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齣連播數百集的台語連續劇《台灣霹靂火》，不但捧紅了劇中的反派角色，捧紅了編劇，也使最媚俗的政黨及政治人物爭相引用劇中台詞。這與其說凸顯了劇情的不良社會作用，不如說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過度刺激」現象。
「霹靂火」顧名思義，是雷霆萬鈞，讓人措手不及的大火。劇集而名為「霹靂」，當然就是一切震撼中的最震撼，語不驚人死不休。事實上，台灣的政治文化及通俗文化早已發展到「霹靂」階段。布袋戲標榜「霹靂」布袋戲，政治人物動輒指控對手「挑起統獨對立」、「一中賣台」，而統派媒體更善於「恐嚇中共犯台」；台灣人都是被嚇大的。
所有的刺激都有極限，喜好「無限上綱」的社會，需要不斷加重刺激，由輕鹹而重鹹。當刺激超過臨界點後，隨之而來的往往不是恐懼過度變成癱瘓，或刺激過度造成崩潰，而是恐怖的變成荒謬的，可怕的變為可笑的。換言之，社會「過度刺激」的結果，就是效果的物極必反，對刺激報之以戲謔或反抗態度。
《台灣霹靂火》中的反派角色會成為反英雄，正如白曉燕案中的陳進興成為反英雄。只要社會是在「過度刺激」下，喜好「無限上綱」的每一方又被看清虛偽面目時，以犯罪或墮落戳破社會虛偽的人，就可能被當作反英雄崇拜。崇拜的背後其實是集體抗議，與被崇拜者的人格無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兩部小說《麥田捕手》及《二十二條軍規》的轟動一時，也是因為它們戳破虛偽，反映了反越戰時代人性大反省的普遍心聲。
知識分子對《台灣霹靂火》的批評主要集中於數點：一、它是爛劇，說多爛就有多爛，爛劇而能轟動真是不可思議。二、它的觀念錯誤，有誤導社會之虞。三、它沒有像當年連播百餘集的《包青天》，為社會帶來正面典範。
研究過肥皂劇的人都知道，它和小說及電影不同，不必交代楔子及結尾，劇情的吸引就在即時刺激裡，連播愈久社會效果愈大。影像理論大師布西亞說得好，大眾文化及消費文化的本質就是文化複製及不斷循環，它們不是為了延續什麼偉大「意義」而創作，純粹是為滿足消費及大眾口味而生產。因此，文化工業的「爛」是必然的，為了劇情方便而誤導觀眾也是必然的。
至於要求肥皂劇像《包青天》並承擔教化責任，這不只涉及藝術與政治的分野，也關係教育與娛樂的不同屬性。幾千年來，傳統社會正是以一套藝術責任論在打壓藝術與娛樂，強迫它們為政治（教權、王權、極權、威權）服務。《包青天》這個虛擬的樣板，不但今天還在欺騙大眾，連飾演「包青天」的演員都自以為是包青天，想以包青天扮相騙選票。
正面典範的時代早已遠去，經過電視影像誇張處理後，所有正面人物都會變形，人類必須學習適應「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的新視野，接受二十世紀帶來的新面貌。如同史學家霍布斯邦說的：二十世紀激起了人類最偉大的想像，也摧毀了過去所有美好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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