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外資收購台灣企業、銀行的消息此起彼落；有的人認為，外資收購台灣公司，有助於提升台灣公司的價值，反對的人則以為，台灣的優勢將因而逐一流失。在賣與不賣之間，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取得較平衡的結果呢？
金融國際化多年發展下來，表面上，全球市場的資本是可交換、有效率，且是無國界的；然而前述這類債券的存在，印證了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如果全球資本市場真的如此有效率，那麼企業只要在自家市場發行債券，便可吸引國際資金進駐。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全球資本市場的疆域仍舊存在，這點為近來疲弱的台灣財金經各方面帶來一些好消息。
首度在台灣發行的福爾摩沙債券，對台灣市場或許是一項陌生的金融工具，但它不但可活絡台灣死寂的資本市場，同時也可以帶動經濟成長率，達到甚至超過應有的水準。大家普遍感受到，台灣經濟快被本身過多的資金給淹沒了；企業及銀行手中滿滿的現金，但是他們的股東權益報酬率（ROE）卻明顯下滑。公司持有過多的現金，是一種資本的浪費，尤其在利率低於二％的水準下，更是如此。
正如上回我們討論過的，台灣的薪資成長停滯不前，公司非但未運用手中現金進行新投資案，更不會向銀行借錢擴張，因此就業機會雖有成長，但不足以帶動薪資水準同步成長。同時，企業的全球競爭力節節敗退，在中國市占率也不進反退。
這些現象的絕大部分原因，是台灣企業受限於政策，而無法在中國這個全球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進一步擴張。當然，企業在台灣的投資也同步驟減。國際上叫得出名號的企業，無不想在中國分一杯羹，但台灣反而與之進行切割；這種情況下，還有誰願意投資台灣這麼一個自絕於成長的市場呢？
美國的資本市場利用債權證券化，實現難以想像的成就。在二○○○年網路泡沫戳破時，銀行有三分之二的新放款，是在一九九八年至二○○○年間，貸放給電訊產業；但由於銀行透過證券化商品，而降低了整體承受的風險。因此在泡沫過後，美國銀行業幾乎未因而吃到倒帳。
至於近年蓬勃的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化，則更提高了全體美國人的生活水準，並且還有助於美國金融產業發展得更具優勢。全球投資銀行界有所謂的「Bulge Bracket」（最佳承銷商），多數都落到美國券商手中，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及花旗集團，只有瑞銀及德意志銀行是非美系券商。
台灣擔心突然開放投資中國上限，會發生難以逆料的後果，這種心態可以理解。這麼多年來，四○％的投資上限遲遲未能鬆綁，政府也禁止企業透過台灣資本市場，為投資中國而進行籌資活動。台灣政府擔憂一旦限制解除，將引爆一波資本外流，繼而對台灣的就業市場產生更負面的衝擊。
我曾與多位台灣政府官員有過會談，其中不少人也承認，台灣對投資中國的限制，一開始就是個錯誤的決策，但畢竟已經實行這麼久了，沒人敢修補錯誤，就是害怕一改變政策，會打開資金外流的閘門。
另外，台灣資本市場的定價也很矛盾。台灣利率雖然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若以長天期利率觀察，甚至比日本的殖利率還低；但台灣的股權成本卻可躋身全球最高國家之林。公司咬牙發放高達四％的現金殖利率給投資人，為的就是要維持他們對股票的興趣。非但如此，為了投資人，企業還得被迫定期買回為數不少的自家股票，以提振持續低迷的股價。最近連股王宏達電都不能免俗地搞這種把戲，就知道其他公司對維持股價的壓力有多大了。若以市值計算，公司買回庫藏股而推升股價，實際上已使投資人的現金報酬率超過一％。
最後，現金減資也算是台灣資本市場獨有的現象；以市值計，很可能產生另一個一％的現金殖利率。好了，這些「利利扣扣」加總起來，台灣公司被迫發放給投資人的現金報酬率竟高達約六％。這還不打緊，即使市場預估，明年企業獲利成長約二○％，但投資人卻只肯給台灣公司十三倍的本益比。低利率與高資本成本，是低經濟成長的徵兆，抑或顯示出，一個經濟體的運作遠低於其成長潛能。
在此我想建議，台灣政府應該允許銀行放款給打算投資中國的台灣公司，銀行再將這些債權證券化，並出售給專事投資固定收益的外資法人機構；這裡的「外資法人」，並不是指一般投資股票市場的外國專業投資機構（FINI）。
再者，由於台灣的利率遠低於全球平均利率水準，甚至比這些外資法人的資金成本還便宜，因此，我們也應同意他們到台灣市場籌資，也就是透過發行類似福爾摩沙債券，來向本地市場借錢。
這種結構設計的第一個好處在於，投資中國的風險可由外資法人來分攤，而非由台灣的銀行「獨享」；○二年台灣銀行所面臨的巨額壞帳損失中，投資中國的呆帳也占了其中一部分，我們不能裝作沒這回事。第二個益處是，台灣超額的資金可被有效吸收，並進行報酬率更高的投資；而且，本地投資人亦可投資於國際機構發行的債券，不但風險低，報酬率也比銀行利率來得高。
第三個好處是，台灣的金融市場可望再次展現活力，成熟度及業務範圍也可以同步升級；台灣金融機構有機會成為亞洲區域的大型銀行，並將自己及台灣資本市場定位在正確的方向，比方說，發展成為大中華圈高科技產業的金融巨擘。
另外，我們還可以採行更進一步的安全機制，以確保台灣的競爭力不會突然流失殆盡。例如，當企業投資中國的資金達到一定比重後，可能是四○％、五○％，或任何比重，台灣公司要繳交一筆「西進過路費」（China Access Fee）。在不可避免的經濟重整過程中，這筆錢將作為留在台灣的勞工訓練及福利基金，以協助不幸失業的勞工，讓他們能重新調整再出發。
台灣無法永保當前的經濟優勢，但是逃避調整，只會削弱台灣未來的競爭地位。隨著台灣的工廠相繼關閉西進，嶄新、較高附加價值及更知識密集的產業，將逐漸取代舊有產業的地位。
在這個轉換過程中，一定要付出時間成本，並致力降低對一般勞工所造成的衝擊，這些都是產業轉型過程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對台灣經濟而言，付出這些成本，所換回來的，就是投資中國的門檻愈來愈低。
此刻台灣市場突然出現這種新債券，必然有其道理存在；德意志銀行發行福爾摩沙債券，一定是發現了台灣在大中華經濟圈的特殊利基；這是台灣的優勢，也應該成為台灣國家發展的重要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