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不曾有哪個政權是以「賭」與「色」為立國宗旨的；相反地，歷代幾乎每個政權多少都標榜要端正民風而禁賭禁娼；然而，賭色二端，也不曾真正自人類文明中絕跡。我並不是說，政府一定要開放賭禁或讓色情合法化，而是要強調，任何主政者都不能對社會上真實存在的灰色現象視而不見。
澳門街頭充斥著銀樓、珠寶店及當鋪，賭場又全以現金交易，要在此處「洗錢」，簡直是輕而易舉，有如家常便飯。有洗錢需求的人，只要拿黑錢在銀樓購買黃金、珠寶，或在賭場換成籌碼，再兌換成現金，只消花一點手續費，甚至完全不必折價，來路不明的黑錢便漂白成功。
澳門一直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過去三年的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突破五○％，今年可望再成長一○％。目前澳門的平均每人GDP已達二．四三萬美元（二○○五年），將近是台灣一．五三萬美元的一．六倍。現在的澳門，幾乎全島都動了起來，放眼望去，處處都在建設。
最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大型賭場（Casino）在這幾年相繼進軍澳門，其中尤以美國賭場最為積極。繼金沙賭場（Sands）之後，永利賭場（Wynn）在今年九月也隆重開幕；緊接著還有威尼斯人賭場（Venetian）也即將開幕。這些美系賭場受到美國反洗錢防治法的嚴格控管，即使跑到遠在天邊的澳門開店也不例外。
這些美國賭場的總部幾乎都設在內華達州的沙漠城市拉斯維加斯。諷刺的是，拉斯維加斯最早是由紐約黑幫所建立的城市，其中以西格爾（Bugsy Siegel）最為有名。西格爾也是通訊創新應用的發明人，在四○年代設立了全國性的投注站服務，成為股票經紀服務的前身。
西格爾不幸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偷了拉斯維加斯賭場股東的錢。想當然耳，能投資又敢投資賭場的人物，不可能是簡單的角色，正是黑幫分子。太歲頭上動土的下場，就是命喪黑槍之下。
儘管草創時期猶如處於無政府狀態，但經過多年的努力，拉斯維加斯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也逐漸轉型為不賭博也值得一遊的親子度假景點。這座在沙漠中央憑空建立起來的城市，如今與美國最負盛名的城市，如紐約、洛杉磯與芝加哥等齊名。
最近我因公到澳門出差，發覺賭博真是無聊透頂的活動，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不過澳門的轉變與拉斯維加斯如出一轍，這點倒令我印象深刻。由此我不禁有個想法，從人類歷史上的種種豐功偉業來看，走在時代尖端的先驅者，好像不是流氓，就是亡命之徒。
舉例來說，十九世紀縱橫地球的大英帝國，其殖民地版圖從美國橫跨至太平洋彼岸的香港、印度，甚至埃及，要掌控幅員如此遼闊的帝國，並做好聯繫及後勤補給，一定要擁有全球最強悍的海軍艦隊。
不過，一般人並不知道，英國海軍是以海盜之姿在美洲新大陸開疆闢土，英國皇室不但心知肚明，還給予相當大的支持。當年西班牙艦隊在南美洲燒殺擄掠，自印地安原住民手中搶得大批黃金後，在運回歐洲途中，卻被半路殺出的英國艦隊洗劫一空。
搶來的大量黃金及豐富的海戰經驗，提供關鍵的金援及實戰訓練，造就了天下無敵的英國皇家艦隊。另外，別忘了，過去香港僅僅是英國在東亞的鴉片交易中心，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如今香港尊崇的金融中心地位，仍是亞洲各大城市急於追趕的目標。
台灣的IT（資訊科技）硬體產業稱霸全球，但一開始也是摸索匍匐、跌跌撞撞，才有今日享譽全球的尊榮。多數人可能連鳳梨牌電腦或青蘋果電腦都沒聽過，他們是當年蘋果電腦的仿冒分身。
早期台灣的軟體、設計及商標盜版層出不窮、司空見慣，如今卻很少見；仿冒固然不應該，但若說仿冒（好聽一點是學習、模仿）是發展自有專利、品牌的啟蒙過程，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反對。
過去台商不重視智慧權，現在則對投資中國的設限規定視如無物，這兩種心態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正因為過去十年台商「忽略」了投資中國限制的規定，現在才有能力牢牢掌控中國電子業供應鏈的命脈，否則台灣本身的電子產業，恐怕也已失去全球競爭力。儘管這些事實令台灣部分人士不快，但卻很難提出有力的辯駁。
古猶太法典塔爾穆德（Talmud）中，討論人性中兩種相互矛盾的部分，一是傾向邪惡，一是傾向正直。Talmud提過一個預言故事：當以色列人試圖控制人類邪惡的本性，並將之永遠封鎖禁錮；然而他們立刻發現，母雞不再下蛋、良田乾涸荒蕪。以色列人於是釋放出邪惡本性，土地又恢復原本的肥沃，母雞也再度下蛋。
這個預言的重點在於，帶動人類繁衍進步的力量，似乎來自於人性中傾向陰暗的一面。我們要做的，並非抑制黑暗的力量，而是將這股力量引導至正面、具創造力的方向。此對政策、產業及個人的規範皆適用。
我並不是鼓勵社會應該放任罪惡橫行，而是所謂的「犯規」，是真正的犯罪，抑或只是一般人好惡的價值判斷；如果是後者，我們便有更進一步的討論空間。通常，我們會希望法令鬆綁，讓創意有足夠的發揮空間，但這個空間又不至於大到發展出不道德的行為。
台灣司法體系有偏向過度立法與過度規範，但執行力卻嚴重落後的現象。所以，何不把法規修正到合宜合理的地步，讓立法委員及主管機關的日子都好過些？也讓企業有追求新商機的更大空間？
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企業跑在法律前面，讓勇於創新的企業及企業家冒著極大的風險，卻可能步上西格爾的後塵，以致愈陷愈深，成為政策、法令的祭品；這樣是否會延緩社會創新發展的腳步？
香港恆隆集團總裁陳啟宗，曾經提過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認為投資中國的企業都「不」應遵循「當前」的法規，而要預想五年後的法規，來規畫公司策略；因為五年後中國政府會以新制溯及既往，就算現在是違法的舉措，未來也將成為合法合理的行為。
我要再次強調，我並沒有呼籲要求開放賭場或讓情色產業合法化，我只是想表達一種態度，當政府在企圖限制犯罪或遏止不道德行為的過程中，諸多的規範可能限制成長及創意。然而，隨著社會逐漸成熟進步，民眾會日益降低對政府指導的依賴度。
最後，我想提一下十九世紀美國偉大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為人民能自我管理。」（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the least, because its people discipline themsel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