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美國西岸碼頭工人鬧罷工，港口貨物運輸停擺，也造成台灣方面出口廠商的一陣混亂。台灣朋友問我，為什麼景氣這麼糟了，工人們還勇於罷工抗議，難道不怕公司倒閉，到頭來連工作都沒著落？
日本最近十年發生了三次經濟衰退，其窘況幾乎可與一九三○年代的美國大蕭條相比；到現在，日本經濟看來還是沒什麼方向可言。唯一確定的是，日本股市真的很糟。而日本政府使出來的招式還是老套｜｜買下銀行手上的股票，幫銀行解套，如此而已，毫無新意。
根據統計，日本銀行的呆帳率高達二五％，金額是台灣呆帳的十五倍之多；從九五年到二○○二年的七年間，估計日本政府花了九兆日圓去填補銀行的窟窿。九兆日圓相當於七七○億美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相對於日本的壞帳及經濟規模，便顯得有一點小巫見大巫了。
拿一個數字對照就很清楚。日前台灣方面考慮籌措總計一兆五百億元的金融重建基金，一．○五兆元約為三百億美元；台灣的銀行壞帳是日本的十五分之一，卻準備丟下將近是日本四成的資金來解決金融問題。先不說台灣的做法對不對，但是卻可以確定，日本根本無心無力解決呆帳問題。
日本政府將利率降到零，所以可以看到一大堆明明已經該破產的日本公司卻仍然存在，銀行也受到政府的指示而未逼其還錢或破產清算。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銀行生存，一方面支撐企業不倒；而企業不久前還普遍維持終身雇用制，在沒有強大的壓力下，員額精簡也很有限；既然一切都沒什麼改善，經濟自然也沒有好起來的道理。
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提出一套理論，大意是說，經濟出現衰退是一件好事而非壞事，因為不是每個個體發展的方向都是正確的；即使現在走對方向，但是走久了也難免出現偏差，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在泡沫末期，會有大量的不當投資，集中在沒有效率的設備、公司，甚至工人身上。
如果經濟一直處在成長軌道，這些無效率的資源便不會有壓力，可以一直存在；然而一旦出現衰退，這些沒效率的部分則會優先遭到破壞，破壞的手段不外是出售、破產或裁員。不過破壞是讓這些目前未發揮效率的資源，能夠重新配置，放在更適合的地方，好讓其有機會發揮更大的功用，如此經濟也才會更有效率。
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Craetive destrution 」｜｜創造性的毀滅。 聽起來似乎很殘忍，但事實上就是如此，不能一直把過去的架構及經濟凍結在新的環境裡；舊的不砍掉，就會一直耗用資金、公共財及人才，浪費整個經濟的資源。日本多年來就是做不到這一點，才會陷在今天的困境難以自拔。
如果經濟一直很有效率，便會立即反映外在環境的變化。當經濟一不好，商品價格會立刻往下掉，機器設備、原料、房地產也都應該迅速反映；企業的資產要拍賣，以換取活命的現金，這一來，會造成設備價格下跌，而新成立的公司或計畫擴大規模的公司便有便宜貨可以撿，可以快速填補先前騰出來的空隙。價錢若跌得愈快，便會愈早提供新創公司冒芽的環境，經濟陷入困境的時程也會縮短。
勞動市場也是如此。照理講，公司倒閉或裁員，應該也會造成工資水準向下調降；而工資下跌，裁員的人數便可減少，新公司也願意以較低的價格聘請能力、經驗都不錯的人，經濟也可以快速反映市場的變動。
問題是，工人不是設備或機器，機器停擺頂多只是加快折舊及生鏽，工人卻得養家活口；所以在剛開始被減薪、裁員初期，為了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會出面與公司抗爭。同時政府的勞基法也賦予工會的權限，只不過在經濟變動下，能發揮多大的保護作用，其實還很難下定論。
