他公司不可能雇用他，這是終身雇用制麻煩的地方。
一個人的專長在甲公司不能發揮，乙公司或許正迫切需要這樣的人才，這個人也可以在乙公司得到更高的成就；但是在日本，他就是動不了。這種情形與過去我們提過經濟資源沒有做有效率的分配一樣，人力資源在企業之間無法有效率地分配，使得公司面臨不景氣時，經營績效跟著滑落卻無能為力；經濟成長不快，公司在人事成本上降不下來，就只有在投資、研發經費上面動腦筋。
不景氣的時候不擴大投資，拉大與競爭者的距離，等到下一波景氣上來時，就沒有能力與競爭者相抗衡；尤其這些競爭者是來自海外，如台灣、韓國等不受日本景氣低迷影響的國家，它們的投資活動並沒有停頓，反而拉近與日本的差距。因此日本的公司愈來愈大，但競爭力卻愈來愈弱，整個國家的經濟也受到拖累。
另外，過去日本政府並沒有照顧失業勞工的準備，等到部分公司倒閉，失業率增加的時候，存活的企業也沒有能力吸收這些失業者；當政府要提撥預算編列失業救濟時，又增加財政赤字的壓力，景氣就更加好不起來；日本便陷入此一漩渦之中。
至於歐洲則是另一個極端。在歐洲如果你失業了，那一定要恭喜你，實在非常幸運；因為歐洲擁有十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失業的救濟補助甚至可以拿到原來薪水的八成左右，什麼事都不用做，而且可以領得很久；不過之前必須要先有工作，不能一從學校畢業就領失業救濟。
但是這是有代價的，為了支應失業救濟金給付，歐洲企業得繳納高額的失業保險，政府也得編列大筆的預算，結果造成企業每雇用一個員工，不但是付他的薪水，也要提撥一定比率的資金作為這名員工日後萬一失業時的補助金，所以每名員工的雇用成本非常高。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太願意雇用新進人員，對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經營更為辛苦。
但是問題來了，年輕人出社會後的第一份職業，不一定是他最理想的工作；而公司某項職位的現任者，也不見得是最合適的人。年輕人剛從學校畢業，公司與個人都看不出彼此的相容度或相斥性，這得經過幾年的時間才看得出來；但是在日本的經營環境裡，公司不能開除員工，因為它對員工有照顧的責任；而員工也不能離開公司，因為外頭的其他公司不可能雇用他，這是終身雇用制麻煩的地方。
一個人的專長在甲公司不能發揮，乙公司或許正迫切需要這樣的人才，這個人也可以在乙公司得到更高的成就；但是在日本，他就是動不了。這種情形與過去我們提過經濟資源沒有做有效率的分配一樣，人力資源在企業之間無法有效率地分配，使得公司面臨不景氣時，經營績效跟著滑落卻無能為力；經濟成長不快，公司在人事成本上降不下來，就只有在投資、研發經費上面動腦筋。
不景氣的時候不擴大投資，拉大與競爭者的距離，等到下一波景氣上來時，就沒有能力與競爭者相抗衡；尤其這些競爭者是來自海外，如台灣、韓國等不受日本景氣低迷影響的國家，它們的投資活動並沒有停頓，反而拉近與日本的差距。因此日本的公司愈來愈大，但競爭力卻愈來愈弱，整個國家的經濟也受到拖累。
另外，過去日本政府並沒有照顧失業勞工的準備，等到部分公司倒閉，失業率增加的時候，存活的企業也沒有能力吸收這些失業者；當政府要提撥預算編列失業救濟時，又增加財政赤字的壓力，景氣就更加好不起來；日本便陷入此一漩渦之中。
至於歐洲則是另一個極端。在歐洲如果你失業了，那一定要恭喜你，實在非常幸運；因為歐洲擁有十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失業的救濟補助甚至可以拿到原來薪水的八成左右，什麼事都不用做，而且可以領得很久；不過之前必須要先有工作，不能一從學校畢業就領失業救濟。
但是這是有代價的，為了支應失業救濟金給付，歐洲企業得繳納高額的失業保險，政府也得編列大筆的預算，結果造成企業每雇用一個員工，不但是付他的薪水，也要提撥一定比率的資金作為這名員工日後萬一失業時的補助金，所以每名員工的雇用成本非常高。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太願意雇用新進人員，對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經營更為辛苦。
