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都知道，投資股票不能只聽證券分析人員的建議，尤其分析人員的心態更值得琢磨。如果你發表和別人不同的預測，而且又是錯的話，那麼你就玩完了，以後很難再抬得起頭來；可是如果今天是一堆人一起錯的話，那不是你的錯，而是市場錯了，大家都沒事。如果你的分析和別人相反，又不小心對的話，也不能四處張揚，因為你的同行都錯了，只有你對，投資人不一定會感激你，可是同業一定會排斥你。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跟著大家一起錯也沒什麼損失，反正公司不會開除所有的分析師；我不是在開玩笑，這是真實存在分析圈中的同儕壓力。所以行情好時你要比別人看得更好，壞時要說的比別人更壞，這樣才能在既定的遊戲規則中出人頭地；這也是為什麼會有泡沫市場，會有崩盤，而且還一再循環發生的原因。
泡沫市場導致勞力需求緊俏，而泡沫消逝後，失業率也不可避免地迅速攀高，「失業」便成為最近台灣社會最熱門的話題。一般來說，失業者通常是知識水平較低，或者技術層次較低的階層；與「錢」不同的是，錢在哪裡都可以用，而且價值可以迅速調整，因為「錢」的市場幾乎沒有阻力；不過「人」就不容易了，一個在高雄失業的人，不要說是到歐洲了，恐怕連搬到台北找工作都有問題。
再者，如果依照供需理論的話，失業率增加，工資水準應該往下調整才對；可是萬一老闆說要減薪，員工一定會反彈，即使薪水要降，也會調整得很緩慢。即使重新訓練失業者的技術和能力，時間也要拖得很長，短時間不容易見效，所以失業率確實是各國政府相當棘手的問題。
我們常說老美很務實，其實美國企業也很愛面子，平常如果貿然宣布裁員，會讓外界以為公司的經營發生問題，也會影響內部員工的情緒，所以平時美國公司並不會輕易裁員。不過一旦經濟數據表現欠佳，加上股票下跌，媒體也普遍表示悲觀看法，這時美國企業就會不客氣地大手筆裁員，因為這時並不是自己有問題，而是整個經濟出了狀況；而一旦一家企業開始裁員，立刻會有接二連三的企業跟進，此時不裁更待何時。
因此當不景氣階段，每逢季報公布期間，員工的心裡就七上八下，擔心自家企業的數字不好看，會有裁員舉動；美國企業的裁員動作並不是持續不斷的，而是一波過後，等待下一次季報公布時刻，如果不好，再來一波裁員潮。在經濟結構愈來愈成熟的台灣，失業壓力與日俱增，只是最近又加上政治、經濟、兩岸及國際等各方面的變數同時出現，而使得失業問題顯得異常嚴重。
美國的通貨膨脹雖然還不顯著，但是隱憂已存，這可從黃金及礦產公司股票近期上漲就可窺出端倪。我自己也投資了一家開採金礦的公司股票，好多年都沒賺錢，可是這兩個月股票大漲了三五％，所以也沒賠什麼錢。兩個月漲三五％好像很不得了，可是看看 Broadcom，光是這一個月就暴漲了一五○％， 不過若把時間往前推一年，這一年來 Broadcom 跌幅仍舊高達八○％。
通膨陰影雖然來襲，但是金礦公司的股價絕對不會五倍十倍地漲，波動也不會像以前那麼大。過去黃金的「黃金歲月」是在一九七○年代，經濟不成長、物價卻明顯上揚的停滯性通膨階段；到了八○年代，金價也漲了一波，不過這時的經濟也經開始復甦，可是通膨(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揚的速度更快。
當時美國的失業率也大幅竄升，於是有人發明了「 misery index (痛苦指數)」，即消費者物價指數加上失業率，用來代表老百姓對生活的痛苦程度。對一般小老百姓而言，即使自己仍然保有工作，但是擔心被裁員的壓力也不輕；同時總會聽聞周遭的親朋好友或是左鄰右舍有人失去工作，加上物價高升，失業率上升又導致工資不易成長；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自然也很痛苦。
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曾經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八○年各有一次高峰，這兩次都與石油危機和越戰有關。詹森總統時代，除了打越戰之外，他還打了另一場國內戰爭，即對貧窮宣戰( War on Poverty )，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原本便已因越戰而負擔沉重的美國財政，這下就更為吃重了，不巧又碰上石油危機，政府大印鈔票，導致通膨一觸即發；物價高漲，人民沒有錢可以買更多的東西。
當時有一句名言是「 Gun and Butter 」，槍和奶油，一個是越南戰役，一個是貧窮戰爭。在更早的時候，英國也面臨過類似的狀況；二次大戰時期，英國人曾說：「 Jam tomorrow. 」別急，明天就會有果醬可吃了， 但是真實的情形是，今天的麵包沒有果醬可塗。看來英國人比美國人實際一些，時局維艱，大家要忍耐一點，可是美國人則是槍與奶油兩者都想兼得。
當時美國的痛苦指數很高，就是建立在「槍和奶油」的政策下。原本詹森總統的用意是想幫助窮人脫離貧困環境，可是當通膨一上來，窮人的境遇更慘；因為有錢人頂多少買一兩件貴的衣服而已，可是窮人卻直接陷入生活的困境。
英國曾經長期陷在經濟的泥淖中，但是現在她的實力卻比歐陸國家都強，有一個開玩笑的解釋是，因為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所以能夠獨善其身。再看看美國，也從八○年代的處境中脫困，創造出整個九○年代的輝煌紀錄。如果從較為基層的結構來分析， 英美的法律架構具有彈性， 比較偏向實際經驗、 約定俗成的common law，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下，對新經濟的發展很有幫助。至於歐陸國家及日本、台灣等地的法律，則屬於硬邦邦的、缺乏彈性的大陸法系；從好的方面來看，這種環境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但是是過時的穩定，不太有能力適應快速變動的外在環境。
我們曾經舉過不少例子，在美國成立公司的唯一限制是不能從事犯法的業務；可是在台灣，你只能在公司法列表中的行業及業務裡，選擇你要做的事，政府才會發給你營業執照。這麼一來，公司的營業項目限制了公司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尤其當網際網路快速發展，電子商務、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新形態商業模式快速翻新，受到法令層層束縛的台灣公司要如何面對？
這也難怪台灣企業一直以來只能做美國公司的代工，因為美國公司打出新的市場，台灣政府才跟著修改不合時宜的法規，而企業在法規修正後才能從事「新」的業務；可是對美國公司而言，這項「新」業務的製造利潤已經不夠吸引人，正好outsourcing 給台灣企業。
另方面，大陸法系的精神是政府要主導產業的發展及經濟的走向，這點從這幾年國內外的經驗來看，多數是徒勞無功的。
美國七○、八○年代的高失業率，後來在新公司陸續成立下，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而趨於緩和，這批新設公司後來更成為九○年代新經濟的主流骨幹。因此我們對台灣目前的高失業率，雖然沒有立竿見影的特效藥，但是可以從歡迎鼓勵新公司成立的法令設計上著手，進而刺激勞動市場的需求，才可有效解決勞工的失業問題。
同時政府的主要任務除了讓新公司順利成立外，還要想辦法讓新公司成長得快，錢賺得多，這樣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雇用更多的勞工，這才是最基本的解決方案。
(谷月涵的電子信箱： mrtaiwan@mrtaiwan.com.tw， MrTaiwan.Com 的網址：mrtaiwan.com.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