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緊縮部分投資及銀行貸放審批，儘管財經專家普遍認為這對台灣經濟影響屬於短空長多，台北許多機構投資人及菜籃族仍然大拋持股。這種不究事物本質，儘憑新聞媒體報導或標題立做即興反應的現象，無以名之，姑且以「看報治國」稱呼。
這一事件在媒體報導中被忽略的基本事實是：根據中華民國民法第一○九四條，父母不能行使監權時，其監護人順位祖父母優於伯叔。既依國法辦事，則所謂「台灣之子判歸外族」的反應即屬過當。然而，許多人不明基本事實，難免被炒作新聞的媒體牽著鼻子走，激起情緒。
新聞媒體在本質上是公家取得資訊的來源，一般人據以瞭解所處的時空環境，對事物形成觀感，產生價值判斷；健全的媒體因而是公民社會所不可或缺的部門，也是民主法治所倚賴的公器。
台灣自十六年前媒體解禁以來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在實務上，媒體並非不沾商業利益、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的明鏡，卻往往是凹凸不平的變形鏡，有時是放大鏡，有的是顯微鏡，還有時竟是哈哈鏡。透過變形的媒體世界，人們在每天萬般熱鬧的新聞中，很難如實地看到真相。
事實上，容易「看報治國」的，不限於只從報紙斗大標題、電視跑馬燈即做反應的一般公家；愈來愈多專家學者，亦不免在未搞清楚基本事實之前，率爾根據記者轉述而驟下斷語，大發議論。至於有些「名嘴」，聞道總比別人快一步，自然是助長甚或創造「看報治國」的源頭。
李登輝前總統似乎是少數最能看透這種媒體製造假象的領導人。一九九○年代的修憲，有一家報紙寫了幾十篇社論罵他，李先生對於這種不屬「正論」的文章，完全不加理睬。其實，這些社論並非旨在講理，只是凸顯社論作家「逢李必反」的心態，如果隨之起舞，台灣的憲改，包括凍省、總統直選，迄今都不可能實現。
最近有人以關電視機、退報或抽廣告抵制不良媒體，似乎顯示屬於的不良媒體說不的民間李登輝愈來愈多。如果有更多人抗拒「看報治國」，台灣社會明天一定更好。
新聞媒體在本質上是公家取得資訊的來源，一般人據以瞭解所處的時空環境，對事物形成觀感，產生價值判斷；健全的媒體因而是公民社會所不可或缺的部門，也是民主法治所倚賴的公器。
媒體既為現象、消息來源與事實之間的中介，它要善盡其責，即必須傾力報導事實真相；如果媒體所報導的不是真相，而只是求快求聳動卻不完整不實在，則杻曲的資訊勢必導致公眾誤判，進而做出錯誤的抉擇或決定。
台灣自十六年前媒體解禁以來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在實務上，媒體並非不沾商業利益、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的明鏡，卻往往是凹凸不平的變形鏡，有時是放大鏡，有的是顯微鏡，還有時竟是哈哈鏡。透過變形的媒體世界，人們在每天萬般熱鬧的新聞中，很難如實地看到真相。
變形鏡所反映的，往往是未經查證平衡所導致的不實描繪，或者反映媒體主管「從台北看天下」的自大與狹隘，也可能只是為求引人注意而刻意強調的人咬狗。如果人們再根據這種變形鏡所傳遞的內容去做反應，不論是形成觀感、判斷、評論或決策，即有如在沙灘上蓋大樓；樓蓋得愈高，因根基不實而傾倒的危險愈大。
事實上，容易「看報治國」的，不限於只從報紙斗大標題、電視跑馬燈即做反應的一般公家；愈來愈多專家學者，亦不免在未搞清楚基本事實之前，率爾根據記者轉述而驟下斷語，大發議論。至於有些「名嘴」，聞道總比別人快一步，自然是助長甚或創造「看報治國」的源頭。
而媒體在其間，操控議題，口水當做新聞，當然對於彙集各方反應，充塞版面或時報。台灣的新聞，不論平面電子，張三說李四說的眾說紛紜特別多，而真相往往不明白，正是其必然產物。
李登輝前總統似乎是少數最能看透這種媒體製造假象的領導人。一九九○年代的修憲，有一家報紙寫了幾十篇社論罵他，李先生對於這種不屬「正論」的文章，完全不加理睬。其實，這些社論並非旨在講理，只是凸顯社論作家「逢李必反」的心態，如果隨之起舞，台灣的憲改，包括凍省、總統直選，迄今都不可能實現。
就此而言，李先生是破除「看報治國」而敢於拂逆媒體的堅定領導人。他在九○年代中期堅持戒急用忍政策，抗拒中國磁吸，為台灣產業保留根基與元氣，同樣也是敢於對媒體，至少是向統派媒體說不的勇者作風。
最近有人以關電視機、退報或抽廣告抵制不良媒體，似乎顯示屬於的不良媒體說不的民間李登輝愈來愈多。如果有更多人抗拒「看報治國」，台灣社會明天一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