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外電報導，標準普爾（S&P）調高日本八家銀行的評等，這對蒙塵經年的日本金融界來說，可真是時來運轉、鹹魚翻生。S&P調升的主要理由是，日本銀行近年積極打銷壞帳，出售NPL（不良資產），而日圓升值，對日本銀行也有水漲船高的助益。
早先銀行放款只看客戶提供的擔保品，而不管客戶借錢的目的，更不分析企業客戶的信用狀況。同時部分放款單位，如銀行、壽險等，在資金貸放出去後，也沒有定期調查客戶的資金使用情形，因而才會逐漸形成所謂「債留台灣、錢進大陸」的現象。
不過台灣的問題不在於債留台灣或錢進大陸，而在於債與錢之間沒有連線；銀行對債權的監督能力只停留在台灣，而未隨著廠商進入中國。當然，另一個問題是，銀行根本不知道客戶的資金用途；如果知道客戶要投資中國，銀行大概就不會借錢；就算准了，也沒有辦法跨越海峽到對岸監督。不管是哪一個環節出了狀況，反正債與錢就此被切割了。
較好的作法，是將公司負債以實際的市價處理。在資本市場裡，公債、公司債，甚至銀行的債權都是有價的，既然有價，就有漲跌，而參與的人便要承擔這個風險。
同樣地，銀行的債權人——存款客戶，也要有這樣的認知：如果不好好挑選往來銀行，存在銀行裡的錢，也有可能因為銀行經營不善而打折或拿不回來。
國際間對銀行業的資本適足率（BIS）要求不得低於八％；BIS的計算方式十分複雜，不是光看資產負債表就能懂的。一旦銀行的BIS低於八％，即表示這家銀行需要增資，否則便暴露在極大的財務風險中。
BIS不足八％還有得救，但是資產價值低於負債加股本的價值，即銀行實際淨值是負數的大洞就比較棘手。要補這個洞，大概有三個方式。
首先，銀行客戶要接受存款被打折的可能。銀行沒做好放款的功課，便得付出債權損失的代價；存款戶沒做好了解銀行的功課，也得承受相同的代價。
這種作法是資本遊戲中最理想的境界，盈虧自理、風險自負。但是過去台灣政府對銀行存款做過承諾，既然有政府「掛保證」，所以民眾存款不需要事先了解銀行良窳。還有，一旦客戶的存款被打折扣時，表示銀行存款不再受到政府保障，體質較差的銀行將遭擠兌，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將形成更嚴重的金融風暴。
日本政府先前在處理銀行問題時，採取對舊有存款完全保證、新增存款部分保證的作法，看來合理可行。問題在於，銀行的舊存款因為有保證而不願走，新存款因為只有部分保障而不肯來，於是形成資金周轉上的難題；逼到最後，日本政府只得妥協，承諾不分新舊存款全數保障。
第二個補洞措施，是政府編預算彌補存款差額。如此，沒人受到直接的損失；存款戶的錢都拿回來了，而民眾本來就要繳稅，政府預算也都循體制內的管道進行。政府有負債上限的規範，所以我們也不必擔心下一代子孫會承擔過重的債務。
當然，政府的公共財（public goods）會因此嚴重損失，但分攤到每一個國民身上，感覺微乎其微。
可是如果我小心選擇往來銀行，卻也得承受部分銀行擺爛的後果，那以後為何要選擇財務健全、但是利率較「扣」的銀行？哪家銀行利息高就把錢存在哪裡，不是比較聰明嗎？然而存款戶若不需要負擔風險，就永遠學不會衡量風險，錢就會隨便亂存，政府也就永遠要幫他們擦屁股。
第三個方式是等！等到資產增值，所有的壞帳、財務問題便迎刃而解。這是二十年前台灣遇上國泰信託及第十信用合作社事件時所採取的作法。基本上，當時政府並沒有什麼基本改革，銀行只做一件事，就是等。等到一九八六、八七年，股票、房地產開始大漲，掩飾了窘相，大家也以為問題解決了。
這個作法的好處是，沒有人因此而損失，包括銀行、存款戶及納稅人，甚至不負責的股東，所以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方式。但是它的壞處是，我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三年、五年，還是像日本一樣，一直都等不到？同時在等待的過程中，問題還會繼續惡化下去。第二個壞處是，就算這次度過危機了，以後還會再度發生。台灣二十年前的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是二十年後又捲土重來。
