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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戲的政治旁觀者--侯孝賢 P.74

入戲的政治旁觀者--侯孝賢 P.74

2004-02-26 23:39

侯孝賢的電影,從來都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他始終認為這個社會需要承認有「不認同」的自由,接受有許多不與自己相同的異者存在;惟有讓整個社會處在渾沌的狀態,才有融合的可能。

這一陣子,侯孝賢有點火大。一個多月前,侯孝賢出任「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召集人,呼籲藍綠陣營不要在二二八當天舉辦選舉活動操作歷史悲情,頓時,侯孝賢從原本優游自在的電影人,成為媒體政治口水戰的焦點。面對泛綠的叫囂、泛藍的刻意拉攏,以及媒體蜂擁而來的採訪,侯孝賢多少有點不耐煩。他火大的是,媒體或政治人物對他的話,總是斷章取義的解讀,但演變成今日的局面,他其實早有心理準備的。

族盟成立當天,侯孝賢被好友作家朱天心、前中國時報記者楊索等人一致推舉成為召集人,灑脫的他爽快地說:「好吧!就讓我當那個被丟雞蛋的人。」之後,對自己的身分被刻意拿出來作政治檢驗的口水戰,侯孝賢擺出一副笑罵由人的姿態,甚至還私下開玩笑說:「以前的我可是很會罵人的。」這次侯導的脾氣收斂很多,因為他知道不用在第一時間回應外界對他個人的批評,以免扭曲了族盟關懷的焦點。他不止一次頗得意地對友人說,「這下子,他們踢到鐵板了吧!」與他合作電影編劇二十年的朱天文也說:「他什麼三教九流的人沒碰過,這些不會造成他的壓力。他不是天真的文化人,不會一被批評就嚇得躲起來。」


笑罵由人 背書包窩在咖啡館看書

儘管外界紛擾不斷,媒體也接二連三地約訪希望他說清楚講明白,但只要一得空,他依舊背著書包、腳穿著慣穿的白布鞋,鑽進咖啡廳裡看書、想下一部電影的劇本,對人親疏分明的他照常與朱天文、政大廣電所副教授盧非易等藝文界老朋友聚會,這時他拚命耍寶把大家笑翻天的模樣,才是真實的侯孝賢。

民國三十六年出生的侯孝賢,父母是隨國府遷台的廣東梅縣人,一心想要回大陸去,侯家人暫棲在高雄鳳山市,而在家說客家話、出門學得一口流利閩南語的侯孝賢,則在打架、混兄弟的邊緣化環境長大。不愛念書的他,除了混以外,從少年時期就愛鑽進電影院看遍當時所有的電影、到租書店幾乎看完所有的瓊瑤、武俠小說、漫畫等,到現在他還保持大量閱讀的習慣,上個禮拜媒體追著滿街跑時,他就曾要大家去讀讀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所寫的《旁觀者》。

早年的生命經驗,侯孝賢無形中養成了能和任何人打成一片的本事,他對人總是充滿興趣;而偷竊、貪吃、年少時無以名狀的無聊等,也構成了侯孝賢電影很基本的元素。

退伍之後,侯孝賢準備好好定下來做些事。一開始他曾經賣過八個月的電子計算機,之後考上國立藝專影劇科,侯孝賢曾經在訪問中提過,而當時念影劇算是不太入流的科系,當時交往的一個女孩子還因此和他分手。畢業後,侯孝賢進入電影圈的第一份工作是當知名導演李行的場記,幾年內,他就當上副導,拍了幾部商業片,逐漸在電影圈內嶄露頭角。

盧非易回想二十年前初次聽到「侯孝賢」名字時的場景,當時包括朱天文、丁亞民、盧非易等文藝青年合組了一個名為「三三集刊」的社團,固定每周六下午都會進行讀書會。那天讀書會剛完,朱天文接到一通電話,一個自稱叫侯孝賢的人打電話來,想要改編朱天文剛得到聯合報文學獎的短篇作品《小畢的故事》,不過在場的這幾位文藝青年當時都只看西片,不太看國片,更不認識誰是侯孝賢,只想說不知道是哪個俗氣的商業片導演要來糟蹋朱天文的作品了。


樸質生命力 盡顯電影才華

第一次與侯孝賢約在明星咖啡屋談版權之前,朱天文的家人覺得台灣電影圈的人都是相當狡猾與奢華,再三叮嚀朱天文要非常小心,叫她價碼一定要抬高一點,免得被騙了。當時才二十四、五歲的朱天文,那天刻意穿起套裝、盤起頭髮想要顯得很老練,結果沒想到侯孝賢、陳坤厚導演等人雖然穿著涼鞋、緊身牛仔褲,一副就是混阿飛出身的外表下,卻流露出樸實、誠懇的氣質,幾個人一見如故,完全打破文藝青年對電影人的刻板印象。從此就開始侯孝賢與朱天文長達二十年的合作情誼。

