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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香港與台北 P.98

新加坡、香港與台北 P.98

新加坡發展銀行( DBS )宣布以每股現金六○.一四港元全面收購香港道亨銀行之際,香港一位資深銀行家脫口而出地說了一席話,他說:「衡量一個交易時,分析員想的是五天內的事,一家企業的行政總裁考慮的是五到十年的事,但是像李光耀這種國家領袖,他考慮的可能是五十年的事。」所以他認為新加坡發展銀行用三倍的帳面值、較市值高出六成取得道亨銀行,一點也不貴。


新加坡發展銀行以四三二億港元高價收購道亨銀行,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銀行收購案,除了引起香港金融界極大震撼外,新加坡發展銀行背後到底有什麼目的?新加坡發展銀行收購道亨銀行後,在香港的資產包括八七%的廣安銀行與一○○%的道亨銀行及一○%的永隆銀行,總市值已達一千八百億港元,使其成為繼香港匯豐、恒生、中銀集團及渣打後,香港第四大銀行集團,規模超越東亞銀行,市占率達五.七%,信用卡的市場占有率也達九%,成為香港第三大發卡集團。

新加坡發展銀行購併道亨銀行除了大型化、鞏固香港金融地位外,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進軍中國大陸的銀行市場。銀行進入中國市場最低要求條件是:銀行的資產總額要達到二百億美元,也就是一千六百億港元,新加坡發展銀行購併道亨剛好跨過這個門檻。可見新加坡發展銀行收購道亨,進軍中國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新加坡努力進軍中國


新加坡想要敲開中國大門,在《李光耀回憶錄》的下卷中寫得很清楚,有一章題為「走向富裕的中國」,李光耀即盛讚中國有潛力在二○五○年實現目標,晉升為現代化的經濟體。李光耀認為「中國可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充當一個平等又負責任的夥伴國,作為另一個主導世界走向的大國」。李光耀也總結了新加坡投資蘇州工業園區失敗經驗,他只輕描淡寫地說:「如今對中國的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學會了怎麼繞道而行。」新加坡在蘇州工業園區的投資雖鎩羽而歸,但是進軍中國的努力卻毫不氣餒。

從李光耀的深謀遠慮來看,新加坡企業進軍中國,另一個面向就是為了走出東南亞。在地理位置上,星洲處於南亞之門戶,是進入馬來西亞、印尼及泰國的大門,而香港則緊握中國之鑰。新加坡與香港在二十世紀能夠以小國寡民之勢,成為亞洲四小龍重要成員,實在有其地理上的優勢。

不過自從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東南亞各國受創慘烈,在股市與匯市受到巨創之後,迄今尚未復原,其中馬來西亞實施外匯管制,限制馬幣自由兌換。印尼更是元氣大傷,印尼盾大幅貶值,政情更加不穩,泰國則深陷資產緊縮困局。新加坡後院失火,急得新加坡必須跳出東南亞經濟圈,這時候挺進中國便成了唯一出路。


任何亞洲策略都要有大中華的成分

這一次代表新加坡發展銀行收購道亨的高盛董事總經理 RAJIV GHATATIA 就表示:「任何亞洲發展策略,如果沒有大中華的成分或概念,都不是可行的策略,這當中香港是要塞之地。」從發展大中華市場來說,新加坡發展銀行在上海、北京已有分行,且已擁有多數銀行夢寐以求的人民幣業務。

但是高價收購道亨,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取得更多優秀銀行家,及一個強大的銀行團隊。因為發展銀行充分理解,雖然新加坡也是華人居多,但是與中國人根本就是兩種人,因此,他們需要香港的特區制度作為緩衝區。

新加坡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極力爭取進入香港的機會,其中新加坡電信最早展開行動。不久前新加坡電信以一六○億澳元收購澳洲大東旗下的 OPTUS,成為新加坡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海外購併案。而去年新加坡在香港電訊收購中鎩羽而歸,新加坡媒體一度表示,香港特區政府「處事手法不公平」。而這兩年新加坡發展銀行也曾參與第一太平及大通銀行爭奪戰,但在第一太平收購戰中不敵東亞銀行,而收購大通銀行在香港的零售銀行業務,新加坡發展銀行也不敵渣打銀行。