近代歐洲一開始就選擇要走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體制，一方面是其經濟成熟，成間空間受限，所以屏棄追求成長，而著重在穩定社會的制度。這點光從歐洲人的上班時間短，做事態度不積極就可看出。對歐洲人來說，今年經濟的好壞與否，遠比不上今年上市的葡萄酒年分好不好來得重要。
另一個原因是，歐洲過去是共產主義的第一線，世界第一個共產國家雖然出現在俄國，但是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卻是德國人。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風潮席捲歐洲，多數歐洲國家的首都都發生或大或小的動亂。因為這段歷史，所以歐洲諸國為了避免國家淪入共產制度，選擇中間偏左的社會主義路線，以平息民怨。
歐洲實行自由經濟最徹底的國家自然是英國了；因為她離俄國最遠，又有英吉利海峽的屏障，再加上與美國走得很近，所以走出與歐洲大陸不同的路。
目前各國政府積極推動的退休基金制度，其實發軔於十八世紀的德國，由當時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所推動。不過俾斯麥是位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會推動退休金制度，本意不是要照顧勞工，而是讓勞工有所期盼，只要公司發展得好，其未來的老年生活便有保障。員工的命運既然與公司的興衰連結在一起，所以雇主就可以大聲說，現在就乖乖回去工作，別再鬧了！
由於有這樣的背景，所以歐洲的成長就比美國慢。不過回顧一下，原本大家以為美國頂多衰退一季便會回到成長軌道，沒想到現在可能會連續三季都不好過；可是歐洲至今卻仍未出現衰退，可見成長慢，衰退也慢，一開始選擇走的路，大概就已經決定未來的變化了。
美國經濟以快速反映外在環境變化著稱，用不到的資產、公司、勞工，都以最快的速度解決掉；甚至連不要的產業也會很快消逝無蹤，不過其不要的產業都是比較成熟、落後的產業。 像過去美國有所謂四大汽車廠，其中美國汽車（ AMC ）已經不見了，克萊斯勒賣給德國戴姆勒集團，福特最近也混得很辛苦，剩下的通用（ GM ）則還在與日系車種鏖戰不休。個人電腦是另一例證，美國廠商幾乎不再製造個人電腦，訂單全都搬到台灣了。
可是即使少了克萊斯勒及個人電腦製造，過去十年美國經濟還是成長得很好。近來則因為部分產業擴充太快，尤其是通訊方面，所以也不免進入頭痛時間。
不巧的是，台灣目前也面臨經濟衰退，過去成長太快的產業、企業紛紛縮減規模，並積極處分不要的資產。到了這種階段，雖然有退休基金及工作不保的壓力，勞工們也不希望公司發生危機或倒閉；但是工資要降多少，裁員要裁幾人才算合理？畢竟管理階層與工人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立的；所以儘管這種時候鬧罷工好像不想混了，但是工人們是希望透過工會的力量，向資方表達自己不是好欺負的，甚至做出不惜把公司搞倒的態度，這樣才會有談判的空間，進而讓傷害降到最低。而談判的結果通常是裁員人數比預期少，但是經濟反映環境的速度也因而減慢。
一百年前，經濟成長及衰退的周期短、波動大，對經濟其實並不好；固然經濟衰退有其正面作用，但是過於激烈也絕非好事。招募工人訓練個兩年，受到景氣影響就立刻開除，等到景氣回升，再找新人從頭訓練起，這種做法不是長久之計，而且企業也無法做較長期的營運規畫。
十九世紀的成長、衰退比例約為六○：四○，二十世紀約為八○：二○，也大致說明了體制的改善，對經濟仍是有正面的效用。看了世界三大經濟體的發展狀況，台灣應該選擇更有彈性的方式，勞基法不應該學歐洲，更不要學日本，搞不好要比美國更有彈性，才能迅速反映經濟現況，發揮台灣特有的彈性、靈活的專長。
目前看來，短期間經濟是好不起來了，以往處理問題的方法就是拖字訣，等待景氣復甦，問題便迎刃而解；但是這回恐怕不靈了，我們不能再等待「經濟」自動來救我們，而應該積極面對問題，加以解決，才會有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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