早在侯、朱兩人合作之前,侯孝賢就曾經導過幾部輕喜劇,如《就是溜溜的她》、《在那河畔青草青》等,票房大受肯定,之後侯孝賢與楊德昌、萬仁、曾壯祥等人合拍的《兒子的大玩偶》再度受到好評,清新的電影形式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浪潮。

那一陣子台灣電影圈裡多了許多像萬仁、楊德昌等從國外念電影回來的人,對全然從實戰片場出身的侯孝賢產生了不少衝擊,這些喝過洋墨水的導演談的是表達形式、理論,但卻在侯孝賢等人過去以土法煉鋼、不知而行等以直覺拍出的電影上獲得印證,這種發現讓侯孝賢既興奮又模糊,很想拍一些什麼東西的衝動油然而生。

當年,《小畢的故事》雖是由陳坤厚掛名執導,實際上侯孝賢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編劇,第一次的合作,就讓朱天文驚豔到侯孝賢的才華。等到侯孝賢以自己成長的經驗要籌拍《風櫃來的人》時,劇本都寫好了,卻面臨不知如何動手的困境,朱天文當時就以敏銳的作家角度,看到侯孝賢與沈從文同樣出身社會底層等背景的相似度,拿了《沈從文自傳》給侯孝賢看,一下子,侯孝賢就像發現一盞生命明燈似的,明白了自己到底要表達什麼,拍攝時,不斷要攝影師「遠一點、冷一點」,希望作者退出電影之外,也因此出現第一部所謂侯孝賢的電影。

在拍片現場,侯孝賢是一個渾身充滿魅力的導演,他電影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大量起用非專業演員,在現場慢慢營造出適合的氣氛,引出每位演員原有的特質,幫他說出完整的故事。所以他能夠跟帶有江湖味的陳松勇合作,捕捉出陳松勇身上的韻味,讓幾乎不太會演戲的陳松勇以《悲情城市》拿下金馬獎影帝,也能跟重義氣但在影劇圈頗具爭議性的楊登魁一拍即合,出資讓他拍電影。侯孝賢也深知自己的能耐,因為《戲夢人生》跟布袋戲耆老李天祿合作,他說:「李天祿演了一輩子的布袋戲,本來就渾身是戲,這種人你怎麼要他演戲,你只是要慢慢引誘出他豐富的人生經歷罷了。」


跳脫族群 爭取「不認同」的自由

那時,盧非易他們這群讀西方文學、存在主義長大、學院出身的文學人,乍看之下和在片場混久了的電影人是很不一樣的,氣質、思考模式都不同,可是侯孝賢就是有本事讓不同氣味的人打成一片。朱天文的形容更是生動,她說,「侯孝賢就像是即溶咖啡顆粒,每到一個環境中,就很快地能夠融入現場的氣氛。」

當年他們因為《戲夢人生》到大陸福州去勘景,一到那兒,侯孝賢立刻就與當地布袋戲團的人搞得很熟,「而且模仿力很強的他,回來後還是像中了邪一般,講的都是福州話,拍《海上花》那一陣子也是,侯孝賢就算在朋友的聚會上,也老是用上海腔的普通話講個不停,更厲害的是,我們一夥人去唱卡拉 OK,他可以用一種我們都聽不懂的語言,把日本歌唱得有模有樣,全場都被他笑翻了。」

陳文茜曾經形容過侯孝賢,說他「就像個標準的台灣男人,帶有一點流氓氣息」。但是在朋友眼中,他卻是個心思細膩又極愛耍寶的傢伙。曾經有一回,大哥當慣了的侯孝賢買飲料請大家喝,遞給每個人時還順手拿衛生紙擦了擦易開罐的瓶口,讓大夥安心對著口喝,朱天文說,很少看到有男性如此心細。

這次他會跳出來為爭取族群平等發言,朋友都不感覺意外,因為在所謂的外省人家庭長大,交往的好友中卻不乏台籍人士,早在二十年前,侯孝賢就在電影裡反覆思索族群的課題。從自傳式的《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到後來史詩型的《悲情城市》、《戲夢人生》,侯孝賢都跨越族群藩籬,從社會底層、市井小民的眼光詮釋著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態。

「在他的電影中,從來都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他一直在跳脫族群劃分的困境,他也從來不是所謂的正方或反方,也不會美化或醜化某種類型的人。因此,就算是拍《悲情城市》那個年代,不管是支持國民黨或反對國民黨的人,都可以從他的電影裡找到支持或批判,最後雙方都發現,無法將他的電影工具化利用。」盧非易說:「他要講的是,這個社會需要承認有『不認同』的自由,接受有許多不與自己相同的異者存在;惟有讓整個社會處在渾沌的狀態,才有融合的可能。」(本文轉載自375期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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