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台灣的經濟結構正從製造業邁向服務業，似乎每個人都能琅琅上口，但是由於過往台灣在製造業太過成功，甚至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以至遲遲無法自昔日的餘暉中走出來。儘管製造業的毛利日益低落，以電子業而論，五％的毛利已是共識，但業者卻難以割捨這穩穩落袋的五％，而不願也不敢貿然跨入未知的服務（品牌、行銷等）領域。
在台灣經濟結構努力轉型之際，卻存在著二大主要矛盾，凸顯出台灣長久以來的問題。矛盾之一，便是最近相當熱門的資產股；台灣股市中的資產股，都是成立有相當年代、擁有不少廠房的製造業者，像是台肥、遠紡、大同、達新工及黑松等。當然，不動產開發業者及壽險公司也擁有很多不動產。
整體而言，台灣不動產開發業者的規模太小，因此公司本身沒有能力持有大規模的土地。一九九○年代末期，受金融風暴波及，不動產開發業者亦受傷慘重；這個經驗記憶猶新，因此業者無法向銀行貸得足夠的資金，好一次購足大規模的土地，只能一次一小塊地買來加工興建。另外，壽險公司的不動產比重也過低。從投資不動產相關行業的角度來看，這兩者的吸引力都還不夠。
前述歷史悠久的老牌公司之所以成為股市極佳的資產股標的，是因為他們持有大批廠房土地；以早期都市發展的區段軌跡來看，這些工廠多位於偏遠地區，如復興北路、板橋，甚至南港等地。如今，隨著都市發展，這些地段已搖身一變，成為新都市中心，而舊有工廠土地的價值，已遠遠超過這些公司的本業價值。若說這些公司的價值有九○％來自土地，也許並不為過。
第二個矛盾是，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台灣的失業率已降至近年來的低點，但今年的薪資水準不增反減；這幾年台灣的薪資成長率介於持平到負成長之間。從勞動參與率持續上升，失業率隨之下滑的情況看來，就業機會確實有成長。
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兩個統計數據所呈現的現象呢？勞工需求上升，不是應該帶動薪資成長嗎？怎麼反而促使薪資下滑？此矛盾現象的惟一可能答案是，經濟結構正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服務業的薪資水準，向來比製造業低，所以工作品質在衰退之中。
由於台灣還處在製造業與服務業之間躊躇徘徊的階段，對多數人來說，所謂「服務業」，不是在速食店「煎漢堡」，就是到連鎖餐飲店端盤子；其中尤以美國的服務業為經典。但是與操作重型機械，或在工廠生產精密產品相比，速食店的工作類型不需要太多的在職訓練，算是比較初階的服務產業。然而，廣義的服務業遠比製作漢堡含有更精細的技術及專業內涵。
在較先進的經濟體中，薪資最高的領域通常是金融業，而金融業產值亦在服務業中占了極高的比重。如果經濟體中，一個比重日漸提高的產業，其薪資水準卻逐步下跌，那麼一定是在這個產業中，不該成長的地方正在成長，因而拉低了平均薪資水準。
過去六年來，台灣金融業面臨許多挑戰；如二○○二及○五年的放款危機，以及股市首次公開發行（IPO）家數及籌資案件數的驟減。很明顯地，金融業的成長速度，並不足以填補製造業下滑的缺口。於是，在台灣，煎漢堡或類似的就業機會，便以不正常的比重增加。
這兩個現象各有其特色。就第一個矛盾現象而言，公司絕大部分的價值取決於其土地的市值；若在國外，基本上，這麼一家公司便已經走到生命周期的最後一個階段──清算。不過重點在於，在這些老牌公司中，能夠將當年在台灣的輝煌成就，轉換成亞洲區域，甚或是國際型響叮噹的品牌，可說是少之又少。而不少日本及韓國公司正努力發展成為亞洲區域的大品牌。
但是會造成這種情況，也不全然是台灣公司本身的問題。日本的國內市場龐大，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光是內需市場，便足以養活自家產業，其規模更能作為發展國際行銷的基石。
韓國的國內市場雖然不如日本，但其規模也比台灣大上二、三倍。此外，韓國還傾全國之力，將資源集中在少數幾個品牌發展上；這種方法幾乎讓整個經濟體破產，部分的品牌發展也徹底失敗，不過卻也使少數存活者成為品牌巨人。
至於我們，進入中國內需市場，成為台灣廠商勝過亞洲區二個競爭對手的優勢之一。然而，這麼一班直達車，也被中國及台灣當局雙雙設下的限制給封殺了。
不過，自○五年開始，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得以擁有自己的店面，自今年起，外資企業還可以自行設立連鎖店；這是中國當初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做的讓步。另外，有愈來愈多的台商，要求鬆綁赴中國投資的限制，包括投資金額不得逾四○％淨值的上限。綜上觀察，此一嶄新及龐大的市場開放在即，可以預期零售業將出現一波新的成長動能。
不過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還有其他大石頭必須移除，也就是文化障礙。台灣的公司文化仍停留在製造文化，行銷文化還相當欠缺。
許多在中國發展的食品及飲料品牌，登陸至今多年來，仍無法獲利；因為他們仍舊認為，自己是在「製造產品」，而非「銷售產品」。在他們的既有觀念中，畢竟飲料不過是一堆糖水調味後，包裝成鋁罐的產品罷了。然而，成功的關鍵不在於產品製造，而在於如何打敗競爭對手，吸引消費者選購自己品牌的產品。這些全都與廣告、產品定位，以及通路管理等有關。
然而，台商的作法正好相反。我看到多數台商進入中國的第一步，就是設廠生產產品；但是他們很快便發現，由於把企業的主要資源壓在產品供給上，因而疏於開發市場需求；產能雖然擴大，但因為需求還未被刺激出來，當初積極建立的工廠，產能利用率可能只達到三成的水準。突然之間，台商在中國投資的資金蒸發殆盡，再也無力負擔廣告及通路的投資，情況就這麼一路惡化、循環。
其實，台商應該考慮許多外商在台灣的作法——將製造外包給在地的製造商，將營運焦點聚集在品牌發展上；一旦需求達到規模經濟，再來決定是否要自行投資設生產工廠。
此外，在媒體、廣告及顧問諮詢方面的行銷文化，也將發展成為服務業的一項全新獲利要素。
不論在美國或台灣或其他經濟體，金融業都是服務業最重要的組成分子。更重要的是，台灣不但要對四○％的投資上限進行鬆綁，台灣內部還要有足夠的「雅量」，開放本地資本市場為投資中國而進行籌資活動，金融業的劣勢才得以扭轉。
如此一來，我們便無需擔心台灣的資產股，未來除了炒作或清算外，沒有其他更積極的作為；也不必眼巴巴地望著日本三越或韓國三星在台灣攻城掠地，卻束手無策。更不必接受前景展望極佳的服務業，市場明明在成長，卻只帶來失業率與薪資同步走低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