不過新加坡銀行進軍香港卻是態度堅定,其一是新加坡副總理兼金融管理局主席李顯龍在今年元月訪港,即在公開場合指出,新加坡終究是一個小地方,要成跨區銀行,就必須到香港來發展。李光耀也曾多次公開指出,全球在市場一體化競爭格局下,一個國家的銀行體系實力不足,想要成為金融中心無異是緣木求魚,新加坡從培植發展銀行、大華銀行及華僑銀行入手,尤其是發展銀行更是重點扶持的對象。


李光耀深謀遠慮值得深思


一九六八年成立的發展銀行,總資產一一一二.二八億元新加坡幣,去年獲利一三.八九億元,放款五一○.三一億元,存款八○七.二一億元(坡幣),新加坡政府一直期待發展銀行成為國際級的大型金融機構,目前匯豐銀行在全球排名第十四,發展銀行則排名第三十四位。

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新加坡發展銀行逐步進行國際化戰略,包括九七年入股泰國的 DANV BANK 及菲律賓的 BANK OF SOUTHEAST ASIA。今年初又購入新加坡上市證券公司唯高達五九.五%股權。另外九八年十二月新加坡發展銀行以四三億港元全面收購廣安銀行。

其實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新加坡銀行體系的缺點完全暴露無遺,李光耀下定決心整頓銀行業, 其中最重要的是引進美式管理文化, 發展銀行邀請了 JPMORGAN 資深銀行家 JOHN OLDS 出任行政總裁,JOHN OLDS 引進新的管理文化,加強效率與產品創新,發展銀行業績突飛猛進。單是這點就值得台灣銀行業引以為鑑,李光耀的深謀遠慮也值得台灣領導人深思。


香港強烈感受來自上海的挑戰


新加坡亟欲在金融風暴後謀新出路,香港何嘗不是如此。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社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改變。經濟負成長、失業率節節上揚,樓價狂變成負資產,而經濟緊縮造成百業蕭條已成了港人的夢魘,知名媒體更是一度宣判「香港已死」。

尤其是近兩年,香港人更加強烈感受到來自上海的挑戰。因為九○年代,香港是全球外資進軍中國的門戶,如今上海已搖身一變成為外資的企業總部,大陸各省市的公私營企業也都在上海設立辦事處。昔日香港作為替外資與內地企業穿針引線的橋梁角色,似乎逐漸被上海替代。香港人感受到來自上海的沉重壓力。

最近即將由財政司長升任政務司長的曾蔭權,便提出香港優勢的觀念,提醒香港人不要妄自菲薄,他認為香港擁有資訊自由、法治精神、廉潔政府與公平競爭四個大支柱,軟硬體建設也比上海好,香港在競爭上仍具有優勢。不過話雖如此,香港仍在思索香港未來優勢。香港機場管理局主席馮國經就指出,香港有第一流的港口、第一流的機楊,應努力成為珠江三角洲的空運中心。


香港要成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

最近馮國經就結合了一個民間組織發起了一個二○二二計畫(PROJECT 2022 ),為何是二○二二?是以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也就是二○四七年是香港回歸五十年的「大限」,二○二二年是一個中繼點,這個計畫主要在結合香港、澳門、深圳、廣州、珠海五地,這個地區囊括兩千六百萬人口,珠江三角洲以香港為核心,深圳可以成為香港的矽谷。在策略上,香港不再單打獨鬥,而是與珠江三角洲連成一體,使珠江三角洲成為背後有當今最具發展前景的中國大陸腹地支持,也使香港成為中國與國際市場商貿流通的關鍵據點。

香港與新加坡都在奮力掙脫困局,主要是亞洲金融風暴後股市暴跌,匯市衝擊尤大,尤其是香港實施八○年代推出的聯繫匯率,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吃足了苦頭。香港的聯繫匯率一度穩定了香港政局,可是九○年代面對高通膨,香港還得逆向追隨美國減息,使香港掀起了大浪。

九七年亞洲各國貨幣競相貶值,香港卻又逆勢隨美國加息。九八年香港經濟加劇倒退,出口銳減,失業率大增,樓市與股市齊崩潰。而新加坡為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這些災難國家包圍,亞洲金融風暴後的傷害有多大,可以想見。如今香港希望成為珠江三角洲的霸主,將二千六百萬人的市場做為香港腹地,而新加坡儘管在蘇州工業園區慘敗,但是新加坡進軍中國的戰略並沒有改弦易轍。