金融改革不是只有把一些銀行合併起來，也不是開放讓銀行做其他業務，如金控，就沒事了；這些方向不是不好——坦白說，也沒什麼好或不好；但說實話，減少銀行數量不見得就能解決金融問題。
美國銀行十五年來做了不少改革，但銀行數量仍和十五年前的一萬四千家差不多，可是分類更清楚明確。台灣人口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照理講應該有一四○○家金融機構才對，所以目前的五十多家金融機構並不算多。問題不在於家數多寡，也不在於能否承作證券、保險或信託業務。金控是一個選擇，但不是必然的方向。
真正的癥結在於，體質差的銀行始終存在，讓市場擺脫不了價格的競爭。台灣的金融問題不在於銀行太多，而是爛銀行太多；台灣的金融制度也設計成，爛銀行比認真的好銀行活得更舒服。
儘管過去幾年，政府做了些金融改革，但是當改革到一個階段，便又鬆懈下來。目前整體的氣氛好像在走第三個方式，就是等；等到景氣上來、資產膨脹。雖然這個機會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更要趁大景氣來臨之前，加快改革的腳步，否則一旦壓力減輕，改革的動力也隨之減弱。
以台灣當前的環境，採取第一個方式幾乎不可行；不過在景氣回升之際，可以先效法日本先前的作法，承認舊帳、對新存款設定保證額度；等到市場全面接受，再往前推一步，達到風險自負的境界。一旦到了這天，台灣的金改才算竟全功。
第三個方式是等！等到資產增值，所有的壞帳、財務問題便迎刃而解。這是二十年前台灣遇上國泰信託及第十信用合作社事件時所採取的作法。基本上，當時政府並沒有什麼基本改革，銀行只做一件事，就是等。等到一九八六、八七年，股票、房地產開始大漲，掩飾了窘相，大家也以為問題解決了。
這個作法的好處是，沒有人因此而損失，包括銀行、存款戶及納稅人，甚至不負責的股東，所以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方式。但是它的壞處是，我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三年、五年，還是像日本一樣，一直都等不到？同時在等待的過程中，問題還會繼續惡化下去。第二個壞處是，就算這次度過危機了，以後還會再度發生。台灣二十年前的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是二十年後又捲土重來。
金融改革不是只有把一些銀行合併起來，也不是開放讓銀行做其他業務，如金控，就沒事了；這些方向不是不好——坦白說，也沒什麼好或不好；但說實話，減少銀行數量不見得就能解決金融問題。
美國銀行十五年來做了不少改革，但銀行數量仍和十五年前的一萬四千家差不多，可是分類更清楚明確。台灣人口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照理講應該有一四○○家金融機構才對，所以目前的五十多家金融機構並不算多。問題不在於家數多寡，也不在於能否承作證券、保險或信託業務。金控是一個選擇，但不是必然的方向。
真正的癥結在於，體質差的銀行始終存在，讓市場擺脫不了價格的競爭。台灣的金融問題不在於銀行太多，而是爛銀行太多；台灣的金融制度也設計成，爛銀行比認真的好銀行活得更舒服。
儘管過去幾年，政府做了些金融改革，但是當改革到一個階段，便又鬆懈下來。目前整體的氣氛好像在走第三個方式，就是等；等到景氣上來、資產膨脹。雖然這個機會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更要趁大景氣來臨之前，加快改革的腳步，否則一旦壓力減輕，改革的動力也隨之減弱。
以台灣當前的環境，採取第一個方式幾乎不可行；不過在景氣回升之際，可以先效法日本先前的作法，承認舊帳、對新存款設定保證額度；等到市場全面接受，再往前推一步，達到風險自負的境界。一旦到了這天，台灣的金改才算竟全功。
