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入圍威尼斯影展的那個晚上，我整晚開心地無法入睡，躺在床上，嘴上都掛著合不攏的笑意。」鄭文堂有點靦腆地笑說著，不過第二天，他的生活又回到正常的軌道。
直到七月底，他的影片《夢幻部落》入圍威尼斯影展的消息傳回國內後，主流影視圈的朋友們又想起了他，「最明顯的落差是發生在我媽媽身上，鄰居從電視得知這個消息，不斷地跟我媽媽恭喜！」大家這時才知道，這個當年村裡唯一考上大學的阿堂，原來已經變成國際級的導演，而他的母親總算搞清楚，原來這個四十好幾的兒子，扛了十來年的攝影機，居然已經揚名立萬了。
深迷社會底層小人物喜怒哀樂的國際級導演
今年二月，他又多了個頭銜︱︱與企業界的太電集團董事長孫道存、微風廣場董事長廖偉志、金車集團董事長李添財等人並列行政院顧問。他很不好意思地說，因為往昔長年黨外的經歷，與行政院長游錫堃等人熟識，其實他很怕別人提起這個頭銜，當初會答應應聘為行政院無給職顧問，純粹是為了對台灣文化政策有點貢獻。
威尼斯影展是個驚喜，他最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創作。
一九五八年出生的阿堂，來自蘭陽平原，青青子衿時經歷了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變動年代。在文化影劇的那段日子，他說，「因為窮困，生活費加上買書之後剩餘的錢不多，我沒有辦法和同學一樣去跳舞、狂歡，只能窩在草山上的宿舍裡，啃讀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之類的文學作品。」或許是自己的處境與小說中的小人物類似，他深深為社會底層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所迷。
當年算是文藝青年的他，經常帶著稿紙到明星咖啡屋，遠遠地望著文壇的前輩，自己縮在小角落裡，絞盡腦汁地練習創作；或是努力攢錢以朝聖般的心情去看金馬國際影展，在這些場合認識了當時左翼的文化人，如王智章、何金山，《八十年代》雜誌的徐璐，以及當時搞黨外運動的一干人等。這些人執著批判的理想，召喚著阿堂騷動的靈魂，激發出他參與社會改革的熱情。
大學畢業後，阿堂先從電影場記做起，當時台灣最盛行的是豔星陸小芬等人主演的社會寫實片，諸如《上海社會檔案》、《豔賊》等。日夜顛倒的片場生活，他印象很深的是，拖著疲憊身軀騎著野狼一二五機車，自以為很酷地穿著美軍大衣，穿梭在冷颼颼的台北街頭，一面騎著車，他一面想著：為何總是在拍些距離真實生活很遙遠、莫名其妙砍殺、女性被強暴的電影？當時他就發願，如果有一天自己能當導演，「我一定要拍出讓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的電影。」
八三年，發生了台北縣海山煤礦爆炸，七十多名礦工傷亡的重大事故，報上卻只有制式的消息處理。他記得那天是周日，綽號「麻子」的王智章打電話要他借一台 ENG 攝影機到現場，拍些不可能出現在三台電視新聞的畫面； 之後幾天，他瘋狂地記錄家屬的悲痛，軍方與官方保守、傲慢的處理態度，後來透過已過世的立委江鵬堅的質詢，將這個影像拿到立法院播放，從未到過現場的立委們，個個看得目瞪口呆。這樣的經驗，也讓黨外人士見識到影像媒體的強大影響力。
隔年，他加入王智章、李春發、傅島、林信誼等人組成台灣街頭運動史上相當重要的「綠色小組」，以記錄影像參與社會運動，往後他還組過「文化台灣」等影像工作室。