台灣重蹈日本覆轍 經濟毒瘤難根除


香港與新加坡所面臨的困境,台灣一樣也少不掉,可是我們的經濟戰略在哪裡?亞洲金融風暴台灣雖僥倖逃過一劫,可是台灣採取的是鋸箭療法,台灣資產縮水,銀行壞帳的問題根本沒有治好。更嚴重的是企業發生財務危機,財政部就命令銀行紓困,不良的企業、不良的銀行永遠不會倒。台灣將日本九○年代以來處理泡沫手法完全如法炮製,已成經濟一大毒瘤,這個瘤若是割不去,金融、營建、資產及內需產業恐難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而目前台灣社會面臨失業率節節攀高,經濟成長率每下愈況的窘況,其實這不是單一台灣的問題,試想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不在大舉裁員?去年以來美國景氣急轉直下,做為美國電子業代工重鎮的台灣豈能不受影響?台灣置身在全球化、一體化的經濟架構中,必須有整體思維。

首先是相對競爭力的問題,歐美大企業,例如思科、FLEXTRONICS、Solectron、摩托羅拉等相繼宣布大裁員,是因為工廠已無力負荷高生產成本,於是關掉生產成本高的廠,轉向低生產成本的地區採購,台灣企業必須致力降低生產成本,才有機會取得全球委外生產的訂單。台灣的華碩、廣達、鴻海似乎是這一輪生產成本壓力下的贏家。

其次則是在降低成本為第一考量的要素之下,全球勞動力紛紛出現被中國替代的現象。從九○年代起,中國至少釋出了三億個低價勞工,他們從黑龍江、山東、河南、四川各省湧向華中( 蘇州、崑山 )華南( 深圳、東莞 )等地,這些原來務農或從事畜牧業的工人幾年之內成了工業生產尖兵,一個大陸勞工月薪從四、五百元人民幣到一千元人民幣。這群素質精良、生產效率極高的低價勞工,立即取代了菲勞、泰勞,在成本考量下,台商紛紛將東南亞投資轉向中國大陸。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產生,這是遠因之一。現在這群精良的勞動力使中國成為生產代工重鎮,影響所及,全球大廠必須都到中國去投資。


外商積極投資大陸


例如宣布十五年來首度出現虧損的摩托羅拉已宣布關閉蘇格蘭的手機廠,同時加碼中國大陸投資。總部設在天津的摩托羅拉中國去年營收超過四十億美元。今年多災多難的思科也宣布將在南京與瀋陽設辦事處。思科系統的中國總裁杜家濱表示,中國有逾一億四千萬電話用戶、二千三百萬網戶,及八千五百多萬手機用戶,至少占思科全球業務五%,因此思科不可能放棄這個市場。

美國一家專業研究機構預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全世界四○%的產品將由中國大陸產出。由於全球外資湧入,中國首季外匯存底上升至一七六○億美元, 外商直接匯入資金達八三.九八億美元,成長一三%,而中國首季 GDP 成長達八.一%,在全球經濟低迷中格外亮麗。

在同樣考量生產成本的情況下,台灣的相對高生產成本當然不是中國大陸的對手。可是面對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而來,台灣必須有一個夠大的市場,一個可以充分降低生產成本的生產基地。假如眼睜睜捨棄近在眼前的中國生產基地,台灣的明天在哪裡?目前香港已決定成為珠江三角洲的龍頭,新加坡也以發展銀行向中國進軍,台灣卻還為了過多資金流向中國而不知所措,這是十分要命的事。


台灣需要新的李國鼎、孫運璿出來領導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目前的窘況有如三十年前的翻版,在蔣經國主政下,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充分展現了關鍵性的啟迪作用。最近半導體業精英回首二十五年前往事,當時政府培養種子部隊,送了一批年輕人到海外學習半導體,如今已綠樹成蔭。當年李國鼎以四億元台幣創建新竹科學園區,如今已成台灣工業心臟。

台灣今年面對高失業率及低經濟成長率並不足懼,可是政府必須很清楚台灣未來三十年的路在哪裡,台灣在全球低價化潮流中,想要完全藐視中國這個生產基地,那是絕不可能的。而想以政府力量左右資金流向中國,更是困難重重。現在阿扁總統的最重要任務是為台灣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戰略定調,我們期待有新的李國鼎、孫運璿再度領導台灣經濟,創造另一個三十年的台灣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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