因為小公司的資金不充裕，而且小公司的好處在於彈性大，但是失業救濟金的制度將資金及人員都綁死了，使得小公司無法發揮靈活的優勢。所以歐洲很難有新公司誕生，創業比率非常低。
美國在一年多前失業率大幅下降，主要的，不，應該說唯一的原因，是新興企業雇用了大批的員工。歐洲失業率一向高，是因為沒有新公司成立；可是舊公司也不願貿然增加員工數量，即使人手不足，也只增加合約雇員，幹滿一年半載就解約走人。所以在歐洲，雖然失業的人很幸運，但是也有很多年輕人找不到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也可能一輩子領不到失業救濟補助。
歐洲和日本的經濟成長率都很低，但不同的是，日本經濟是衰退時無法做即時反應，歐洲則是在景氣成長階段無法順勢而為，因為他們不願輕意增加員工、擴大業務；他們擔心萬一景氣再度下滑，這些新增的員工將會成為公司沉重的負擔。此外，歐洲工會的力量龐大，使得企業開除員工難上加難；既然不能開除，不增加總可以吧！
美國算是比較自由的市場，公司沒有給員工太多的保障，員工對公司也沒有承諾的義務。我剛出社會時便有這種經驗；當時我在一家銀行上班，因為研究所念的是國際關係，所以在銀行的國際部工作，不巧那時碰上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機，銀行為了縮減預算，便裁撤掉國際部；那時我到這家銀行還不到一年，而且還在受訓階段，還沒有正式上任便被通知：「對不起，位子沒了。」從那時起，我便很清楚自己隨時要有 Plan B (Ｂ計畫，第二項工作機會)。
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認知，便能多與獵人頭公司接觸，比較容易聽到一些新的機會，也比較容易接受新的工作。我的運氣不錯，雖然銀行的國際部撤掉了，但是卻在公債衍生金融商品部找到交易員的位子，這在華爾街也是滿熱門的市場，也促使我日後朝華爾街發展。雖然這家銀行花了一年的時間訓練我，但是當銀行政策一轉向就準備把我裁掉，所以我對銀行也沒有什麼感情，當有好機會降臨時，我當然就拍拍屁股走人。
這就是美國公司與員工之間的互動，不談感情，只談彼此的實際利益；不過這也無所謂好或不好，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雙方心裡明白遊戲規則就好了。
美國政府從柯林頓時代開始減少社福支出，其目的不外是為了增加經濟的彈性，減少企業的負擔。這種政策在經濟成長階段，大家都很贊成，可是到了現在，不曉得大家又會怎麼想？美國企業確實很有彈性，在經濟還沒正式衰退之前，大企業就拚命裁員，你可以說他們的手段相當狠，不過就是這個樣子。
當台灣經濟朝向更國際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應該會產生更好的制度；目前台灣有一點日本企業的味道，公司被賦予照顧員工的責任；也有一點美國的精神，因為人員也是被挖來挖去；就是沒有歐洲的感覺。這三種模式中，歐洲的制度是最不好的， 我們常說歐洲的經濟患了「 Eurosclerosis (歐洲硬化症)」，這個字是從「 artereosclerosis (動脈硬化)」變化而來的；由於制度僵化導致經濟動脈不通，使得歐洲長期無法成長。
台灣面對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確實存在巨大的壓力，政府及企業也都面臨了兩難的處境，一方面企業不赴大陸投資，可能競爭力會減退；如果去得太多，又會增加台灣的失業率；若是增加失業救濟的補助，會加重企業的負擔，政府也要以加稅來因應支出。
基本上我們要維持經濟的彈性，就不可能保證永遠都沒有問題；既然經濟有高低循環，我們要做的不是讓經濟硬撐在高點，而是增加自己克服問題、反應環境變化的能力；不論是整體經濟、個別企業，還是每個個人，都應該如此。
