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分工日益專業化，提高了產業的效率，全球經濟亦因而受惠。當前，台灣依舊維持全球電腦、電子製造的龍頭寶座；歐洲則持續執精品、製藥及化學領域之牛耳；美國則是電子品牌及金融服務的巨擘。至於中國最擅長的，當然還是組裝及勞力密集的製造活動。
不過，在這些區域享受各自強項利益的背後，其政府也無可避免地付出代價──對本國經濟喪失部分的掌控權。
我們曾經討論過，美國Fed（聯邦準備理事會）對貨幣環境的影響力，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得心應手，以致聯準會的升息措施，對過熱的美國經濟降溫效果有限。另外，逆轉的殖利率曲線，不但持續時間破了紀錄，其短長期利差程度也是史上最高。再者，在過去，每逢殖利率曲線逆轉，便表示經濟即將步入衰退，但這回美國經濟則始終維持強強滾的局面。
以上原因不外乎是跨國資金不停地流動，以致雖然短期利率處於高檔，但根本達不到嚇阻投資人的結果。甚至，不少國際投資客乾脆到日本，甚至台灣，借出低利貸款，再將借到的錢匯回美國進行投資。要與來自全球的資金作戰，難怪美國聯準會對自家經濟的掌控能力愈來愈力不從心。
我們不得不說，聯準會新任主席柏南克上任的第一年，在預估經濟數據及指引經濟趨勢方面，算是相當稱職，也贏得市場的認同；但市場也不得不質疑，這到底是柏南克真的很厲害，還是他的手氣太旺？僅靠短短一年的績效，離蓋棺論功過的時刻還早得很。
要判斷政府政策的效果，往往需要好多年的時間，而且很可能到了最後，我們才明瞭，原先我們認為決策高層有能力達成其政策目標，但是這樣的看法，其實只是自欺欺人罷了。
就像一九三三年，美國羅斯福總統推行一系列的經濟政策，稱為「新政」（the New Deal）。一般認為，新政成功地扭轉了一九二九年以來的大蕭條局面。但換個角度想，就算沒有羅斯福、沒有新政，在大蕭條後過個五年、七年，經濟本身是否有自己復原的能力，足以將先前的泡沫消化殆盡呢？
不過，就算政府政策不見得有正向的意義，但並不表示，這些政策不會造成任何影響。以台灣目前的對外投資政策來說，投資中國設限在四○％的目的，主要在避免台灣的資本外流，並鼓勵國內投入更多的資本支出。事實上，長期而言，這個限制措施對降低資本外流似乎沒什麼幫助，搞不好反而成為刺激資本外流的起跑槍聲。
台灣對投資中國的限制，採取階梯式的規範方式，上限定在四○％；對淨值五十億元以下的台灣公司，投資中國的金額不得超過淨值的四○％，也就是二十億元；淨值超過五十億未滿一百億元的部分，投資中國的金額不得逾淨值的三○％；淨值超過百億元以上的部分，投資中國的金額限制不得超過淨值的二○％。
依此規定，全體上市上櫃公司投資中國的平均金額限制，僅占總淨值的二七％；而投資中國金額達到或超過上限的公司家數，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或許只有二十至三十家而已。
不過，我們無法了解的是，那些未達上限規定的公司，為了不違反法令，而必須放棄多少投資中國的機會，其機會成本到底有多高；更嚴重的是，他們對未來國際經營環境劇烈變化的因應能力，是否會因而降低。
另外，投身中國擴展營運的公司，也面臨其他困境。首先，這些公司從台灣資本市場所籌措的資金，包括所有的銀行借款，以及自資本市場辦理現金增資所籌到的資金，投入中國事業的比重，不得超過一○％。
其次，部分對台灣未來發展相當重要的策略性產業，也一併受到限制，如半導體科技及農業技術等。所幸有不少產業，最近已獲准開放前往中國發展。
所以，因為限制而受到影響的公司，一定遠高於那二十至三十家公司；同時，投資台灣的資本金額，則已明顯低於台灣經濟規模所應有的水準。這部分可從投資金額、企業手中持有的高現金水位，以及台灣首次公開發行（IPO）家數的大幅減少，最重要的，是台灣超低的利率水準，便可略窺一二。
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形成是高是低，利率或許是一個極佳的指標。台灣目前世界超低的利率，便明白顯示，企業一定是緊縮在台灣的投資；而投資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台灣政府用盡各種方法，將自己與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體進行切割。
然而台灣一如全球其他已開發國家，正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對台灣而言，儘管這個問題的迫切性不如日本或歐洲來得嚴重，但確實在逐漸惡化之中。過去五年來，台灣的生育率大幅下降，還有很高比重的年輕人，或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西進對岸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意味著，留在台灣的人口中，依賴投資收益作為日常生活支出之用的比重，會愈來愈高。可是以台灣一％至二％的利率，這樣夠用嗎？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資金流往海外，追求更高的投資收益。光是去年第三季，台灣的資本淨流出便高達一二○億美元。這些數據每季才公布一次，而且是在當季結束後，過了好幾個月才公布。從每月的貨幣供給數據中，也可透露出資本外流的情況是否有加速現象。目前貨幣供給成長率介於五％至六％之間，顯示自去年第三季以來，資本外流的情況並未明顯改善。
還有，貨幣供給的緩慢成長，也使得股市多頭行情難以為繼。隨著指數愈墊愈高，市場需要更多的新錢投入，才能推動股價再上層樓；因為公司的市值及市場流動的籌碼，雙雙隨著股價走高而增加。籌碼增加是因為在股價上漲過程中，長期持有的股東開始出脫持股。
以一家市值一百億元、在外流通籌碼二○％的公司為例，股價若要上漲五成，需要十億元的資金。等到股價上漲五○％後，假設外在流通籌碼增加至二五％，此時，要再推升股價上漲五○％，便需要十九億元的資金，幾乎是前一波漲幅所需資金的一倍。所以說，五％至六％的貨幣供給成長率，根本無力推動股市走出大行情。
由於利率處於低檔，加上股市走勢令人失望，投資資本開始出現鬆動外流的現象。
這就是為什麼四○％的投資上限，無助於減緩資本外流的原因。長期而言，資本只會以不同的形式，透過不同的管道流出台灣而已。
在這樣的狀況下，政府若繼續死守四○％上限的政策，恐怕只會讓區域經濟以及全球經濟，加速「去台灣化」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