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灣情況來看，若再由政府負擔大學教育費用，會使窮人繳更多稅，去補貼那些應該負擔更多稅收的富有家庭子女的教育費用。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都要吵一次究竟「該不該調漲學費」的問題，而且討價還價吵個沒完。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從誰受惠誰負擔，以及稅制是否公平來看。
教育是一種投資，這個投資到底應該由誰出錢？政府還是個人？從台灣過去發展三、四十年的角度來看，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然而，十年來大學數量增加，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減少，每個學校享有的資源不增反減，加上財源拮据，未來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會捉襟見肘，教育品質勢必會受到更大影響。此時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是，學費要像過去一樣管制，還是應該做某種程度的開放？
教育的根源是誰來負擔這筆費用？來源不外乎有三：政府、家長或學生自己。這三方的比率該如何分配，則牽涉受惠多寡問題。大學教育最主要的受益者是個人還是社會？如果是個人受惠多，學生本身或家庭就應該多負擔一些，如果是國家受惠多，當然應該是國家負擔比較多。
從世界各國經驗來看，美國大學教育個人受惠最多，所以個人或家庭負擔較多，北歐國家則由政府出資；前者以資本主義、個人投資未來的角度出發，後者是以福利國家角度來制定政策。
如果以政府負擔的角度來看，其實還是全民負擔，因為政府經費來自全民，因此稅制符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就格外重要。北歐福利國家的有錢人多繳稅，代表多負擔教育費用，孩子念大學不用繳錢，家裡已經付了，這樣是有道理的，反映社會的公平正義。
但是以台灣的情況來看，有錢人是不是繳了最多的稅？大家都知道答案不符合公平正義。相反的，我們大部分的富人不一定繳最多的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由政府負擔大學教育費用，會產生窮人繳更多的稅，去補貼那些應該負擔更多稅收的富有家庭子女的教育費用，讓更違反公平正義的事情發生。
我認為，台灣如果要走向管制學費，前提應該是稅負要實現公平正義，如此學費管制才有其基本的正當性，否則只會造成更多薪資階級或中下階級補貼有錢人享受教育。
我們現在「反高學費」往往忽略這一點，反而協助更多有能力、應該負擔更多學費的人享受大部分的好處。也許有人會問，開放大學學費之後，還有誰念得起這些好學校？事實上，好學校為了爭取人才，錄取標準是衡量成績而非家庭背景，只要是人才，就算學生沒錢，也會設立各種獎助學金協助，一流學校就是以作育英才為首要任務。（本專欄由司徒達賢、樓永堅、吳靜吉、李仁芳共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