(谷月涵的電子郵件信箱：mrtaiwan@mrtaiwan.com.tw， MrTaiwan.com 的網址為 MrTaiwan.com.tw )
美國在一年多前失業率大幅下降，主要的，不，應該說唯一的原因，是新興企業雇用了大批的員工。歐洲失業率一向高，是因為沒有新公司成立；可是舊公司也不願貿然增加員工數量，即使人手不足，也只增加合約雇員，幹滿一年半載就解約走人。所以在歐洲，雖然失業的人很幸運，但是也有很多年輕人找不到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也可能一輩子領不到失業救濟補助。
歐洲和日本的經濟成長率都很低，但不同的是，日本經濟是衰退時無法做即時反應，歐洲則是在景氣成長階段無法順勢而為，因為他們不願輕意增加員工、擴大業務；他們擔心萬一景氣再度下滑，這些新增的員工將會成為公司沉重的負擔。此外，歐洲工會的力量龐大，使得企業開除員工難上加難；既然不能開除，不增加總可以吧！
美國算是比較自由的市場，公司沒有給員工太多的保障，員工對公司也沒有承諾的義務。我剛出社會時便有這種經驗；當時我在一家銀行上班，因為研究所念的是國際關係，所以在銀行的國際部工作，不巧那時碰上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機，銀行為了縮減預算，便裁撤掉國際部；那時我到這家銀行還不到一年，而且還在受訓階段，還沒有正式上任便被通知：「對不起，位子沒了。」從那時起，我便很清楚自己隨時要有 Plan B (Ｂ計畫，第二項工作機會)。
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認知，便能多與獵人頭公司接觸，比較容易聽到一些新的機會，也比較容易接受新的工作。我的運氣不錯，雖然銀行的國際部撤掉了，但是卻在公債衍生金融商品部找到交易員的位子，這在華爾街也是滿熱門的市場，也促使我日後朝華爾街發展。雖然這家銀行花了一年的時間訓練我，但是當銀行政策一轉向就準備把我裁掉，所以我對銀行也沒有什麼感情，當有好機會降臨時，我當然就拍拍屁股走人。
這就是美國公司與員工之間的互動，不談感情，只談彼此的實際利益；不過這也無所謂好或不好，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雙方心裡明白遊戲規則就好了。
美國政府從柯林頓時代開始減少社福支出，其目的不外是為了增加經濟的彈性，減少企業的負擔。這種政策在經濟成長階段，大家都很贊成，可是到了現在，不曉得大家又會怎麼想？美國企業確實很有彈性，在經濟還沒正式衰退之前，大企業就拚命裁員，你可以說他們的手段相當狠，不過就是這個樣子。
當台灣經濟朝向更國際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應該會產生更好的制度；目前台灣有一點日本企業的味道，公司被賦予照顧員工的責任；也有一點美國的精神，因為人員也是被挖來挖去；就是沒有歐洲的感覺。這三種模式中，歐洲的制度是最不好的， 我們常說歐洲的經濟患了「 Eurosclerosis (歐洲硬化症)」，這個字是從「 artereosclerosis (動脈硬化)」變化而來的；由於制度僵化導致經濟動脈不通，使得歐洲長期無法成長。
台灣面對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確實存在巨大的壓力，政府及企業也都面臨了兩難的處境，一方面企業不赴大陸投資，可能競爭力會減退；如果去得太多，又會增加台灣的失業率；若是增加失業救濟的補助，會加重企業的負擔，政府也要以加稅來因應支出。
基本上我們要維持經濟的彈性，就不可能保證永遠都沒有問題；既然經濟有高低循環，我們要做的不是讓經濟硬撐在高點，而是增加自己克服問題、反應環境變化的能力；不論是整體經濟、個別企業，還是每個個人，都應該如此。
(谷月涵的電子郵件信箱：mrtaiwan@mrtaiwan.com.tw， MrTaiwan.com 的網址為 MrTaiwan.com.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