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分工先於公司治理 P.4

張明宗

2004-07-08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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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達科技在今年三月申請發行全球存託憑證以募集資金，但發行不順遂而無法償還舊債，因此在六月十四日向士林地方法院聲請重整，後來證交所予以停止交易。

博達案有一些疑點引起大眾質疑高層經營者的操守；因此，有些人感嘆自從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引進的公司治理沒有落實。然而台灣真正要感嘆的是：我們渴望引進的公司治理，其正確性其實低於我們固有的「專業分工」傳統。

公司治理乃是要解決底下的問題：一個企業如果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則高層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會有所差距，因此需要一些防弊機制來防止高層經營者自肥。然而，戰國時代的商鞅早就看出防弊措施的局限性。

例如，他強調，防止別人謀私的監督者本身也想謀利：「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以何相禁？」我國立法院的表現正是商鞅理論的最好註腳：在政治的領域中，「制衡」是防弊的重要手段；不過，我們在立法院當中，不也常看到制衡者利用制衡的力量來威脅被監督者以謀私利！

商鞅認為，比較好的方法乃是「別其勢，難其道」，以現代的術語來說，也就是把權力進行切割，讓每個人只控制部分的權力，如此就可以使官吏為非作歹的空間減少，這才是釜底抽薪之道。商鞅的這個看法到現代仍然屹立不搖，因為「分權」除了可以達到商鞅所強調的防弊的效果，還可以發揮經濟學所強調的專業分工的好處；以分權來防弊，可以「摸蛤兼洗褲」。

先進國家（尤其是歐洲與日本）的弊病，乃是在「重商主義」的傳統之下，迷信大企業的壟斷力量，因此把資源集中給大企業。後來，在吃了一些苦頭之後，仍然沒有放棄大企業的迷思，只是發展出各種機制去制衡大企業；這些機制包括勞工、消費者保護運動以及公司治理等。先進國家很像是「厚黑學」所諷刺的補鍋匠：先製造問題，再去解決問題！

台灣走的路其實與先進國家大不相同，台灣的中小企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表示，我們把資源分散在許多企業的手中，這相當於說，我們已經從宏觀的角度把權力做了許多切割，這自動會有許多防弊的功能。

例如，我國的企業規模較小也比較專業化；這兩個特性會產生兩個優點：其一，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一般來說會較為一致，其二，這種企業如果有問題，比較會暴露出來（一個多角化的大企業有比較大的空間藏污納垢），可以早死早超生。

台灣近年來的可嘆之處之一乃是：受惑於先進國家對於大企業的迷思，而鼓勵金融業的大型化或合併。然後，為了制衡大金融機構，政府又把監控金融業的機構統編成金監會。政府的這個作為相當於走向「以暴制暴」：容許民間擁有重砲，然後開出坦克來對付百姓。

嚴格來說，我們不否認公司治理仍有價值，但是其位階要放在專業分工之下！但是，制衡則是似是實非的觀念，應該用分權加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