將近十年間，這群街頭記錄者背著攝影機穿梭在以各種議題為訴求的街頭運動，經過無數的衝撞，狂熱地記錄著激情變動的台灣社會，包括人權、工運、原住民、環保以及政治等議題的社會運動事件，幾乎無役不與。並且和邱義仁等人結下深厚情誼，進入當時重要的工運團體「勞工法律支援會」，並擔任黨外雜誌如《新潮流》等刊物的編輯，也在政治理念的驅使下加入新潮流系統。
九○年代，在中正紀念堂學運之後，驚心動魄的街頭運動時代已趨平靜。阿堂一度進入廣告公司，未幾，他離開企業體系，跨入影像創作的階段。
回到自身生命經驗不斷挖掘與反芻
九六年，阿堂以討海作家廖鴻基的故事為原點，寫了電影劇本《詩人與阿德》，獲得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及三十萬元獎金，隔年拿到一千萬元電影輔導金，由導演萬仁執導成電影《超級公民》；九八年，又以《明信片》拿到一百萬元的短片輔導金，他用這些錢，成立了「綠光全傳播公司」。
此外，他以自身的生命經驗為起點，與公共電視合作，逐步完成了「河流三部曲」、「部落三部曲」等系列影片。此次入圍威尼斯影展的《夢幻部落》，就是從「部落三部曲」的第三部曲改編而成的故事，去年這個劇本也第二度替他拿下優良電影劇本獎。
訪談過程中，鄭文堂講了一個故事：某位朋友在台北市的光復南路上等了二十分鐘的公車，公車站旁有個垃圾桶，在這二十分鐘內，連續來了三個翻垃圾桶找尋食物的人，第一個是一位穿著破舊西裝的中年人，長相斯文卻毫不在乎旁人眼光地在垃圾桶裡翻找食物，找到人家吃剩的半個漢堡，狼吞虎嚥地塞進了嘴裡；過一會兒，又來了一位遊民，找不到剩菜剩飯的他，抓起不知被丟了多久的珍珠奶茶，貪婪地倒進了口中；最後，一位看似中輟生的少年，也神情恍惚地再刨了一遍這只垃圾桶，毫無所獲的情況下，甚至拿起一個已經喝完的飲料玻璃瓶，往旁邊牆上用力地打破，在滿地的玻璃碎片中，捧起還算完整的瓶底，飢渴地吸吮著玻璃片上殘餘的味道……。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台北街頭，荒謬矛盾的場景，深深觸動著鄭文堂的內心。
類似這般的故事成為鄭文堂不斷創作的動力之一。貼近社會真實面貌卻動人心弦。相較於其他的電影人，大學畢業就進入電影圈的他，一路走來將近二十年，至今仍是個狂熱的電影知識蒐集者，他愛看電影，不過他只喜歡看動人的故事，他甚至宣稱，「創作的原動力是愛情！」不過這裡所謂的「愛情」，就如同台灣新電影的許多導演一樣，是回到自身生命經驗中，不斷挖掘與反芻的結果。
熟悉鄭文堂作品的影像工作者表示，阿堂作品的特色在於，以劇情片的形式堅持關注原住民。由於原住民族群文化的豐富性與族群處境艱困，絕大多數與原住民題材相關的影像作品都是以紀錄片的形式呈現。但長年與弱勢族群相處的鄭文堂，則是在劇情片中自然呈現出原住民的種種狀態與困境。
此次入圍的《夢幻部落》，電影的第一段講述一位失業原住民，從部落回到都市中，追尋過往的愛情。阿堂的影片中不再憤怒地伸張正義，而是透過主角追尋愛情的軌跡，搭配原住民語言優美的詩意，呈現了建築工地裡外勞取代本地勞工、原住民被迫聚居都會邊緣的鐵皮屋內的卑微處境。這不再是赤裸裸的舉手抗議，而是幽微地道出貼近社會現況的真實情景，以個人影片創作為弱勢者說話，長年來已經內化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更是他信手拈來的創作素材。
看完鄭文堂反芻自身的愛情故事，告別憤怒，那既濃且淡的影像語言深深打動觀者，昔日輕狂激情的阿堂依然在，只是情感更深沉綿密，不著痕跡地撩動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