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從小在藝文創作的環境成長，由於父親是銀行員，母親是演員，家境還算富裕，他受到母親的影響，五歲就參加舞台劇演出，十歲就寫了生平第一本小說，此外，他也相當著迷繪畫。但是，母親擔心他以繪畫為志向，將來可能會面臨失業，極力反對高行健當畫家，於是他進入北京外語學院法文系就讀。
畢業後，高行健被下放農村勞改，每天跟著農夫挑糞種田做粗活，忙完了，他就倒杯熱茶，面對著遠處的青山沉思，「我就安心當個農夫，沒人知道我會思考。」雖然高行健心裡這樣想，他還是以筆名持續寫作。
文革時期，風聲鶴唳的緊張氣氛並沒有讓高行健停筆，害怕被羅織罪名而入獄，高行健不斷地創作，也不斷地燒掉手稿，寫了又燒，燒了再寫，曾經，他流著淚燒毀一大皮箱的作品。
文革結束，高行健回到工作崗位，一度以教法文為業，陸續發表戲劇作品，但廣受歡迎的劇作讓他成為大陸官方嚴密監控的對象，為此，他逃到中國西南部的深山裡避風頭。及至後來，為了追求創作自由，他離開故鄉，遠走法國巴黎，從此他的作品也多方被禁，包括數年前由果陀劇場以他的劇本「車站」演出的劇碼，在中國大陸也幾近絕跡。
當代許多傑出的華人作家著作等身，卻無法打入西方文學界，高行健的文學作品能被西方人認識，進而獲獎，諾貝爾文學獎資深評審委員、瑞典漢學家馬悅然（Professor NGD Malmqvist ）是首要功臣。
馬悅然多年前來台訪問，回國時帶了一疊中文期刊在飛機上閱讀，當他翻閱到《聯合文學》發現高行健的短篇作品，當下視為珠玉之作，他不但一口氣把通篇小說翻譯完，返回瑞典後更四處搜羅高行健的作品。目前，高行健九五％的著作都由馬悅然幫他翻譯引薦到西方文學界，難怪高行健接受媒體採訪時總強調，創作路上多虧有貴人相助，身為華人的他才能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